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樓》

《德齡與慈禧》

《新龍門客棧》

30年前的夏天，北京人藝話劇《天下第一樓》首演，旋即轟動北京城。30年來，這部作品常演不衰，走出國門，演出近600場，成為北京人藝僅次于《茶館》的保留劇目。作為這部戲的編劇，何冀平于首演的次年轉戰香港，靠著在北京人藝打下的堅實寫作基底，在商業社會中重新起步，與徐克合作的《新龍門客棧》為她洞開了影視劇的新天地，《黃飛鴻》《新白娘子傳奇》《楚留香》《龍門飛甲》《投名狀》《明月幾時有》《邪不壓正》等享譽華語影視界的作品里都有她的身影。北京人藝建院60周年院慶，她又用一部《甲子園》匯聚起了朱琳、藍天野、朱旭、鄭榕、呂中等再難復制重現的“豪華”演出陣容。很多人說這是何冀平為北京人藝量身定做的一出戲，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遠走他鄉的女兒送給家中母親的一份珍貴的生日禮物吧。

光鮮的背后，是鮮為人知的超常付出。就在幾天前，何冀平剛剛完成了為陳凱歌與章子怡合作的短片撰稿。兩周內出了5個構想，不同的本子寫了6稿，為趕拍攝期，每一稿都是在幾個小時內完成，最后累得要靠人參支撐寫成完成稿。如今她已然練就十八般武藝且樣樣精通，邀約不斷，寫作不停，在話劇、影視、音樂劇、戲曲等不同藝術形態間自如切換，于文學與市場間維持了難得的藝術平衡，出手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她用一支健筆，寫出了世間的大氣象，也開創出了獨屬于自己的品牌。

創意是人世間最昂貴、最值得尊重的

文藝報：小時候您在北京由外婆帶大，外婆也是讀書人，她對您童年的閱讀產生過怎樣的影響？有沒有對您此后影響比較大的作家或劇作家？

何冀平：那時太小，家里書是有的，后來捐就捐出去3000多本，但專著和古典文學較多，沒有什么小說，看了我也不太明白。家里沒有刻意培養我，我就是喜歡，也有機會去劇場看戲，看完《天鵝湖》就給幼兒園小朋友排節目。我組織小朋友演，我演老妖。我喜歡契訶夫的小說和戲，喜歡《紅樓夢》，喜歡昆曲的詞。記得小時候看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子》，里面有這么一句：“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子”。長大了，漸漸明白了這句話的內涵。

文藝報：您入職北京人藝后完成的第一部話劇是《好運大廈》，1984年首演。能介紹一下該劇當時的演出效果嗎？以今天的視角，您又是如何看待這次最初的創作？

何冀平：當時很少有人去過香港，人們根本不了解香港，我1979年第一次到香港，回來帶的是“出前一丁”，作為禮物一人一包，那時候都沒吃過。吃完了他們都特別喜歡，說太好吃了。我在香港看什么都新鮮，寫了很多隨筆，前些天，我在整理房間的時候偶然發現了它們，真還寫得不錯，但當時也不懂得發表，就想到寫戲了。《好運大廈》剛出構想，北京人藝就看中了。記得去人藝談構想，第一次進首都劇場后樓，見于是之、田沖、夏淳、刁光覃等人藝大牌，聽我談構想，嚇得我手直抖。這部戲，我寫的算是中規中矩，有幾個人物還可以的，但整體不夠深入，還是以內地人的眼光看香港，排的演的也不太像香港，我是盡了力，人藝也是盡了力，做了不少素材收集，還把我婆婆石泓請去講香港的生活、服飾。一開票，買票的人排起長隊，擠塌了西單售票亭子，都以為是演唱會呢。記得這部作品連演了80場。

文藝報：進入北京人藝工作后，您當時分配到了劇本組。那時，于是之是組長，在您之前的很多訪談里，您曾多次提及于是之先生對您創作的影響。于是之在抓劇本工作的時候，給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他在激勵青年劇作家成長、成才的方式、方法上有沒有獨到之處呢？

何冀平：于是之先生最獨到之處，就是兩個字“尊重”。他尊重作者、尊重文字、尊重創意、尊重知識，他明白這些“用筆支撐著劇院的人”（于是之語）是用腦子用心在付出在勞動，每一個字都是心血的流淌。他文學修養很高，什么都懂，但從不強加于人，口氣總是商量的，很謙遜。如今仍有些人，不重視編劇，覺得寫幾個字算什么，請人搬件東西都知道要付錢，為什么請人寫東西就覺得不必給報酬呢？創意是人世間最昂貴、最值得尊重的。于是之懂得我們。知識分子羞于談錢，也不太看重錢，看重的是尊重。于是之給我的尊重，激勵我堅持、不怨、無悔，使我終生難忘。后來在香港，也曾遇到過自以為是的權威，借助權力蔑視我、踩我，逼迫我服從，我絕不屈從，我說，我是人藝“慣著”長大的。

人雖老，只有戲，還像它30年前一樣年輕

文藝報：寫作《天下第一樓》時您尚不足40歲，如今這部作品已經演出整整30年了。新時期以來，能夠常演30年的劇目屈指可數，《天下第一樓》可謂其中的佼佼者。回想當初，最開始排演該劇的時候，您當時的心態是什么樣的？劇中盧孟實的命運沉浮是否也是您人生經歷的投影？

何冀平：撰寫《天下第一樓》至最后一稿時，正值《桑樹坪記事》火爆上演，我的母校制作、我的同學編劇、我崇敬的老師導演，各大家撰文盛贊，有如發現一顆新星，戲劇界一片歡騰。現代化的視角、全新的演釋方式，像一個戲劇新時代的起點，調動起全體戲劇人的興奮。而它，又是不是另一個戲劇時代的終結？我猶豫了。收起已經基本完稿的三幕戲，重新下筆。這一稿以倒述的方式結構，從盧孟實的成功、狂傲、洋洋得意寫起，直到高樓萬丈，日進斗金，賓客盈門，寫到最后一幕，尾聲是“一聲嬰啼”，盧孟實誕生。這一稿寫完第一幕，就進行不下去了，筆拉著我往回走，只能放棄，重新繼續已經成型的原稿。

全劇在排練廳連排了。我們都不怕演出，怕連排。近在咫尺，坐著曹禺院長、刁光覃副院長、所有部門大小領導，離退休權威人士，黑壓壓一片。我坐在最后排靠邊，顧不上看戲，不時觀看各人表情。戲完了，我出了一身汗。曹禺院長直接走到我面前，眼眶有些發紅，他握著我的手，追問全劇結尾那副對聯的原意，“你年紀尚輕，哪來的如此人生感悟？”我卻一時答不上來。他親筆為該劇題了劇名，并寫下長詩，至今掛在人藝的貴賓室。一位資深的專業同行，走出排練室的時候不經意地說：“這種戲，最多演40場。”我睡不著覺了，半夜打電話給導演顧威，他的回答很堅定：“我保你400場！”有人說《天下第一樓》是北京人藝的夕陽，但這“夕陽”十分燦爛。一時節譽滿京城，幾乎所有名流皆有文章。1988年6月12日首演之后沒停過，一連演出150場，接著去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歐洲以及中國臺灣，所到之處皆受熱烈歡迎，尤其中國臺灣和東南亞。

《天下第一樓》比我的名字響亮輝煌得多。公演第二年我離開了北京人藝，人走茶未涼，人去樓未空，30年《天下第一樓》不停演出。燈光明暗、大幕開合、掌聲起落間，送走一位位前輩，迎來一代代新人。走在人藝，不時會有人經過我身邊時，認真地說一句：“我演過《天下第一樓》。”演了300多場龍套，才演到師傅的年輕演員已經步入中年；演過500多場的9位元老已退休；老導演夏淳已經仙逝；顧威導演已經白發蒼蒼；我從一個走出校門初踏戲界，被于是之稱為“女孩兒家”的學生，已步入老年。人雖老，只有戲，還像它30年前一樣年輕。一部劇，不僅凝聚著角色主人公的人生，也映印著作者的命運，帶給我榮辱窮通，理解到人生的給予和索取、規律和無常，以及曹禺院長問我的，感悟與蒼涼。

文藝報：《天下第一樓》上演之后，有專家評價其為“現實主義的回歸”，您當時是如何理解“現實主義”的？有沒有被觀念所束縛？在您看來，一部話劇作品的藝術生命力體現在哪里？

何冀平：也許比喻不恰當，現實主義有點像電影的類型化，可以寫得非常經典，也可以只是一般流水賬，有種觀念，覺得荒誕、先鋒派、現代派好像比現實主義尊貴。我覺得不在于什么主義，要緊的是怎么寫。戲劇是多方面的，最有生命力的是價值，體現在中心人物身上，內中有一點可以稱為共通性的東西，能引起所有人有感受、被感染、能回味，但是不容易。那點真諦，像一個精靈，藏在你的作品中，和你捉迷藏，引誘你去尋找。找得到，要靠不舍的精神，找不到是經常的。

文藝報：如今《天下第一樓》不僅享譽國內，而且多次走出國門。您認為這部作品能夠讓外國人“無障礙理解”，依靠的是什么？30年來，您對這個劇本的改動大不大？是否喜歡別人改動您的劇本？

何冀平：好看、好玩、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題材吸引。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下到老幼婦孺，上至知識分子，以至官居一品都可以找到看點，真正的藝術是可以不同語言、民族共享的。中國話劇要走出去，首先你講的故事外國人要能懂，不是只有中國人才能明白的事，包括歷史劇，題材要寬泛，道理要有點共通性，不要老想著戲是要教育人的，要想教育人也得先是好看。

話劇除了結構情節，靠的是語言，臺詞很重要。《天下第一樓》30年，演了500多場，加上香港粵語版56場，已是600場，劇本只改動過4個字。第二幕，盧孟實的紅顏知己玉雛兒，為盧孟實鄉下的妻子生下兒子不快，一氣之下離去，盧孟實搖頭暗自感嘆。每次演到這里，我都覺得有點冷場，就在他搖頭的同時，加了兩個字“女人……”在一邊的二掌柜，深知盧孟實的內心，緊接著說了一句“男人……”這四個字，牽動起臺下觀眾的心，引起滿場回應。劇本受到尊重，是劇作家畢生的追求。我不喜歡別人隨意改動我的劇本，哪怕一個字。我說，你們讀過百遍的臺詞，我讀過上千次。有幸，《天下第一樓》自首演至今，只字不改。導演不但不許改動一字，連演員口語化的“嗯、啊、的、是、嗎”這些虛字都得去掉，他說，這部戲的臺詞是有韻律的。記得排練初期，夏淳導演對二幕二場，盧孟實和玉雛兒的男女主角一段對話不太滿意，說他想改改。雖然不愿意別人改動我成形的劇本，但一向從善如流。老導演認真地寫了幾天，寫好之后拿給我看，我還沒說話，他就說：“還是用原來的吧！”這是人藝的老藝術家給我上的一課，我永遠忘不了。

我從最難寫的話劇開始，底子打得實

文藝報：1989年您在北京事業發展正好的時候，卻作出了“離京赴港”的決定。在香港的頭幾年，創作出了諸多風靡一時的影視劇作品。舞臺劇編劇和影視劇編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形態，對創作者也有著不同的要求，您是如何在這兩種不同的領域之間轉換的？

何冀平：我還寫過音樂劇、戲曲，好像沒有一個太難的轉換過程，像徐克找我寫《新龍門客棧》，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看了《天下第一樓》劇就連夜找我，他說：“你能把一個飯館寫得這樣有聲有色，一定能寫好一個客棧。”就這樣，我開始寫第一部電影，40天完稿，沒有覺得太困難，后來，就開始接連不斷了。《新白娘子傳奇》已經開拍，因為賣得好，急需加20集，找到我，是一天一集趕完的。《楚留香》主要演員鄭少秋不滿意劇本，不肯接，制作人找到我，我改了，他就接了，這種情況不少。不論寫什么，根基是一樣的，就像食材是一樣的，只不過菜系不同，佐料不同，做法不同。但基本功是一樣的。我是從最難寫的話劇開始，從素描開始，底子打得實很重要。

文藝報：1997年對您來說又是一個新的事業轉折點。這一年，您應邀加入香港話劇團，重歸舞臺劇創作。推出的第一部話劇是《德齡與慈禧》。為什么以這部劇打頭陣？香港觀眾當時接受這樣的歷史劇有障礙嗎？文化多元性在這部劇中是怎樣體現出來的？

何冀平：寫完《天下第一樓》，我就想寫這部了，我不喜歡清史，但特別喜歡這一小段，充滿人性的陽光。《德齡與慈禧》特別符合香港這個中西雜處的地方，當時我已在香港8年，感受兩種文化，有交融、有沖突，《德齡與慈禧》中展示的中西文化，那種碰撞，香港人特別接受，比起《天下第一樓》，他們說更喜歡這一部。劇中的慈禧、光緒、隆裕、李蓮英等歷史人物，都不是人們想象中的舊樣子，我以家事寫國事，不明寫政治斗爭，無一點冷場和說教。其中17歲的德齡，這個受西方教育長大的中國人，就像是香港人的化身。

這部戲我沒想到的是，一部歷史劇特別受年輕人喜歡，小學生都愛看，看到中場休息不肯去上洗手間，怕誤了開場。這部戲在香港6次重演，有國語、粵語兩版，那時候香港很多人不會普通話，但都爭看國語版，有的看完粵語再看國語，去感受其中的中國文化。劇本收入香港中學教材。曾在2008年代表香港參加奧運展演，受到評論家和觀眾的一致好評。后來我改編為京劇《曙色紫禁城》，由國家京劇院演出，一樣很受歡迎，一個小學校長看了，馬上包了3場，讓學生們來看。

文藝報：近些年，內地很多話劇影視劇創作紛紛走上文學改編之路，您也操刀過幾部，諸如剛剛上映的電影《邪不壓正》，早些年您也曾改編過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說《開市大吉》，以及劉鶚的《老殘游記》。您怎么看這種改編？與原創劇本相比較，您覺得哪種難度更大？

何冀平：原創和改編的區別并不是很大，改編不比原創容易，編劇要下一樣的功夫。倒是在改編或者原創的作品中，塑造一個新的人物，在原有的題材當中，重寫已有的人物，給他一個新的角度、新的立意，這個難度是對作家的挑戰。有的改編，原著只不過是給我取材。改編對我來說有種快感，就像一籃子各種食材，任我搭配。幾次改編都還是成功的，像《開市大吉》被舒乙先生贊許“五個第一”，《老殘游記》被我大拆大卸，基本上重寫，但我沒有偏離這部書的主題，獲香港最佳演出等大獎。《邪不壓正》和姜文導演談了很久，改編豐富了原著中的全部人物和人物關系。

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我”和我的心

文藝報：縱觀您的創作，歷史題材的話劇、戲曲和影視劇作品所占比重要遠遠高于現實題材創作。您為什么會有如此偏向？是什么樣的歷史觀在影響著您的創作？

何冀平：自從到香港，我的寫作完全市場化，都是對方找來，有導演、明星、制作方、出資人，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不干涉，不束縛，由我來完成。電影主要是和導演配合。我從來不把歷史題材當作歷史來寫，必須是現代人的眼光，納入現代人的軌道。寫《德齡與慈禧》，歷史上真實的德齡是十分奉承慈禧的，她在宮里一直都在講奉承的話，做恭維的事，并沒有更多展示她的個性和才能。但是作為戲劇作者，我必須要給她新的個性和行動，把她塑造成我心目中的人物。她與慈禧一老一小、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一尊一卑，涉及親情、愛情、國事、家事，用她的坦率真性情影響深宮帝王。她書中有一句話：“站在老佛爺的龍床邊我就想：如果我能利用這個位置做更多一點事的話，那就太好了。”她沒有做到，但在我的戲里，我做到了，作者可以依據歷史，寫出自己心中的人物。這就是寫歷史劇的快感。

寫歷史劇并不是寫歷史，劇作家的任務是在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束縛，劇作家有他創作的自由，他可以推翻歷史的成案，對于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而具體地把真實的古代精神翻譯到現代。

文藝報：作為知名的劇作家，找上門來的項目想必也非常多，面對不同的項目要求，您是怎么取舍的？您曾不止一次說過：“我不是不堅持，只是不固執。”您始終在“堅持”的是什么？

何冀平：以前取舍不多，來者不拒，好在我運氣好，合作的都是大導演和“正規軍”，作品基本可以保證質量。現在題材對我不是太大問題，反而合作者很重要，導演、制作人能夠理解我，懂我，知道我好在哪里，這很重要。如果我寫得好的，有味道有靈魂的，都給刪了改了，我會很沮喪。編劇畢竟不是第一線的，作品必須由導演和團隊來完成。我的“堅持”指的是，內地給了我深厚的文學根基，香港給了我靈活的機敏應變，這兩者的結合體成就了我的作品。而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我”和我的心，題材可以千變萬化，但這一點是變不了的。

文藝報：在編劇這條路上，您可謂經驗頗豐，榮耀和艱辛遍嘗，更是對這個職業始終篤定、堅守。這個職業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對想入行的年輕編劇來說，您覺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何冀平：重要的是不要圖錢、圖名，為這兩點所誤，就會改變初衷，改變本性，寫不出真情，沒有真情的作品可能名噪一時，但早晚會被淘汰。我說過，我們這一行很個人，但又來不得半點個人，滿腦子私欲，就算成名也是一時的，有錢也不是真富有。年輕編劇要記住，認真付出，寫出一部好作品，保你一生。做人和寫作，從來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