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后記的時候，我已經在山里了。這是夏日的早晨，空山寧靜，夏蟬高歌。獼猴桃果實累累，路邊的南瓜光滑如釉，瓠子、葫蘆，開著潔白的花，結出新鮮的果。在這遠離喧囂的山中，來檢點自己種植的果實，我的心情，是像農夫一樣，溫暖而感恩的。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幾部長篇小說，在我的個人創作生涯中，具有標志性與紀念意義。

比如《少男少女進行曲》，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鮮明地標識了我開始兒童文學創作時的身份，一個中學語文教師。不錯，在創作兒童文學之前，我已經有過多年的創作經歷了，按照流行的說法，那時，我寫的是“成人文學”。但是，當我從師范大學畢業，當了一名鄉村男教師之后，中國的應試教育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歷史的波濤將我拍打到一個初三的“慢班”，讓我去當一群被學校判定為“垃圾”的學生的班主任。我至今不明白所謂的“慢班”“快班”“火箭班”，是誰發明的？我強烈地建議，這些詞匯一定要進入20世紀中國教育大辭典。我不知道在我當教師之前的中國，是否有過這樣的教育現象：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學校將一部分成績不好、不可能升學、可能會影響學校“升學率”的學生，單獨組成“慢班”，剔除出學校關注的序列，提前宣告了他們學生生涯的結束。這樣一種公開的歧視，不公平、不人道，卻在當代中國愈演愈烈。它不僅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為可怕的是，這些年來，竟然由羞羞答答的潛規則，變為整個社會見怪不怪的顯規則。家長擇校、擇班，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市場化、教育腐敗，已經成為中國的社會常態。在應試教育的高壓下，在整個社會的默許和共謀下，我們一代一代的孩子，過早地失去了天賦之童年，失去了個性與興趣充分發展的空間，變成了沒有喘息之機的學習機、考試機。現在的孩子，會唱個歌，畫個畫，會寫毛筆字，會一樣樂器，就讓人感到很有“素質”，很有“特長”，而在我所經歷的學生時代，琴棋書畫大家都會那么幾下子，一點也不稀奇。

教育的真諦究竟是什么？這是個沉重的話題，也是兒童文學作家不可回避的問題。在我看來，一個教師最大的能耐，是能發現并且發掘每個學生的優點和善點，發現并且發掘每個學生的個性和特長，用無私的大愛，去點燃每一個學生的心燈，讓他們成長為合格的公民、人格健全的建設者，以及方方面面的人才。

我還認為，天才不僅僅在于勤奮，還在于興趣和情趣。多少年了，我們忽略了對孩子興趣和情趣的尊重、培養和引導。對人的教育其實也是講究“軟實力”的。而興趣和情趣的培養，是教育“軟實力”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開始兒童文學創作的。我寫的都是校園小說，是我熟悉的生活，是讓我困惑沉思的現實。作為一個有責任感有情懷的教師，我想到的是呼吁，是吶喊，是對現實做出反應，如同魯迅先生當年吶喊的——“救救孩子”。

出版于1986年的《少男少女進行曲》就是我的呼吁、我的吶喊。我批判的矛頭不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所寫的也不僅僅是“校園問題小說”，而是教育的核心問題：觀念和體制。我的呼吁與思考，在于反對中小學教育被應試體制所綁架，以及在這樣的歷史階段，教師如何與學生互動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教育在知識傳授和人格塑造方面的積極作用。因此，這部作品的得與失，均因那時的我，仍然是會情不自禁地以“教師”的身份和視角在寫作。在80年代少年小說大潮涌起時，《少男少女進行曲》當是校園小說的先聲。與今天一度泛濫成災的所謂“校園小說”相比，《少男少女進行曲》仍然保持著校園小說本色純真的生活氣息，保持著對現實敏銳的反應與批判，保持著陽光般的初心，同時，也保持著小說文學性的尊嚴。它與我后來的與校園有關的小說，形成了我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塊園地，包括幽默活潑的行文風格。這次再版，為了方便當下讀者的閱讀，我在細節上做了適當的修訂，相信現在的孩子們讀起來，會更加流暢。

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80年代少年文學的崛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讓兒童文學回歸文學的正道，同時，按照兒童成長的生命規律，將兒童文學細分為低幼文學、兒童文學、少年文學三個層面，不僅在理論上廓清了許多糾纏不清的觀念，而且，也打破了兒童文學單一的審美格局，極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兒童文學當然是以兒童為本位的文學。但是，長期以來，兒童文學所涵蓋的年齡疆域，與傳統觀念所認可的區劃，是存在著差異的。在理論上，兒童文學所涵蓋的對象，是未成年人，可以到達中學生的年齡。但是，長期以來，兒童文學的主流與實踐，一直聚集在“小朋友”的范疇中，審美單一化。

少年文學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興起，打破了傳統兒童文學在題材、主題方面的限制，擴大了兒童文學的題材范圍，提升了兒童文學對生活的表現能力。同時，也為長期背著“成人化寫作”黑鍋的作家（包括本人）正名，肯定了他們創作少年文學在題材開拓與審美表現方面的開創性意義。

出版于1994年的《十四歲的森林》，在少年文學亦即兒童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的深化與開拓上，做出了重要的藝術探索，是少年文學中一部重要的作品。

《十四歲的森林》是命運對我的一次饋贈。

1990年夏天，我大病初愈，應朋友之邀，到宜昌市大老嶺林場避暑寫作。是不是因為我命中屬“虎”的緣故呢？一進入郁郁蒼蒼的原始森林，便覺得格外親切，便覺得這一座山那一道嶺都似曾相識，仿佛前世來過，仿佛前世我就是這山林中的一只虎。大老嶺迷人的風光吸引了我，大老嶺人的淳樸、熱情、真摯感動了我，而最能打動我并引起我強烈共鳴的，是當年創業者可歌可泣的故事，而這些創業者，當年上山時，大多數只有十四五歲，都是尚未讀完初中或剛剛初中畢業的少年。對于一個以寫少年生活為主的兒童文學作家來說，他們獨特的生活經歷無疑具有極高的含金量。但是最終促使我下決心寫這本書的，還是因為這些林業工人雖然比我大，但應該是我的同齡人——我們擁有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命運與共同的人生。這是東方古國一代人的歷史，一代人的命運，一代人的人生，而大老嶺給了我一個藝術地再現這一代人的少年生活的創作契機，給了我一個更深層次地思考人、人生、自然、生命的哲學支點。

我的房間幾乎成了一個小小的有關森林書籍的“圖書館”。還有在山上采集的各種植物或蛾類標本，按照不同的季節，分門別類地做成卡片，于是我的房間又成了小小的“標本室”。 到了九月，山上已經開始穿棉襖烤火爐，整個招待所只剩下我一個人。四周靜極了，整個世界只剩下窗前溪水的嘩嘩聲。我常常獨自一人在山中漫步，面對云山霧海，端坐如石，凝然不動。若是夜深，夜色與大霧混沌一片，靜坐于石，恍惚中與山與樹與霧融為一體，而不知身為何物。

福克納曾說過：“作家唯一需要的環境就是寧靜、孤獨和快樂。”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一連幾年貼在我的窗上。在深山，生活無疑是艱苦的，而且幾乎“與世隔絕”，然而我卻享有寧靜、孤獨和快樂。沒有了城市的浮躁與喧囂，擺脫了雜務及人事糾葛，專心致志地進行創作，使我體味到生命沿著自己的軌道不受干擾地自由運行的愉悅。而走進大老嶺珍貴的原始森林里，生命的多樣與生存的多元，對生存空間的尊重與發展個性的尊重，以及生命的短暫與永恒，都使我感動并久久陷入沉思。這些有關生命的哲思，逐漸超越了歷史與現實層面的具象，與森林里的地氣一起升騰，與星空相接，又化為雨露，落于森林，與森林里的植物一起，生長在了這部長篇小說中。

我要感謝《十四歲的森林》誕生的文學時代。那時商品經濟大潮才剛剛興起，對于一部文學作品的判定標準，首先是文學品格。整個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以“發行量”或“排行榜”來論英雄。一個青年作家，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觀與價值觀，自由地進入獨特而充滿個性的藝術創造領域。同時，那也是一個慢寫作的時代。一部在中國南方原始森林里花了四年半的時間慢慢寫成的長篇小說，是符合它的生長周期的。這樣的文學時代，不僅收獲了一大批優秀的少年文學作品，而且，收獲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一代中堅力量。《十四歲的森林》也一步一步跨越海峽，走向世界。日本翻譯家家野四郎先生與夫人，將《十四歲的森林》翻譯成日文。翻譯完第一樂章，先生的夫人家野掬子去世了。她臨終前的遺愿，就是將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十四歲的森林》的創作背景——長江三峽里，以此完成生前不能前往長江三峽原始森林的夙愿。因此，家野先生攜帶夫人的骨灰，專程來中國，將它撒在了長江三峽的西陵峽中。然后，他完成了《十四歲的森林》的全部翻譯，并在日本出版。現在，家野先生也仙逝了。謹在此向家野四郎先生與夫人獻上一瓣心香。

仿佛是一種天意。寫完《十四歲的森林》以后，就接到了孫建江先生的約稿。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要推出“中國科學幻想叢書”，建江說，宏猷，來一本？好嘛好嘛。于是，就來了一個《山鬼》。

作為一個湖北作家，神農架以及野人，一直是我感興趣的題材。為了創作一部有關野人的電影劇本，我曾經多次到神農架，去過傳說中野人出沒的地方，采訪過見過野人的野考隊員。我對野人題材感興趣，一方面，是緣于我從小對科幻小說的迷戀，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海底兩萬里》等科幻小說，是我中學時代的最愛。另一方面，我一直認為，“野人”應該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所謂“野人”，也許是巨猿殘存的后代；也許是至今人類未知的一種靈長類動物；或者，是類人的動物與人類雜交的后裔；甚至是歷代為避戰亂而逃進深山的人的變異。我還頑固地認為，將野人作為純粹的動物來考察，是野人考察的一個誤區。而我所關心的，不是野人之謎的破解或神化，而是野人的生存狀況。不管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野人，不管野人是動物形的人，或者人形的動物，我們都要尊重和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由空間，尊重和保護他們對于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的選擇。

其次，我們的科幻小說，絕大部分集中在自然科學的領域。那么社會科學的領域里，能否也可以產生孩子們喜愛的科幻小說呢？要知道，社會科學，例如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乃至文學，也是一種“科學”啊。而有關野人的問題，其本身既包含許許多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又包含著許許多多社會科學的內容，正好實踐我對科幻小說的標新立異的嘗試。因此，《山鬼》便在1994年武漢炎熱的盛夏一氣呵成了。

2003年，我應邀到日本訪問時，在東京見到一位研究野人的朋友。在她的一本專著里，還專門提到了《山鬼》。她說，她是在中國的杭州買到《山鬼》的。這就對了。現在，《山鬼》又回家了。今后，不僅在杭州，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可以買到《山鬼》。

《好大膽與好小膽》也是一部關于森林與野人的故事。在題材上，與《十四歲的森林》《山鬼》形成了一個梯次的系列。有趣的是，《十四歲的森林》的主人公，年齡最大；《山鬼》次之；到了《好大膽與好小膽》，主人公則是一個學齡前的男孩了。這樣一個年齡逐漸下沉的系列，與我的兒童文學創作的逐漸下沉，是密切相關的——從少年小說一直下沉到低幼文學，下沉到兒童文學的根上去。

在創作上，我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作家。非京派，非海派，倒像是個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江湖派。楚人有“不服周”的傳統。“不服周”也就是“不信邪”。直到今天，“不服周”仍然是楚人尤其是武漢人的口頭禪。我喜歡創新，喜歡折騰，還好，遇到了一個提倡創新的時代。寫《少男少女進行曲》，嘗試加進一些收藏的故事；寫《十四歲的森林》，用了復調寫作，讓“森林的故事”自成一個體系，與主旋律和諧和聲；寫《山鬼》，讓社會科學進入科幻小說范疇；而在寫《好大膽與好小膽》時，我偏偏要試試能不能把低幼文學也寫成長篇。

于是，我在故事節奏、情節設置、語言風格上，都與自己的過去做了較大的變化調整。同時，又想將輕喜劇與抒情的風格糅合在一起。

《好大膽與好小膽》出版于2008年。評論家湯銳指出：“這是一部風格獨特的作品，是董宏猷多年創作探索和生活積累的又一次融匯與升華。從《少男少女進行曲》《胖叔叔》一直到《好大膽與好小膽》，從揭露教育體制問題到關注兒童心靈成長，董宏猷實現了一個重要的有較高藝術含量的轉型；而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好大膽與好小膽》找到了當代城市兒童生活與森林野人系列、嚴肅的成長主題與幽默驚險等可讀性的極佳融合模式，作家的特殊生活經歷、多才多藝以及幽默的天賦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或者說是這一切長久積淀的結晶。這部小說讓我們對作家塑造人物的功力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已經完全脫開了本色表演，而是在一個全新的層面上塑造人物了。小主人公佳佳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其獨特的語言特點、心理特點，被作家描繪得準確精妙。”

現在，這些小說以品藏書系的方式集合在這里了，無聲地展示著一個作家成長的軌跡。在此，感謝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給予我這份尊榮。感謝孫建江先生、王宜清女士長期以來對我的關心與支持。感謝責任編輯孫玉虎先生和張靈羚女士為此書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同時，也感謝家人，感謝朋友們。而我深深地知道，所有的品藏都需經過歷史的檢驗。現在的品藏與集合，其實是升起了風帆，我愿與我的作品一道，繼續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