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相信楊立新竟然61歲了！

想不起來跟他結識的具體情形了。那是十幾年前，老朋友王梓夫還沒有退休，在北京人藝創作室主任的任上，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得認識一下楊立新，這個人是個戲癡，是個可以深交的朋友。于是在王梓夫的安排下，我和楊立新認識了。細想起來，十幾年的不斷交往，有時甚至天天見面，有過與“戲”無關的時候嗎？好像沒有。即便有時深夜他演出結束后路過我家，打個電話約我下樓聊會兒，也是站在馬路邊點著一支煙馬上說起戲劇來。他說關于表演，關于如何塑造人物，關于工匠性的“技術”在完成角色時的重要性；我說打算寫一部話劇，戲里有什么人物，要表現怎樣的主題……常常這種聊天一直持續到午夜以后。

2008年8月，大理時雨時晴，我和王梓夫應云南省文化廳的邀請，在蒼山腳下的古榕會館奮戰八天半，寫完話劇《我的西南聯大》。在征得文化廳領導同意后，我們把劇本發給楊立新，請他來云南做導演。很快，他讀完劇本同意執導這部反映中華民族在抗日烽火中弦歌不輟，艱苦治學，剛毅堅卓的愛國主義話劇，以紀念西南聯合大學70周年。

楊立新在導演的過程中，既尊重鼓勵演員的創造性，又不允許自由放任，對每一個細節，每一句臺詞哪怕只是一個輕重音都嚴格要求，耐心講解，親自示范，以盡量達到劇本的立意。楊立新在北京人藝的綽號叫“楊大腕兒”，可從開始對臺詞到彩排的34天中，他沒有一絲著名“大腕兒”的架子。那時正值昆明的深秋，每到黃昏秋風颯颯，寒氣襲人。我和王梓夫在飯店吃過晚飯到排練場去，總是見到楊立新和演員們蹲在露天地一邊說著戲，一邊吃著簡單的盒飯。我心里過意不去，問：“這樣行嗎？”他笑著說：“跟大家在一起挺好。”

一天深夜排練結束，我們和演員說說笑笑走在路上，突然一輛轎車一個急剎車橫在路中央。車門打開，一位女士跑過來一把抱住楊立新要求合影，嚇得他連忙向后躲閃，連聲說：“你們可都看見了，這可不賴我！”他的窘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西南聯大》正式演出那天，我一直在觀察坐在旁邊的楊立新，隨著劇情的發展和觀眾的反應，他時而微笑，時而皺眉，時而又長舒一口氣。當演出結束在熱烈的掌聲中謝幕時，不少觀眾跳上舞臺表示祝賀，演員們簇擁著把楊立新推到中央，他竟有些羞澀地向后躲閃，執意要把榮譽留給可愛的演員們。我們回北京的前晚，演出結束后的深夜，云南的演員們一個個和楊立新緊緊擁抱。長時間的告別后，我和楊立新走上空曠的街道，回頭看去，那些演員還站在午夜過后的街頭揮揚著手臂……

2012年盛夏，我們共同的朋友著名劇作家李龍云因病去世。楊立新得到消息后馬上從外地飛回北京，然后馬不停蹄地開車載上我，買了一大束馬蹄蓮和菊花到龍云家向他的夫人致哀。一個相知深交多年同樣熱愛話劇藝術的朋友離去，楊立新心情沉重，面容哀戚，卻說不出什么話來。我知道他此時的感覺。他和龍云同樣出生成長在北京南城，后來又在北京人藝共事，一同住過劇院后樓的臨時宿舍，這么多年他們一定有無數共同的話題：龍須溝、金魚池、鋪陳市、珠市口、糧食店、大柵欄、前門樓子……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百姓。龍云給北京人藝創作的兩部話劇《小井胡同》和《萬家燈火》，楊立新都參加了演出，并且從龍云身上學習過很多東西。師友長辭，用什么才能表達最深切的哀思與紀念呢？離開龍云家的時候，在電梯里同來吊唁的濮存昕對楊立新說：“紀念龍云的最好方式是把《小井胡同》重新搬上人藝的舞臺，你來當復排導演吧，我們一定好好配合你！”

《小井胡同》復排了，楊立新做導演。為了讓年輕演員了解作品中所涉及的時代背景，他請了幾位專家來介紹講解過去的經歷和生活，并帶著年輕演員走大街串胡同，實地考察。我多次到人藝排演場看他和演員們排戲。看著他們一遍遍排練，反復切磋，把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現在眼前。我仿佛也看到李龍云背著手踱步在他們中間，嘴里還不停地小聲說著：“嘿，有點兒意思，是這么回事，我又看見小井的老街坊們了！”

最使我難忘的是和楊立新的第二次親密合作。

由于和北京皇家營造行興隆木廠的第14代傳人馬旭初相熟，同老先生經常聊天，我對古建筑及其工匠深感興趣，就試著寫了一部關于古建筑工匠的話劇。2015年，經過楊立新的推薦，北京人藝決定由他擔任導演，把這部叫《牌坊》的話劇搬上舞臺。自己的作品能在北京人藝演出，我當然十分興奮，可楊立新對我說：“先別急著高興，為了對得起觀眾，也為了對得起你自己的勞動，這個本子得好好修改，有些地方還得大改。”我同意了，但也提出一個無理的要求，他作為導演要提前介入，跟我一起修改劇本。

于是，我們在那一年的盛夏開始對《牌坊》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那時他已經接下了陳佩斯打造的話劇《戲臺》，擔任主演，并投入到緊張的排練當中。每天上午我們一起討論《牌坊》的劇本，對每一個場景，每一句臺詞都一遍又一遍地細摳。我讀著劇本，被他不斷地打斷，說：“不行，這句臺詞力度不夠，換一句試試。這兒好像沖突不夠強烈，得設法把人物逼到墻角去。這個地方得加點兒作料，戲不能繃得太緊，要張弛有度……”說實話，我有時讓他弄得都有點兒煩躁，心想差不多就行了。可他說好戲是“磨”出來的，咱不能對付，要對得起觀眾和北京人藝這塊牌子。于是，我們就苦思冥想，突然也許是我，也許是他，頭腦中靈光閃現想出一個主意，說出來后，他一拍大腿，大喝一聲：“就是它了！”中午該吃飯了，我說下樓到飯館吃吧，他總是搖頭，說甭費那事，叫一碗茄丁面得了。于是，那些日子我們一起吃了不少碗茄丁面。每天吃完面條，他便匆匆下樓，趕往《戲臺》的排練場，開始另一部戲的緊張創作。

《牌坊》進入排練場了。為了讓演員熟悉古建筑營造行的狀態，他首先帶著他們到故宮的古建修繕工地去體驗生活，并讓有關演員親自上手，以致青年演員周帥能把一架復雜的斗拱拆裝自如。北京人藝的排練場既像實戰演習戰場，又像一個大家庭，楊立新就是那里的指揮員和主事人。他不時地拍響導演鈴，開始，停止，再開始，重新來一遍，還不行，他就上前一邊講解一邊做示范。中間休息，他又會跟大家一起有說有笑，喝著茶，吃點兒零食。《牌坊》至今共演出了三輪，每一輪演出前都要進行緊張的排練，這種排練常常要從白天持續到深夜。楊立新畢竟已經是花甲之年，感冒了，他就手拿著一瓶止咳藥水，過一會兒就喝上一口；腰疼病犯了，他就趴在椅子背上忍著疼痛指導排練。從楊立新的身上，我看到了“戲比天大”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北京人藝人的實踐。

《牌坊》至今演出四十多場，在觀眾中有一些反響。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楊立新，就沒有現在這個劇本，這部話劇也不會登上北京人藝的舞臺。

楊立新是話劇舞臺和影視行業的名人，但更是一個普通人。他永遠記著自己是北京胡同里長大的，是北京人藝老一代藝術家教導培養出的一個演員。不管在哪里，不管面對什么人，他從來也不拿自己當“事兒”，除去排戲演戲，把其余的熱情都給了家人、朋友和觀眾。

61歲的楊立新，還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