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民族音樂的傳播者，對音樂作品必須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在演奏過程中，不僅需要把作品合理完整地演繹呈現給觀眾，還要通過肢體語言及底蘊功力將作品意境完美表達出來。既有龍騰虎躍的霸氣，也有江南絲竹的文雅，有華夏大地的東方韻律，同時體現多元文化、異域風情的融會貫通。

第七屆華樂論壇展演音樂會上，王以東演奏作品《八音和鳴》 劉昊 攝

“諸位，我們開始今天的課程內容，請大家跟著我唱念——東、東、東，以東、以東、以東東，東、東東以東東……”學生們先是一陣錯愕，繼而爆發出歡快的笑聲。

或許是我的名字注定了我和打擊樂的緣分——王以東。

靠著吃“百家飯”學習成長的追夢人

我出生在魯北地區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從小酷愛戲曲與音樂，中學階段一直是學校的文藝骨干。1978年春天，未滿14歲的我懷揣一把十七苗傳統笙去省城濟南報考山東藝術學校。由于我此前從未接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所以演奏水平還達不到所報考專業的錄取要求。但是，憑著天生對音樂的敏感，在綜合測試時，考官意外地發現了我在節奏方面的“天分” 。于是，我就這樣幸運地被打擊樂專業錄取，自此開啟了我的鼓樂人生。

許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年山東藝術學校并沒有人報考打擊樂專業，所以學校決定在考生中選擇一位具有打擊樂專業潛質的苗子來錄取和培養。當時，不僅普通學生中很少有人接觸過打擊樂，就是山東藝校音樂科也沒有專職的打擊樂教師。在藝校三年期間，我跟山東藝校京劇科的老師學習了一學期的京劇打擊樂，同時跟著音樂科全才型專家李鈺老師學習定音鼓演奏，還學會了如何為定音鼓更換鼓皮和自制定音鼓槌。

即便如此，我總是覺得在專業上“吃不飽” 。于是我就四處拜師學藝，只要聽說有哪位老師能教打擊樂，我都會主動上門學習。三年時間里，我分別到山東歌舞劇院、山東京劇院、濟南軍區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和前衛歌舞團找多位老師學習中西打擊樂演奏，先后學習了排鼓、梯式木琴、小軍鼓、定音鼓和新疆手鼓等打擊樂器的演奏。就這樣，靠著吃“百家飯” ，集眾家之長，我學習打擊樂的道路雖然困難重重，但我卻“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實學習，奮力前行。

1981年，我順利從山東藝校畢業，恰逢中國音樂學院恢復招生，命運再次垂青，我以優異成績被中國音樂學院器樂系打擊樂專業錄取，幸運地成為中國音樂學院“復院”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還有一份幸運不期而至，學院在假期期間組織教師樂隊進行慰問演出，由于缺少打擊樂伴奏員，決定讓我提前報到，隨隊參演。我接到通知后，趕緊收拾行李前去報到。經過一天一夜的顛簸，換乘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陸路交通工具，我總算是按時趕到了學校，卻被告知樂隊已經出發去火車站了。我丟下行李，急匆匆趕往車站。在工作人員的熱心幫助下，我終于找到了樂隊人員乘坐的車廂，順利與樂隊匯合，這時列車已經緩緩啟動了。那次的隨隊演出讓我收獲頗豐，老師們對我這個尚未正式拜入師門的新生格外關照。記得我看了一場演出之后，第二場就接過了全場曲目的打擊樂伴奏。

我至今對一個十六歲少年來回奔波的經歷記憶猶新。也許正是那份對音樂的執念與追求，促使著我在鼓樂人生的道路上不斷前行，永不放棄。

然而，我的求學之路注定不會平坦。那時的打擊樂專業教師非常緊缺，即便是中國音樂學院這樣的國內頂級音樂院校，也沒有專職的打擊樂教師。所以，大學四年期間，我依然是吃著“百家飯”學習打擊樂。先后師從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李真貴、王建華，中國戲曲學院李朝陽，中央民族大學買買提明，中央民族樂團朱嘯林等諸位老師，學習排鼓、大堂鼓、京劇鑼鼓、民間鑼鼓以及新疆手鼓等多種民族打擊樂器與樂曲。同時跟隨中央樂團方國慶老師學習小軍鼓和木琴演奏，從此打下了較為扎實的中西打擊樂基礎。跟隨多位老師學習，不會是固定的課堂教學模式，需要我見縫插針，擠時間去老師那里上課。吃“百家飯”的學習方式固然辛苦，卻讓我的學習內容更加豐富，幫助我極大地開闊了眼界、夯實了基礎理論、提高了演奏水平，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呢。

亦教亦演，教學演奏雙提升

1985年7月，我修完本科學業，憑借著優秀的學習成績和卓越的綜合素質獲得了免試推薦攻讀研究生的資格并留校任教。我成為中國音樂學院“復院”以來第一位留校任教的打擊樂專業教師，擔任本科打擊樂專業和器樂系各專業打擊樂共同課的教學工作。由一位本科畢業生直接跨越成為高校教師，這也是當時很多專業學科的無奈，可見人才匱乏度之深。但這也讓我一下子有了新的奮斗目標和專業用武之地，我不僅要在教學工作中學以致用，也經常隨校內外的樂團赴各地演出。在教學和演出的實踐中，我不斷地發現問題，思考解決問題，充實教學理論體系，提升演奏造詣和教學業務水平，這是一種教與演的雙向提升。

1995年，我告別工作學習了十余年的中國音樂學院，調入中央樂團擔任打擊樂演奏員，以期憑借豐富的舞臺演奏實踐經驗，進一步提高專業綜合能力。半年后，中央樂團重組改建為中國交響樂團。經過層層考核選拔，我有幸成為中國交響樂團首批演奏員，隨團奔赴歐美亞各國以及含香港澳門地區在內的國內許多地方演出，幾乎每年都要參加近百場交響音樂會的演奏，演出曲目豐富、種類繁多。就是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中，我盡興地展現每首作品中打擊樂的魅力，觀眾的掌聲給予我更加奮進的動力。幾年暢快的舞臺表演，使我的個人演奏能力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我給自己定義為在社會實踐的大學里又收獲了一個沉甸甸的本科文憑。

2000年，中國愛樂樂團成立，特別需要一位既熟悉西方打擊樂又擅長民族打擊樂的演奏員。于是，樂團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就在我躊躇滿志，準備去中國愛樂樂團一展才華時，中國音樂學院安排專人聯系到我，希望我能夠回校任教。直到這時，我才了解到在我離開中國音樂學院的五年時間里，學院的打擊樂專業教師崗位也空缺了整整五年。我毅然放棄了樂團的寬廣舞臺，回歸母校，重登三尺講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一方面是因為我內心一直很感念山東藝校和中國音樂學院對我的知遇、培養之恩；另一方面，一直是吃著“百家飯”學習成長的我深知沒有專任的專業教師，學生的學習是何等的困難和艱辛。因此，我義不容辭以教師身份重回母校、重返講臺，不僅是一份光榮，更是一份責任。

回歸講臺后，經過一系列的整理研究，我把自己多年積累的音樂知識、打擊樂演奏技藝和演出經驗都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這其中，基礎訓練是我最為重視的課程之一，要想成為專業院校合格的打擊樂專業學生，就要具備扎實的專業基礎，從最基本的節奏元素構成到常用節拍的組合與變化，從演奏手法的基本規范到對力度、速度、音色等方面精益求精的要求，從作品的基本風格介紹到對作品美學特質的詮釋……我盡自己所能指導學生們進行有序性和系統性的學習訓練，讓他們也像我當年做學生一樣腳踏實地前進。

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教學觀察中，我發現很多打擊樂學生在琴房練琴和回課時表現都不錯，但是一到登臺演出就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一些簡單的演奏也會頻頻出錯。因此，要強化鍛煉學生的藝術實踐能力，就要搭建一個屬于學生自己的展示平臺。經過充分的調研探討，我組建了以在校學生為主的打擊樂團“四季鼓社” ，為學生們提供了大量的樂團演奏實踐機會，在實踐中傳授給他們舞臺表演經驗，幫助其逐步克服舞臺恐懼感。同時與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民族樂團和北京民族樂團等專業團體保持密切合作關系，為學生演奏能力的鍛煉與提高提供更大的舞臺。

節奏、節拍、力度、速度等內容是各門專業理論、各種樂器演奏的重要基本要素，而打擊樂專業對這些要素的體現最為突出。我在完成對本專業學生教學的同時，還肩負起全院不同專業學生的節奏訓練教學工作。我結合自己多年的樂團演奏經驗，對面向不同專業開設的節奏與打擊樂訓練課程進行了全新調整與革新，開創了“打擊樂共同課系列課程” 。

比如面向表演專業（器樂演奏各專業和聲樂專業）的“節奏與打擊樂基礎訓練” 。這門課程主要是幫助學生做到節奏上的規范化和不同節奏、不同樂器、不同聲部彼此之間的緊密合作，使學生懂得在合作配合上如何互相依托，互相襯托，從而達到一種音樂的藝術平衡。很多學生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不僅掌握了對各自專業起到很好輔助作用的節奏方面的諸多知識點，更是在啟發學生自主自發的學習和創新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其中一首由學生創作的打擊樂作品《玩》最具代表性。該作品以肢體律動為表現手段，巧妙結合了多種打擊樂器，運用不同樂器的特色音質，盡情展現了青年人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理解與追求。

此外還有面向作曲理論專業和指揮專業的“打擊樂基礎樂器法” 、面向音樂教育專業的“節奏與打擊樂基礎教學法” 、面向音樂學專業和藝術管理專業的“節奏與打擊樂賞析與實踐”等系列課程。這些課程對學生的主科學習以及參加合奏的基礎能力提高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深受學生們的歡迎與喜愛，也博得了專家的支持與肯定。如今，我也帶著這門課程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將其應用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近年來，除定期在國家大劇院為青少年進行普及推廣外，還為社會各界和不同領域開展了專題講座一百余場，引起強烈反響。

從教三十余載，我先后培養了打擊樂專業的本科、碩士畢業生近百人，他們如今大都活躍在各院校、樂團的舞臺上，更有佼佼者已經能夠獨當一面，為民族打擊樂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國之大美，傳承傳播并駕齊驅

教材是教師執教的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工具。民族打擊樂的傳承多是口傳心授、“以曲代工”的模式，這種方式固有其優勢，但在傳承與傳播同等重要的當前時代卻不利于民族打擊樂的普及和發展。因此，本著立足民族打擊樂的民族性與傳統性原則，融合西方音樂記譜、教學及演奏法，基于對本學科未來發展方向的思考與探索，歷經多年積累沉淀，我編寫了一套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中國打擊樂教程》 。

2010年，這套教程出版時共三本，包括《大堂鼓節奏與演奏手法訓練》 《排鼓音位與節奏訓練》和《中國鼓練習曲》 ，教材問世以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引起各方熱議，多位專家老師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我對教材進行了修訂補充和完善，于2014年再版，增加了《新疆手鼓節奏與演奏技法訓練》《板鼓節奏與演奏訓練》 。這套教材的編寫與出版，可以幫助打擊樂教師在規范教學的基礎上把握民族打擊樂教學方向，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以點帶面、舉一反三，充分遵循教學規律，使學生較為全面地學習掌握民族打擊樂器的演奏。有了基本功的訓練課程教材后，我又創編了中國民族打擊樂教材系列的獨奏、重奏與合奏、協奏曲以及民間鑼鼓樂種曲選等曲集。

作為民族音樂的傳承者，我不僅僅是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藝傳授給學生，而且還要孜孜不倦地提高自身傳統文化修養與綜合藝術素養，創新思路、創作作品，不斷攀登藝術高峰。 《鼓上飛舞》 《鼓上舞龍舟》 《鼓上銅樂》“鼓上三部曲”便是我的代表曲目，在各院校的專業練習以及各類比賽中被廣泛應用，獲得業內人士的一致認可。

《鼓上銅樂》的創作是我嘗試現代風格民族打擊樂作品的一個創造性開始。作品創作靈感源于一次嘗試性的合作。在與作曲家楊青探討民族打擊樂與西洋打擊樂如何有機結合這個課題時，我們根據民族打擊樂銅響器的聲音特點以及定音鼓的演奏特性，實驗性地將二者結合，從而發現了更富有色彩變化的音色。鑼與定音鼓的巧妙結合也讓音色更清澈、澄明與多變。作品中西洋盒式木魚的硬朗、鮮明與中國傳統木魚的圓潤、渾厚有機結合在一起，讓敲擊聲在雅正中添了幾分個性，在熱烈中又不失莊重。

《鼓上飛舞》是我顛覆“右主左輔”傳統排鼓演奏法，進行技術革新的一首曲目。在曲目設計上，我變輔為主，有意突出左手為主的變化和讓左右手交替演奏，均衡雙手的力量和視聽效果。樂曲一經問世，很快得到廣大演奏者和學習者的青睞，舞臺表演也深受觀眾歡迎。

《鼓上舞龍舟》則是針對專業性比賽、考學和業務考核設計的作品。2012年，文化部文華藝術院校獎首次將民族打擊樂列入單項比賽，但比賽中技術性強而又藝術表現力豐富的民打作品真是少之又少。這項賽事促使我創作出包括《鼓上舞龍舟》在內的多首打擊樂曲目：排鼓獨奏《散敲》 （蘇南板鼓素材結合現代節奏特點，形散意不散） ；板鼓獨奏《踏竹》 （模仿慶典時的爆竹聲，用鼓和板進行音色和節奏的變化對比） ；花盆鼓獨奏《鼓點樂拍》 （取諧音“古典樂派”是一種致敬，以手拍擊花盆鼓鼓面產生的豐富音色變化也是一種創新演奏手法） ；組合打擊樂獨奏《八音和》 （取“八音盒”之諧音，彰顯古代八音與當代節奏元素之融合） ；手鼓與樂隊《噠卜亞克西》 ，是我因為對新疆音樂和新疆手鼓的熱愛而作，體現出我對新疆音樂風格的全新詮釋，對各民族音樂能夠兼容并蓄的一種嘗試。

打擊樂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個當代高等音樂院校的專業學科，建立及發展尚不過幾十年的時間，所以人們對打擊樂專業范疇的認知還十分有限。因此，如何讓大眾了解中國打擊樂，推廣打擊樂到基層到全民，是我一直關注并著力解決的問題。我始終堅持“推廣與普及基層結合寓教于樂”的教學方針，將打擊樂帶入社會，讓打擊樂走進大眾生活，共同分享節奏韻律給生活帶來的快樂。多年來，我在幼兒身體節奏感訓練、中小學素質教育、成人打擊樂教學等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實踐與探索。

作為民族音樂的傳播者，對音樂作品必須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在演奏過程中，不僅需要把作品合理完整地演繹呈現給觀眾，還要通過肢體語言及底蘊功力將作品意境完美表達出來。既有龍騰虎躍的霸氣，也有江南絲竹的文雅，有華夏大地的東方韻律，同時體現多元文化、異域風情的融會貫通。有人問我是如何理解中國民族打擊樂的，我想說：中國民族打擊樂的霸氣源自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成就的民族自信；中國民族打擊樂的豐富繽紛來自56個民族的多彩文化；中國民族打擊樂的多元發展彰顯了華夏藝術海納百川的胸懷。

（王以東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打擊樂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音協民族打擊樂學會會長）

（本文為王以東在第七屆華樂論壇上的發言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