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90窟菩薩-北周 敦煌研究院供圖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佛說十王經》（局部），編號：S.39616 資料圖片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卷軸裝《張敖〈新集吉兇書儀〉》，編號：S.1040 資料圖片

編號為S.3050的敦煌文書，背面書寫著《善惠和尚因緣》（局部） 資料圖片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卷上）修訂版封面 資料圖片

190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向世人開啟，從此也開啟了敦煌文物與文獻被劫掠至海外的歷程。出土的6萬多件古文獻，國內僅存一萬多件，而英國藏有1.5萬余件，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有7000余件，俄羅斯圣彼得堡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萬多件，此外，日本、丹麥、印度、德國、美國、瑞典、奧地利、韓國等國也有收藏。

去海外尋訪這些散落的遺存，將它們“帶”回國，整理出來，供學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幾代中國學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郝春文耗費了近30年光陰從事的事業。近日，由他策劃、主編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15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幾代人的夙愿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對于敦煌遺書的外流和敦煌學研究在國外如火如荼地展開，陳寅恪曾有過這樣的感慨。

百余年前，羅振玉等先輩學者只能靠從法國人伯希和處抄錄和其贈送的少量文獻照片從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紀20年代以后，劉復、王重民、向達等前輩學者遠渡重洋，赴巴黎、倫敦調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獻，在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令人欽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長一個時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礙我國學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獻的主要原因。由于資料散落海外，20世紀50年代我國學者編寫的敦煌資料竟被國外學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處錯訛。回溯那段“傷心史”，郝春文感慨頗多。

也正是從那時起，情況開始發生變化。1957年，北京圖書館通過交換得到了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漢文文獻S.6980號以前部分的縮微膠片，70年代該館又購得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獻縮微膠片。至此，我國學者已可通過縮微閱讀器查閱大部分敦煌漢文文獻資料。然而，由于膠片流傳不廣、字跡不清，除專門研究敦煌學的學者使用外，這套資料在學界應用并不廣泛。

80年代后期，隨著敦煌學的深入發展，縮微膠片越來越不能適應學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獻的設想開始在一些學者中醞釀。1989年，當郝春文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作重新編印英藏敦煌文獻的工作時，他興奮難掩：“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為提高，原來縮微膠片中模糊的文字絕大部分清晰可辨！”

這時，一個宏愿在郝春文心中產生了——依據這樣的照片，校訂與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遺書文字釋文。英藏文獻最先有了高清圖片，就從英藏開始。

“如果從1900年算起，敦煌文獻的發現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對學界而言它們仍然顯得神秘又陌生。過去是因為遠渡重洋獲取研究資料不易，近來則是因為文獻多為手寫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還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來與刻本相比辨認不易，二來未經校訂學術界不敢隨便引用。”郝春文介紹。

“6萬多件古文獻，3萬件以上的古寫本，蘊含著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俗、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對研究我國中古時期社會全貌是難得的一手資料。與現存經典典籍多為宋以后刻本相比，寫本是年代更為久遠的唐時和唐前版本，對研究我國古文獻具有參考意義。然而，除專門研究敦煌的學者對這些文獻有分類研究外，很多有價值的信息一直被學界所忽視，這與文獻的豐富內涵不符，對學術研究而言未免是一個遺憾。”說起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初衷，郝春文這樣說。

然而，郝春文沒有想到的是，這項工作一旦開始，就耗費了他近30年的時光，“從20世紀90年代醞釀項目、申請執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過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獻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還需要十年”。

在看起來是“笨功夫”的文獻整理和能夠出成果的學術文章撰寫之間，郝春文不是沒有過掙扎，他的整理團隊不斷有人加入，有人離開，“如果我寫文章，也許一時有人讀，能夠給我帶來名聲。但這套書千百年后，我相信還會有人讀。至于法藏、俄藏文獻，就要留給后來人整理了”。

獻給學術界的一份禮物

敦煌遺書，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寫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東晉、下至北宋初。漢文寫本在3萬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獻占約90％，非佛教文獻占10％，包括經、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書等。

在非佛教文獻中，最具有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有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絕佳材料。

然而，各種各樣的文獻，形態歧雜多樣，如何完整、正確、科學地著錄，煞費思量。《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15卷收錄的是英藏S.10號至S.3330號中非佛典文獻的部分，按館藏原編號順序進行整理，含社會歷史文獻寫本1087號，文書1259件，總字數540萬。

“對敦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以前并非沒有。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版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賦、社邑、契約、醫藥、天文歷法、表狀箋啟書儀、禪籍、佛教經錄、講經文因緣等多種分類文書。而《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按館藏原編號順序整理，能更為完整地體現敦煌遺書的全貌。”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孟彥弘介紹，“此外，叢書不僅對圖版《英藏敦煌文獻》進行增補，而且與原件進行對照與核正，對文書的性質、名稱、年代予以考證和說明，并在參考文獻中著錄了學界對每件文書的研究成果，這為非敦煌學專業的學者提供了權威可靠的資料，也能夠減少他們檢索的時間。”

長期從事甲骨、簡牘、文書、墓志等出土文獻整理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深知敦煌文獻整理之不易，“做學術研究具有選擇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獻整理沒有選擇性，需要史學知識、相關學科知識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資料也必須弄懂。”

對敦煌古寫本進行校訂和釋錄到底需要多細致精微，郝春文舉了一例：編號為S.3050號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緣》右起第一、二行文字為“給孤長者箭濟貧人，并戀貝漏、猛聾音啞，舍財無數”。其中“箭”為“接”之方音借字，“戀貝漏”當為“攣躄背僂”，“戀”是“攣躄”的形訛字，“貝漏”為“背僂”的通假字。“猛聾音啞”當為“盲聾喑啞”，“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則為“喑”的通假字。連綴起來原文應為“給孤長者接濟貧人，并攣躄背僂、盲聾喑啞，舍財無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郝春文一直以《詩經》里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警示自己：“對敦煌文獻的釋錄一旦開始，就要數十年如一日，認真進行下去。”20多年來，他時刻不敢懈怠，始終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每一篇文字的釋錄都要經過6道編審，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敦煌文獻的發現已經有百余年了，是時候敦煌學界為學術界貢獻一份大規模、成果豐碩的文獻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說。

還原一個大唐盛世

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樞紐，絲綢之路的“鎖鑰”，中西交流的都會。唐朝時期，中國、印度、中亞、西亞、希臘等不同文明體系在這里交融，呈現出海納百川的胸襟與氣象。

隨著敦煌遺書的釋讀，一幅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社會生活的畫卷正在鋪展開來。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收錄的是英藏敦煌文獻的非佛教文獻部分，即所謂的世俗文本。其中有記載敦煌邊防與水利工程的圖經，有官府統計人口和田產的戶籍，有傳統經學文獻中的韻書，有唐五代通俗文學體裁中的變文和因緣，有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陰陽占卜之書，還有反映中古婚俗的《下女夫詞》等。解讀一份份文書，就相當于一點一滴，還原一個大唐盛世。”郝春文說。

如《下女夫詞·去扇詩》里唱：“青春今夜正方新，紅葉開時一朵花。分明寶樹從人看，何勞玉扇更來遮”——將新娘贊為艷麗的花朵，可知敦煌唐人婚禮程式中用花朵烘托青春的美好。而《下女夫詞》男到女家舉行婚禮、女問男答的形式，反映的是晚唐時期的敦煌民俗是北方胡族與漢族婚俗相結合的產物。

再如通過遺書里的《沙州圖經》與《沙州教煌縣灌溉用水細則》，可以解讀敦煌的城市建制，領略古邊陲城市“烽戍邏卒，萬里嚴繼”的景象。通過吉州館驛巡官劉廷堅游歷佛寺和道觀寫下的抒懷詩，可以領略佛教與道家文化在敦煌的交融。

郝春文指出，從敦煌遺書還可看出當時的女子有結成社團從事社會活動的自由。如S.527“后周顯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條件”，就是一件由15名女子自愿結成的社團，從事喪葬互助和佛事活動。另，S.4705記載敦煌女子在寒食節以足踏地，連臂成行，邊踏邊歌。這都說明當時婦女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宋以后的記述差別很大。

“敦煌遺書是古人無意中為我們留下的一份文化瑰寶，其研究價值與整理程度成正比。希望我們認真整理出來的文字釋錄，能為學界研究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生活，提供有益的研究資料。”郝春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