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和文化館里的老物件展。本報記者 饒強攝

2007年朝陽區文化館舉辦的“我們身邊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展覽。

上世紀80年代朝陽區文化館全景。

早晨七點，徐偉照例推開朝陽區文化館一層“書屋”的門，將電腦、前一晚閱讀的書和厚厚的書摘筆記放在書桌上，戴上眼鏡在工作開始前學習英文。九點，這個擺滿各種藏書和老物件的書屋迎來一天當中最早的一批參觀者。日頭漸高，文化館地下一層的排練室里響起了大鼓隊整齊有力的鼓聲，“非非小劇場”里飄出青年激情澎湃的話劇臺詞。

一切正如徐偉所說，“文化館就應該是一座公園。”從端著全額撥款事業單位鐵飯碗的“衙門”，到提供優質公共文化產品的開放式文化館，再到成為深刻介入民眾教育、產業孵化、民生需求的文化“巨輪”，朝陽區文化館經歷了一次次脫胎換骨的蛻變。而這一切變化，徐偉說，“是融入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一部分。”

青春思索

文化館就是唱歌跳舞嗎？

1977年，20歲的徐偉畢業后被分配到朝陽區文藝宣傳隊。那會兒文化館已變成文藝宣傳隊的活動場所。在大家的認識中，“文藝宣傳隊就是文化館。”從工作的第一天起，徐偉心里就種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文化館是干什么的？”

物資的緊缺、文化生活的匱乏，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主色調。在那個計劃體制、工作分配的年代，徐偉懷著年輕人“戰斗”的激情去擁抱一切安排，無論是去煉鋼打鐵還是吹拉彈唱。這支存在時間不到十年的文藝宣傳隊排練的大多是京劇《紅燈記》《沙家浜》等樣板戲，后期排演過話劇《紅色聯絡站》《甜蜜的事業》以及一些舞蹈、曲藝節目。

徐偉是許多人眼中的“能人”，譜曲、唱歌、彈鋼琴都不在話下。在隊里，他的創作和演出的才華初露鋒芒。1979年文藝宣傳隊解散，徐偉自然而然來到了朝陽區文化館，負責輔導培訓各街鄉文化骨干。

在一張1983年的老照片里，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昔日朝陽區文化館的模樣。這個在今天看來矮小簡陋的文化館，當時建有影劇院和小禮堂，而電影院在國內其他文化館是少有的。人們騎著二八式自行車聚集在文化館門前的小院，聽著大喇叭觀看“五講四美”宣傳隊的演出，文化館外墻上還展示著日本電影《華麗的家族》的海報。

二十來歲的徐偉騎著車走街串巷，在雙橋、金盞、東壩、將臺等街鄉留下他一路采風和培訓的身影。在與村民和文化骨干的交流中，他一直沒有忘記那個縈繞心頭的問題——文化館應該做什么？

“文化館就是唱歌跳舞的嗎？那還要專業院團干嗎呀？是培養人才的嗎？那還要藝術院校做什么？”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徐偉發現，文化館這些功能全都能被社會上的其他機構代替。

文化館很忙。從“五月的鮮花”群眾歌詠活動，到“金色的秋天”群眾藝術節，再到春節花會表演……組織“老老少少、蹦蹦跳跳”，是民眾甚至是文化館工作人員對文化館工作的真實寫照和定位。然而，許多投入成本巨大的“送文化”活動，群眾并不買賬。由于公共文化產品的同質化、效率低、質量差，文化館的許多活動成了“自我繁忙、空轉式的繁忙”。

文化館很老。這個從1958年起就已存在的區級文化館擁有“七部一室”，連著片兒的辦公室讓步入其中的民眾感覺像是進了衙門。徐偉感受到，文化館逐漸變得暮氣沉沉，在政府包辦的安逸搖籃里不愿面對潛藏的危機，在虛假繁榮里慢慢退化著自己的四肢。

“中國文化館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氣。”在徐偉看來，一次自救式的改革已勢在必行。

不惑之年

拆除“圍墻”把空間留給百姓

1996年，朝陽區文化館新館在朝外小莊落成，39歲的徐偉競聘成為文化館館長。

新館長上任，徐偉拿出一份從內到外改造文化館的計劃：與體制“斷奶”，將文化館從全額撥款單位轉為差額撥款單位。同時，把非職能部門的辦公室全部改為文化活動空間。

這項在今天看來都如同壯士斷腕的徹底改革，當時給館內職工帶來的沖擊可想而知。回憶起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徐偉波瀾不驚：“沒有什么阻力。”但老員工們都會記得“鐵飯碗”被拿下時館里不安與焦慮的氣氛，和失去在辦公室喝茶看報悠閑時光的憋悶。館里的百十口職工怨聲載道，找館長要說法。

在一間會議室的角落里，當時正在辦公的徐偉面對職工的憤懣，堅定地說道：“咱們既然是文化館，就得盡可能把空間留給百姓！活動開到哪兒，職工就應該跟到哪兒。”見館長把自己的辦公室都撤了，職工們也沒了脾氣。

這場改革中，為領導來訪準備的貴賓休息室也被一并裁撤，變成公共文化活動的場地。墻上領導視察照片和科室牌子不見了，親切的老物件展覽吸引了一撥撥群眾進來觀看。“衙門”做派的圍墻被紛紛拆除，朝陽區文化館涌入了清新的空氣。

體制改革后，館里上上下下干起活兒來腳下生風，但如何自力更生搞好經營仍是個難題。文化館也曾經試圖做點小買賣，出租場地開舞廳、臺球廳。但徐偉很快意識到，設施外租比例過高將導致文化館文化主業丟失，格調不高的活動多了，更是對文化館發展的一種傷害。

徐偉決定砍掉這些經營性場所，把目光瞄準了小劇場。2004年，在民營劇場寥寥無幾的情況下，朝陽區文化館“9劇場”石破天驚，推出開幕話劇《青春禁忌游戲》。短短兩年多的時間，“9劇場”憑借優質的話劇贏得社會聲譽，與北京人藝、東方先鋒劇場三足鼎立。

新館成立之初還干過一件大事兒。上世紀90年代末，文化館對面光華染織廠的女工遭遇了下崗潮。徐偉組織女工們成立大鼓隊，用鼓聲振奮精神。從用鼓聲宣泄訴苦，到用鼓聲追求新生，這支由下崗女工組成的隊伍不僅名氣越來越響亮，每年還創收數十萬元。“把社會的焦點問題、個人的生存問題納入文化館的事業，我認為我們做了一點兒實驗。”徐偉為大鼓隊的成功感到自豪，心中的答案越來越明晰。

漸漸地，人們提起朝陽區文化館，不再是那個“一老一少”才光顧的尷尬去處，也不再是逢年過節唱唱跳跳的“年節文化館”。在這里，貼近普通人的好戲天天上演，兼顧了格調與市場的朝陽區文化館，真正變得像是一個向各年齡段和各群體開放的文化樂園。

畢生所系

保持好奇心嘗試文化可能性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9劇場”的年均票房總額曾達到每年超千萬元，演出場次近1000場，占北京市小劇場演出劇目的三分之一強。同時，“9劇場”一直秉持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心本質屬性，以創收反哺公共文化事業。在朝陽區文化館，許多項目遵循著這樣的發展軌跡：公益鋪路、商業跟進、產業化擴張、可持續發展，最終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2008年，朝陽區文化館創辦了“非非演出季”，以“非職業、非商業”的初衷為戲劇愛好者和社會團體提供展示平臺。十年來，70多個非職業劇社的100多部戲劇作品在此上演。不管是退休的大爺大媽、北漂打工者，還是在讀大學生，都被吸引過來參與其中。今年是“非非演出季”十周年，不僅報名劇目為歷屆最多，還有外省市劇社報名。

這些年，朝陽區文化館一直在將它的觸角伸出那幢灰白色的小樓，以各種面貌出現在京城文化生活圈：它可能是一個校外戲劇課堂，如金刺猬全國大學生戲劇節；可能是一處藝術空間，如798藝術園區內的“玫瑰之名”藝術中心；也可能是居民陽臺上的一塊菜園，如“一米田”社會治理試驗。

“每年有很多藝術院校畢業生尋找機會和平臺，徐偉讓有夢想的人大膽走進來，沒有拘束地創作。館長不停地在想一些東西，我們每次創作的作品，他都會思考這個作品里還缺少什么，和當今社會和老百姓有什么關系，他一直在研究這些東西。” 9當代舞團的一位成員說。

在徐偉看來，這個文化館已走出了有形的“文化館”的局限，它的形態千變萬化，只有一條準繩：文化館是社會治理的工具，文藝是介入公民教育的一種方式，只要有利于提升國民素質、審美情趣，什么樣的事情都可以嘗試。

去年年底，朝陽區香河園地區文化中心開放，“文藝工號”項目正式啟動。徐偉說，香河園地區文化中心將目標受眾鎖定在新社會階層，除了為本地區提供公共文化服務，還將繼續為文藝青年搭建就業和創業的平臺。

在徐偉看來，文化館作為政府下屬的文化部門，要進入所有文化的可能性，而一個館長應該對什么東西都要有好奇心。為此，徐偉經常走街串巷，與老街坊聊聊天，到798看看展，甚至在看老頭下棋時琢磨著能否搞一次棋陣大賽。“生活就是教育，如果不深入到生活當中去，把它當成一個標簽，這樣的文化館搞不好。”

“文化館的改革是文化與體制改革的一個局部，不僅涉及文化體制自身的變化，也與整個社會體制的變化結合在一起。文化館30多年來的演進、發展，與改革開放的總體敘事是相關聯的。”徐偉說，文化館的變化離不開七個字：“人民的內在需求。”

徐偉依舊在他的“戰壕”忙碌著：五月，新建成使用的文化館“肖邦音樂廳”迎來首場演出；今年內，小莊電影館將以全新面貌開門迎客……“文化館就像早點鋪，把文化生活像油餅一樣供給市民”，這是他的心愿。

去年，徐偉本來已經打定主意退休，但很快又被返聘回館里。“目前館里依然離不開他，需要一些過渡。館長比之前還要努力，幾乎拼盡心血。”文化館電影項目負責人王通說，徐偉血壓偏高，身邊同事有時對館長不知疲倦地工作感到心疼。“他就像電影《敦刻爾克》結尾的戰斗機，絕不軟著陸，而是開足馬力，毫無保留地燃盡最后一滴油；他又像和文化館在談一場持之以恒的戀愛，而且一直處于熱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