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大師方成先生走了，享年100歲整。他走得安然泰然，可說是功德圓滿，壽終正寢。雖不像英年早逝者給親人朋友帶來錐心的震痛，追憶著，品味著，對這樣一位老人的離去，卻牽起種種沉沉綿綿的悲哀和不舍。

追憶閃回到半個世紀前。那年初冬，在中央統一部署下，我們共同供職的《人民日報》社派我們一行人組成了“四清”工作隊，去京郊房山縣五侯公社進行“四清”。為了發動群眾，撬動“四不清”干部坦白交代他們“四不清”問題，工作隊本著烏蘭牧騎的方式，抽十幾人組成了一個文藝宣傳隊，其中就有方成和我。分工是，由我寫和導，由他繪畫和置景。為了工作方便，我倆還被同時安排在一位貧農單身漢的大炕上。以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與這樣一位當時已名滿漫畫界的大家同出同進、共睡一鋪大炕，真是時時有種惶悚。他卻不然，在我寫出一個獨幕話劇并為宣傳隊排戲時，他已寫了一段相聲并輔導兩位隊員排練，我不禁問：“您怎么還對相聲感興趣？”他笑笑說：“外行了吧，漫畫和相聲是兄弟，不過一個用手，一個用嘴，一樣地給人們帶來歡笑、思考和褒貶……告訴你個秘密，我最好的朋友是侯寶林。”接著，他給我講了他們多年的交往和情誼。

他的思維十分敏捷，為了跟上形勢需要、宣傳多樣化，他提出因陋就簡，利用我倆的長處，合編幻燈劇：我寫腳本，他畫幻燈片，戲也分場，幻燈片中的人物可上、可下、可交集，情形大體如皮影戲。演出更簡便，背著個幻燈機，可上山，可下村，支上幻燈機后，他操作，我配音，后來還發展為配樂，不用太多人，我們倆就可勝任。這個設想立即得到領導認可。于是進入創作，幾天幾夜的寫作、腳本完成后，我的貪睡來了，每晚到了十來點鐘就睜不開眼，他則仍是神采奕奕，讓我先睡。不知有多少次，我已睡了一覺，睜眼看他時，他正被創作的快樂攪得自言自語著，審視著自己的畫稿。看著他的陶醉與興奮，我一邊被感染，一邊擔心他的身體，提醒說：“睡吧，都快兩點了。”他歉意地說：“把你吵醒了？”我說：“哪里？是想方便一下。”于是爬起往外跑。他也緊跟其后。我們跑到屋墻后面，他笑笑說：“我們真是老頭放鷹。”我不明其意，問：“敢問何意？”他頑皮地看看我：“出門就撒呀！”剛才的睡意全被他逗醒了，深冬太冷，我又入了被窩，他則在地爐下又添了一撮煤。我問：“還不睡？”他說，“你正年輕，是要睡足。我已這個年紀，每天有4個小時睡眠足夠，何況正在興頭上，你睡你的。”

那部幻燈劇完成時適逢一場大雪，第二天清晨，雪霽初晴，我倆分別背著幻燈機、幕布等放映設備，沐著朝陽雪光，踩著厚達小腿的積雪，朝著半山的天開大隊進發。因為昨晚接到“四清”分團通知，為配合天開大隊“四不清”干部的攻堅會，要我們當晚在那里演出。山陡雪滑，每邁一步都要用盡全力，他突然一個趔趄，半條腿埋入雪里，我正要扶他，他笑笑說：“壞了，枕頭濕了。”

久在身邊，我已摸索出他的語境、語態和語式，稍一思索，我不盡哈哈大笑：“枕著濕枕頭，您還不得4點入睡？”

“沒關系，褲腰在外，褲腿在內，不就得了！”

“還是您聰明。”這樣的啞謎只有我倆知道，因為為減輕行李重量，我們都沒帶太多臥具，夜里只把棉褲疊起來權作枕頭，那一夜，因為演出成功，枕著半濕的“枕頭”，尤其睡得安穩。

第二天，我們就成了天開的名人。中午吃派飯時，那家貧農專門為我們蒸了小米干飯，撤去了為省糧而慣常摻在飯里的白薯塊兒。聊天中得知，這家女主人是一位才滿25歲的婦女，可她炕上炕下的孩子竟有七個。我好奇地問：“這么多個頭差不多的孩子，你數得過來嗎，要是晚上丟一個怎么辦？”那女人笑笑說：“丟不了，到晚上他們都睡下后，我就數腦袋。”“要是有人鉆入被窩呢？”我還是好奇。“那就數炕下的鞋嘛！”方成笑瞇瞇地看著我說。

那女人找到了知音：“還是老方有經驗，你家孩兒比我多吧？是不是你就天天晚上數鞋？”方成躲過這問話，轉向我說：“你先問他。”那女人端詳著我問：“老李幾個孩兒？”“四個。”她半信半疑地：“你多大？”為了顯得老成，我們工作隊員大多穿一套土黃色舊棉軍裝，狗皮帽子，胡子很少去刮，我摸了摸滿臉落腮胡子：“才41歲。”女人點點頭：“老方呢？”方成認真地說：“我跟他爸同歲。”我看看他：“怎么會？”“你爸不是屬虎嗎？我也是。” 我還有些詫異：“你比我爸樣子年輕多了……”他說：“別忘了，我是廣東人，雖然面皮長得黑，但是黑中透亮，光溜。”

那女人笑著：“城里人就是比鄉下人年輕，連老李也比鄉下40歲的男人年輕多了！”她說的不假，我那年才25歲，與她同齡，可還是個單身漢，哪里來的4個孩子？不過逗逗她。

幽默話家常，不光緩解了天天講階級斗爭的緊張，也增進了與農民的感情，不幾天，這個村的人們都知道了方成和我爸同歲，于是他們又猜著我們的年齡是真是假。當我們回到五侯公社我們的駐地時，單身漢房東的前列腺卻得了病，他不停地起夜尿尿，有時又憋了好久而尿不出……他高高大大，憨厚質樸，40已過，既未娶親也無對象，突然得了此病，怎不著急。他著急就更是忽起忽臥地不語，方成著急則是一會兒跑到分團辦公室，給報社同事打電話，托他們與協和醫院聯系，一會兒去長途汽車站為房東買去北京的車票，更難的是，我們這位房東既不識字，又從沒走出過這個公社，一說去北京看病，他是既向往又害怕，生怕自己走丟再找不回這個家。此時的方成就像帶孩子一樣，為他裝足錢，畫好路線圖，親自送他坐到長途車上后，又急著給報社同事打電話，囑咐他去長途車站接到后直接送往協和醫院，直到陪房東看病的同事來了電話，他才放心下來。

大約20天后，房東春風滿面地回來了，說是經過詳細檢查和治療后，已完全康復，不過是些炎癥。這房東去了趟北京，似乎開化多了，雖仍是話語不多，卻天天晚上給我們在地爐上烤白薯吃，吃著那甜香的烤白薯，方成拍了他一下后背說：“老弟，別光知道給我們烤白薯吃，從明天起，就抓緊搞對象去，我們還等著喝你喜酒呢！”房東還是嘻嘻笑著：“誰不想。” 可惜，直到我們離村，也沒聽到他有對象的消息。

“四清”未盡，“文革”驟起，我們回到報社不久，我就收到調往內蒙古杭錦后旗的調令，人事處嚴正申明，這是中央的統一部署，中央直屬機關下放三分之一干部去基層，嚴詞赫赫，必須照章執行。這對于時年26歲、事業愛情之花剛剛綻放的我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天塌地陷，日復一日，我只感到自己正從云天墜落。此時，方成約我去他家坐坐，當我走入他家客廳時，桌上已擺滿酒菜，他笑迎我說：“老婆上班，孩子上學，中午都不回來，就咱倆，好好喝喝。”

頓時， 滿身熱流從全身涌入喉頭，我半晌說不出話，盡管我們已共睡一條炕近一年，盡管我們幾乎無話不說，可論年資，他與家父同庚；論成就，他已是畫界宿將，在我即將“發配”塞外時，他還為我在家擺酒餞行，此情此義我真是肺腑俱焚。我仍說不出話，只是舉起酒杯，恭敬地與他的杯碰了一下就舉杯而盡，不知是感其深情，還是因第一次喝如此烈性的白蘭地，飲下之后，我就泗淚橫流。

他為我搛了些菜，說：“別急，慢慢喝……酒能助興，酒能談心，你就要走了，我這才請你來家里。”

我又舉起酒杯：我知道您的心意。是啊，就要走了，拖著一些未了的事，帶著一些未了的情……當我飲下第二杯白蘭地時，已沒有了開始的辣、嗆，竟是一身的熨帖。

他也呷了一口，說：“其實，人生就像一條河，一條長長的河，你這條河剛剛流出源頭，未來長得很，眼下可能低迴婉轉，未來或許還會遇到些激流險灘，將來說不定就流成一條奔騰澎湃的大河。”

那天的方成隱去了他慣常的悠然，從語言到神態，流出的全是長者的溫馨、慈愛和詩情，這慈心和詩情溫暖了我幾十年。遺憾且歉疚的是，我后來從內蒙古回北京又去了美國，始終時空翻轉、履痕不定，很少去看望他，屢屢得知他歲月靜好、老境安妥后，也就放下心來。原以為以他的心態環境，還要歲月長流，豈知到了100整歲時，他竟謝世西歸了，這或許也是他的處世風格？一生以善為懷，以真為宗，以美為求。幽默天，幽默地，幽默人，以他的大智慧大手筆，給人生帶來了那么多的歡笑、警示和教誨。當讀到他的簡歷時，我得知，他當年還是幽了我一默，他口口聲聲說與家父同庚，其實，他比家父整整小了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