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7日，時隔22年之久，我又一次來到北京世界公園。公園大門幾乎沒什么變化，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的“尋找童年記憶”之旅會很順利。事實上，園內已經有些蕭條甚至荒蕪：“曼哈頓”有些霉爛；“巴黎圣母院”用破掉的彩繪玻璃為“破窗理論”提供圖解注腳；“卡納克神廟”的石柱多處剝落，露出水泥內里；“金字塔”附近不僅有孤零零坐臥沙坑的瘦駱駝，還有同樣瘦削的小羊、小鹿、小倉鼠，同行的朱雀同學對此懂得并慈悲。不得不承認，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人造景觀現如今也成了我個人意義上的古物遺跡。

除了正常的物理損耗，還有20多年間，個人欲望閾值的提升以及個人經驗的相對貶值。是的，即便在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有不輸法國普羅旺斯的薰衣草基地，一座座仿明清古宅的餐飲民宿，更不要說幾十條直飛的國際航線。世界真的像一個穿梭自如的世界公園了，地球仿佛也成了地球儀一般盈盈可握，盡在掌控之中。

可是在此之前，不是這樣的。在我童年時候，世界仿佛也正年輕，類似我生活的小城，還可以羅列出一長串：邯鄲、自貢、蚌埠、保定、四平、馬鞍山……實際上，我的小城比它們還要小，一條不大不寬的母親河穿城而過。小城有許多橋，也有好幾條街，但主要的繁華都集中在城中的兩條大街上，所謂小城的商業中心，小城的人們逛街購物的不二去處。基本上，走兩步就能碰到熟人，不熟的，打過幾次照面也都能混成臉熟，徹頭徹尾的“熟人社會”。

小城不見得故事多，但總歸是有故事的。故事總是這樣開始的：古話講……那是父輩母輩準備言傳身教寓教于樂了；又或是暮色四合嘈嘈切切的飯桌上，拎出一段相識人的談資，那是近似蔥姜蒜一類的佐料，也是近乎“食色性也”的鄉人鄉氣；再到夜涼如水萬籟俱寂，年輕的母親坐在床邊翻一張本地晚報用最通俗的語言把民生版的新聞當睡前故事講。本該是“易碎品”的小城小事就這樣在我腦海里留下了影影綽綽的印記，時至今日我還記得那位全城通緝的殺人犯的姓名、形貌特征以及出生年份，在許多個父母不在家的夜晚，自己把自己嚇一跳，又一跳。

小城也不是沒有文藝空氣，書法、篆刻、楹聯、古體詩、水墨畫……未必有電影《立春》王彩玲的那般心氣，但無可否認，這些藝術才能在制造歡愉的同時，也為當事人提供了某些虛榮和特權，換句話說，代表著小城之外的那個世界。這是多么迷人的加冕啊，也是僅限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榮譽。

因為求學，我離開了小城，陰差陽錯地念了中文系，直到碩士畢業。期間，開始嘗試著寫小說，我在好幾個創作談中追溯動機：為了對抗無聊，試圖在和時間赤膊相對的時候抓住點什么留下點什么，在時間洪流中尋找所謂的“意義”的幻覺，或者只是為了緩解自己與時間的緊張感，相對不那么焦慮地與之共處。這是實話，當然也暗藏另一層心機：文字比人更長壽，文字代替人走得更遠，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誘惑。于是野心勃勃地一改無所謂的消閑姿態，拿出了致力于此的專業態度，也曾因為“用力過猛”而一度陷入掙扎中：學術訓練之于我實在是五味雜陳的復雜體驗，一方面我敬畏智慧的洞見，陷入理論的瘋狂吸收中，殊不知，“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這樣一個悖論不覺間應驗于身，焦慮成幾何倍增長，另一方面，我也惶恐學術的嚴謹思維，言必有出，有理有據，對習慣了小說寫作的思維，實在是一重負荷……現在回看，自己更像是一個誤入戲班后臺的熱心觀眾，掀開一角洞察了光鮮舞臺背后的秘密，有得有失，得大于失，也由此照見了自己身上的局限、短板、軟肋，事實上，那座小城一刻也沒在本雅明的“巴黎閑逛者”的信徒身上褪去，相反愈發顯現。正如我喜歡拿張愛玲的《天才夢》來為自己現實生活能力方面的某些不足做辯解，每每在“巴黎盛宴”“拉美叢林”“古拉格群島”“金閣寺”“布拉格廣場”等和我故鄉的小城不期而遇，就免不了要鸚鵡學舌一番來自我打氣：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學界尚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論，要我斷然割舍那座城池，豈是易事？正如寫作自有其副作用：寫作的人哪有不寫作的時候，通常的情況是，他將文字磨得細而又細，寫作也將他的情感磨得細而又細，擱筆停止寫作之際，日常生活就成了一場微服私訪，渴求知己的花衣裳作掩護，而在閉塞的小城知音難覓，微服私訪就成了孤軍奮戰的盛大游行，熟人社會里黏答答的目光卻因為“文學”“作家”“小說家”“大藝術家”換了質地——他終于可以從從容容地接受千朵萬朵的目光，柔和的、傾慕的、嘆服的、望塵莫及的、奉若神明的。

我懷念我和小城以及世界一起度過的童年，那些短暫的瞬間，寂靜淹沒嘈雜，我更能感覺，而不是思考，一切都顯得那么明晰，世界都顯得那么清澈，仿佛一切都物歸原主了，但我永遠無法維持這樣的瞬間，我試圖牢牢抓住它們，但如同萬事萬物，它們都消逝了。往后的日子里，我只能背著這座城負重而行，或許它是我創作上的十字架，助我接近神明。

我特別認同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的一番自白：“我真的不覺得我是惟一一個會關心自己前18年生命體驗的作家……20歲之后的我們身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與自我意識脫不了干系，因為那時開始我們已經以寫作為業。作家的生活分成了兩半。在你決定以寫作為職業的那一刻，你就減弱了對體驗的感受力。”

除去情感倫理層面，從技巧上說，小說同樣是很好的藏拙的藝術，尤其是中短篇小說，選定某類題材也就意味著劃定了某個范圍，在此之外大可懵懂無知，只要在此之內傾注心力，苦思冥想抑或皓首窮經，終究能蒙混過關，搞得很像是那么一回事。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借助小說的閱讀和寫作拓寬了人生的邊界，無可否認我是通過閱讀和寫作才后知后覺地搞明白很多事情的，盡管有可能推開的只是《世界》，而不是世界——我忘不了趙濤在賈樟柯的長鏡頭里穿過世界公園的后臺，那是另外一個不需要“世界”命名的世界——但也是一種個人的進取，哪怕只是一個想象的進取的姿態，因為我想不出還有什么能使人又世故又敏感單純，又強悍又曲折變通，又歷經滄桑又生氣勃勃，正如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說，他成熟時期所有的奮斗都是為了重新接觸他早年的力量，都是為了“成熟為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