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吳義勤（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

宋 偉（東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柳建偉（八一電影制片廠廠長）

張志忠（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悠久的歷史與沸騰的現實，為文學塑造富有中國特色、本土經驗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提供豐沃土壤。文藝工作者貼近大時代的靈魂脈動，表現歷史劇變中人的命運遭際，塑造萃集時代和人生深刻內蘊的英雄、弄潮兒、普通人等形象，豐富當代文學人物畫廊，正逢其時

張江：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談到“希望大家堅持服務人民，用積極的文藝歌頌人民”時，特別提到文學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問題。他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這既體現文藝創作基本規律，也切中當下文藝創作的某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領會、反思提高。

典型塑造是文藝創作中心環節

吳義勤：文藝作品需要通過典型人物講述故事、揭示主題，并以此來吸引受眾、感動受眾，因此，人物形象塑造的得失就成為一部敘事作品成敗的關鍵。恩格斯在給哈克納斯的信中談到“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藝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

從中外文學發展史來看，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始終是敘事作品創作的中心環節。優秀的敘事文藝作品，因為成功塑造了典型形象，產生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中國現代文學中，魯迅筆下的阿Q、巴金筆下的覺新、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曹禺筆下的繁漪都是典型人物。當代文學經典成功塑造的朱老忠、楊子榮、梁生寶、江姐等新人物形象，也都以鮮明時代性和豐滿性格感動成千上萬讀者。

相比之下，當前文藝創作還存在不小差距。在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問題上，我們經歷過理論的混亂和認識的誤區，也走過不少創作實踐的彎路。改革開放前，文藝創作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現過簡單化、機械化傾向，“一個階級一個典型”“主題先行”“理念先行”等認識誤區影響文藝作品人物刻畫的質量。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現代主義文藝和先鋒文學興起，反典型、反英雄、去崇高化、碎片化、符號化等創作理念開始流行，人物形象塑造對文學作品的價值被輕視，有作家公開宣稱在作品中不塑造人物，即使刻畫人物，也拒絕人物的社會性、時代性、歷史性，而一味專注于人物潛意識和欲望心理的挖掘描寫。由此，“大寫的人”變成“小寫的人”，是非善惡完全被“零度情感”取代。

面對當下高歌猛進的時代和波瀾壯闊的生活，“從人民的實踐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既是新時代給文藝家提出的新任務，也是當代文藝家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典型的要義在于典型化地表征時代

張江：典型的要義在于表征時代。從文藝本體角度來講，這意味著，富有典型意義的文學藝術應該是也必然是與時代貫通的，而不僅僅是只與“自我”相通的“內化品”。它濃縮時代、折射時代、呼應時代，成為時代的意義表征。從文藝創作角度來講，這意味著，典型環境也好，典型人物也好，都應該在社會歷史環境和社會歷史人物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社會歷史屬性是它們的天然屬性。

宋偉：“典型”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個關鍵概念。恩格斯曾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作為評析藝術作品價值的最高標尺。長期以來，圍繞恩格斯關于“典型”問題的探討取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極大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理論內涵。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對于“典型”問題的理解依然存在“狹隘化”傾向：將“典型”僅僅理解為人物刻畫、環境描寫等寫作手法，導致社會歷史維度的缺失，難以彰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廣闊社會歷史視野。

所謂“社會歷史維度”就是強調文藝是時代精神的表征，強調文學藝術在宏闊的歷史意識觀照中承擔社會關懷的神圣使命，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樣：“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對個體、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把握的作品”“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以這樣的視角來理解“典型”，尤其是理解恩格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命題，就會使其獲得應有的理論內涵。具體而言，文藝創作者只有具備自覺的歷史意識、獨到的藝術眼光和卓越的藝術能力，才能以藝術審美方式塑造時代人物、折射時代精神，真正做到“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新時代文藝創作者有能力也有責任承擔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我們期待，在這樣的歷史視域中，當代中國文學藝術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偉大經典。

典型人物是文學史醒目坐標

張江：一段時期以來，有人把“典型”和“類型”相提并論，要用“類型化”取代“典型化”。事實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無法互相替代。類型是文學細分的結果，它對應市場取向和受眾趣味，是大眾文化工業的產物。典型對應的則是文學作品的內在品質和高度，是衡量一部作品成敗得失的重要指標。只有類型沒有典型，中國文學無法實現向“高原”甚至“高峰”的邁進。

柳建偉：什么是文藝高峰作品？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成功塑造出一個或若干個典型人物形象的作品。魯迅如果沒有塑造出阿Q這個不朽典型人物，今天恐怕難以站在中國百年文學最高處。曹禺如果沒有塑造出繁漪、陳白露這兩個一言難盡的典型人物形象，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百年話劇史上的頂尖人物。《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和《三國演義》，之所以被譽為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都成功塑造出典型人物群像。

外國文學史同樣印證這個論斷。沒有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奧賽羅這四個悲劇人物，便沒有莎士比亞戲劇之王的地位；沒有拉斯柯爾尼科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便沒有說不盡的文學大師陀思妥耶夫斯基。典型人物是文學史最閃亮、最醒目的一個坐標。沒有這個坐標，就不能成為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文學勝景。綜合考慮，典型人物一般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特征：代表的廣泛性、性格的獨特性和心靈的深邃性。代表的廣泛性是指文學人物能夠代表一個群體，折射時代精神；性格的獨特性是指文學人物的性格與眾不同、獨樹一幟；心靈的深邃性是指文學人物生動立體，富有精神內涵。

習近平同志抓住文藝創作要害，號召作家藝術家著力創造典型人物，為中國文藝鑄就新的高峰。當代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社會生活天翻地覆，為新的文藝高峰積累肥沃土壤和豐富營養。作家藝術家們若仔細研讀生活，遵循文藝創造規律，一定能創造出一批可與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形象。

塑造新時代典型人物

張江：典型塑造是文藝創作的偉大傳統，成就了眾多經典之作。對作家藝術家而言，典型塑造能力是核心競爭力，是作品藝術高度決定因素之一。同樣，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高度，也取決于當代文藝家塑造新時代典型人物的創作實踐。

張志忠：文壇景象變化紛紜，創作之道卻一以貫之，以典型形象成就經典作品，是總括中外文學史的重要經驗和偉大傳統之一。

改革開放后，經歷歐風美雨激蕩，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影響下，不少文藝創作者也曾對“文學是人學”命題產生懷疑，但時代的驅使、創作者的醒悟，又將文學從形式至上和惟新是趨的競賽中拉回到以人為本的基點上來。如果說先鋒派和現代主義思潮曾經在相當程度上拓展了文學的思情和形式探索的邊界，那么，在一個螺旋式發展的更高層面，作家們最終又回到塑造典型人物這一創作著力點上來。路遙寫出一心想進入現代文明施展才華的青年農民高加林和孫少平；莫言寫出“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抗日豪杰余占鰲；王安憶于富家少奶奶歐陽端麗和弄堂里走出來的王琦瑤等女性命運中揭示大上海的滄桑浮沉，都是以人物立足的代表。

文學獨特之處就在于它對人的社會活動和心靈世界進行全方位展現。文學不妨揭惡，但主流仍然需要弘揚人類良知、求真向善愛美，需要在艱難復雜環境下彰顯人類頑強意志和犧牲精神，需要表現人類穿越浩瀚歷史而走向未來的強大信念。就像雨果所言，世界上最廣闊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文學就是要為讀者描繪這心靈的廣闊、精神的博大、人性的壯美，以情動人，將心比心，提升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境界。

悠久的歷史與沸騰的現實，為文學塑造富有中國特色、本土經驗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提供豐沃土壤。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間中華民族為追求民族復興前赴后繼，可歌可泣，挽狂瀾于既倒，回天地于深淵，為文學提供巨大表現空間。人與時代一起成長，貼近大時代的靈魂脈動，表現歷史劇變中人的命運遭際，塑造萃集時代和人生深刻內蘊的英雄、弄潮兒、普通人等形象，豐富當代文學人物畫廊，正逢其時。

張江：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當下作家藝術家面臨這樣的境況：一方面，沸騰的現實、火熱的生活為典型塑造提供無比鮮活的素材；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時代的發展變化導致社會的復雜性、環境的復雜性、人的復雜性都空前增強，將這種紛繁復雜轉化為有效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無疑是更大的挑戰，需要更高超的本領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