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英國詩人濟慈的影片《明亮的星》劇照。濟慈20多歲寫下的作品對英語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主流文學期刊正在不斷打開視野，頻頻推出90后作者的多元作品。

“90后”，已經成了文學界的熱詞。在近期出版的文學期刊、圖書中，90后作者頻頻亮相，成為文壇一股耀眼的新生力量，也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

相比于以往的青年文學，90后的作品表現出了不同的特質，其中有一些甚至是 “出人意料”的。對于這些作品，50后、60后及至80后怎么看？我們所看到的 “90后文學”，能不能代表這個代際創作的基本面貌？他們的寫作有什么優勢與不足，是否已經形成了整體可辨識的創作風格？90后的成長背景、知識結構、文學場域，以及當下媒介的發展與變革，已然或者將會對這批年輕人的創作產生怎樣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邀請到三位業內的專家，一起談了談。

嘉賓：程永新 《收獲》雜志主編

何平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金理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采訪：錢好 本報記者

在當下這個互聯網時代，可辨識的整體風格在青年作家中可能越來越難出現，文學界的視野和觀念也應該更加開放

記者：就你接觸到的作品而言，你對90后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印象？

程永新：今年的第四期 《收獲》，我們推出了 “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刊登了九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到第六期還會有另外兩位的作品刊發。一共是11位青年作家，其中有一半都是90后。

整體來說，這些年輕作家的知識來源、文學儲備非常豐富，能夠看出他們仔細研究了文學前輩的作品，從中吸納了方法和經驗。很多作品具體是向哪位作家學習，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可以看到，他們掌握技能的學習能力是非常強的，也許還不是那么驚艷，但已經有趨于成熟的表現。

寫作風格的多樣化，是這一代人很重要的特點。每個人的創作都很個性化，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比如王蘇辛的 《所有動畫片的結局》，寫的就是動畫片在他們這代人中間的影響，開口非常小，但是里面包含了比較宏大的、時代性的東西，而且寫得非常含蓄、有意境。大頭馬也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作者 （她出生于1989年，也可以算作 “準 90后”），她的風格特點非常鮮明，作品里有很多的奇思異想。

何平：去年一月，我開始在 《花城》主持 “花城關注”欄目，因此我也接觸了不少年輕的90后作者的作品。

從代際傳遞的角度，90后是在高度開放的全球化時代，接受了完整的大學教育并開始寫作的一代作家。但這也帶來一個致命的先天不足，他們和祖輩父輩作家相比，個體化和個性化的生命歷險和體驗相對稀薄。加之網絡時代來臨，閱讀和發表變得更容易更快捷，這往往容易滋長了輕巧、膚淺、同質化也速朽的“同人式”寫作。

金理：2017年，在我主持的復旦中文系 “望道”讀書班上，十多位本科生一起集中討論了一批學界視野中的年輕作家的作品。閱讀之后大家普遍的感受是不太滿意，覺得那些作品并不能夠代表他們這個代際群體當中最有創造力的文學。用一個學生的話說，幾篇90后小說都沒有反映出，或是刻意避開了90后一代的特征： “他們好像試圖徹底地模仿某種過去的寫作。”我當時讀了后，也有疑惑、遺憾：作品面貌單一，仿佛機械反映論的現實主義聯展；大多數人的創作很像 “小說”、太像 “小說”。

反過來，我請學生們推薦人選，于是我第一次聽到了大頭馬、陳志煒等名字。我漸漸意識到，學生們心目中 “青年文學”的版圖，和我心目中的不完全一樣，他們在提醒我更新閱讀視野。所以，具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寫作者客觀上是存在的，我們需要掙脫自身過于傳統和貌似主流的視野，去 “看見”他們。

記者：不同時代中，青年作家常常會表現出彼此影響的、相近的創作風格。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比如21世紀初 80后作家受 “新概念”影響的文風。相比之下，90后目前似乎還沒有涌現出風格上的集群。不知道你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何平： “風格的集群”，這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了 （這種討論往往滯后，或者說是文學史的追認）。從我對90后的觀察來看，目前寫作個體的風格辨識度都不確切不穩定，怎么談得上 “風格”的集束呢？而且1999年出生的才19歲，我們現在就能預言90后的風格嗎？我個人覺得，90后首先應該寫出好的作品，然后再談風格的問題，重點在于作品本身的質量。

和前幾代的作家不同，已經登場的90后中，在那些能夠初步自覺擺脫同質化窠臼的寫作者身上，審美的差異性，可能更多于共同性。王蘇辛、李唐、周愷、龐羽、三三、鄭在歡、王占黑、王陌書、杜梨、索耳、丁顏、宋阿曼……這些90后小說家其實是在各個向度打開各自的文學實踐。而且，小說和詩歌、非虛構的寫作差異性更大。

程永新：目前看來，90后作者還沒有非常趨同的風格。這些年輕人都是剛剛起步，都在摸索當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各自表達他們對生活、對時代的理解。

當然，在當下這個互聯網時代，面臨信息爆炸的閱讀環境，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每個人都在大時代里吸取跟他們個性相符合的一部分，文學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文學的邊界也在一點點模糊。在清華大學青年作家工作坊中，大頭馬就提出，傳統文學應該向電影、游戲等其他媒介形式融合，更加多元化。當然我們認不認同另當別論，但年輕作者有這樣的觀點，跟現在的時代環境是有關系的。從這個方面來說，趨同的風格在當下青年作家中可能也越來越難出現。

記者：當下年輕作家的活躍圈子，跟以往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像豆瓣、簡書這樣的一些網站、App、公眾號，都聚集了一批新銳的青年作家。你對此有什么感受？出版界、評論界發現新作者的思路，在當下是否也在變化？

程永新：隨著時代變化，文學觀念應該更加開放。所以我們應該拓寬視野，把網站、公眾號，都納入我們的視線。無論是什么渠道來源，只要這個寫作者有潛力、有水準、有特點，就應該把他吸納過來。我們這次甄選出來的作者，很多就是活躍在豆瓣等網絡平臺。但我們并不是今天才開始改變的，多年前我們就陸續推出過安妮寶貝、郭敬明的小說。文學藝術就應該多樣化，這是 《收獲》一貫的主張。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網絡寫作雖然比較自由，但是跟傳統期刊相比，它沒有一個審閱的過程。審閱的過程，其實就是水準把關的過程。我覺得應該把網絡的自由，和傳統期刊的謹慎審閱過程結合起來，這樣就能盡可能挑選出這個時代優秀的寫作者。

金理：關于今天寫作生態的變化，記得評論家李敬澤先生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80年代的變革是要搶麥克風，這個麥克風要拿到。現在就是，行了，這個麥克風你把著吧，我不要了，我另外拉一個場子去講。”今天的很多年輕寫作者就是這樣，他們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里載歌載舞。

正因如此，一方面，接受保守文學慣例和趣味規訓的 “新作家”們紛紛寫出的是 “舊文學”；另一方面，真正敢于嘗試的青年人卻長期處于我們這些專業讀者、研究者的視野之外。然而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帶有異質性的創作納入視野，就可能永遠只是面對一張殘缺、陳舊、不完整的文學地圖，那樣的話，我們發言的有效性都是需要被質疑的。當然，主流文學界的接受視野也在擴大，這樣的積極努力是必須肯定的，比如近期 《收獲》刊登了霍香結的 《靈的編年史》和大頭馬的 《賽洛西賓 25》， 《鐘山》刊登了陳志煒的 《水果與他鄉》……

90后的閱讀已經告訴他們太多的文學可以如何作為，現在最困難的恰恰是怎樣說 “不”，從而摸索到屬于自己的文學秘密道路

記者：現在年輕作家出道、成名的渠道，比以往要多得多：暢銷書、網站、自媒體、粉絲經濟，還有大量影視編劇的機會……這些是否也會對他們的創作產生影響？

何平：就像前面所說，現實中誘惑機會太多，造就了機會主義的寫作者。年輕作者很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各種力量左右著青年寫作，其中，鼓勵文學探索的力量恰恰是最無力的，以至于許多的文學實驗者以抱團取暖的方式艱難地殘余。再有就是影視劇的看與寫，空前多的文字垃圾以文學之名招搖過市，導致審美和語言感覺退化，對當下青年寫作的影響已經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新媒體時代，這是不是理所應當會成為未來文學方向？反而基于語言自身審美豐富性的文學探索恰恰是過時的？有待觀察。

金理：當然會產生影響。不僅是對年輕作家，對生當此時代的作家都會產生影響。當下的青年作家都具備市場意識，關注作品的銷量，在作品大賣后還會跟進一些衍生品，我認為這一點不新鮮。如果回到現代文學史上，文學青年們——比如巴金、施蟄存、趙家璧等等——在投身現代出版市場時所啟用策略的靈活性、獲得經驗的豐富性，足以讓今人汗顏。只不過隨著時代發展、科技進步，今天可供利用的陣地、媒介更新穎、多元。關鍵問題是，當你在介入這個市場的時候有沒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僅僅滿足于獲取利潤，還是懷抱著文學理想傳播正向的精神能量？

記者：你覺得90后的創作有什么不足？能否給他們一些建議？

程永新：每個人情況都不太一樣，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總體來講，這一代人的知識結構跟上一輩人完全不一樣，他們的文學儲備其實很豐富。可是文學寫作還是有一個摸索、尋找的過程，并不是讀的書多了，就能寫出好東西。每個人都需要慢慢尋找用文字反映生活的途徑。

做青年作家小說專輯時，我們會適度降低評判標準，這一點也毋庸諱言。所以近期 《收獲》和清華大學合辦青年作家工作坊，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其實就像專家會診，給這些年輕作家的作品把把脈，指出優點和不足，專家們的意見可以作為一面鏡子，讓年輕的寫作者可以反觀和審視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夠對他們的創作有所幫助。這也是我們在2015年、2016年和今年持續推出青年作家小說專輯的出發點。文學期刊是文學的守夜人，編輯就是年經寫作者的提衣人。年輕人特別需要扶持，文學也不斷地需要輸入新鮮的血液，需要新人的加入。

何平：從整個青年作家成長生態來看，現在需要更多盡責的先鋒文學實驗的發現者、聲援者，而不是固化文學教條的守護人。否則平庸而安全的寫作可以獲得更多文學資源，進而助長投機式寫作的可能。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年輕成為一種文學優勢，以至于有的年輕寫作者不惜冒險編造發表簡歷，推前首次發表重要文學期刊時間，甚至模糊出生年齡來投機獲益。

提攜年輕作家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坊間傳說和各種回憶錄多有類似的佳話。知名作家在成長過程中何時被發現，被誰發現也往往被作為大事記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當下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這種有機的文學傳統異化為網羅年輕人生面孔的跑馬圈地，甚至不斷推前作者發表作品的生理年齡，掐尖催熟，年輕能文成為一種資本。而一旦年輕寫作者缺少自律，則順勢撒嬌賣萌，迎合固化的文學趣味。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正常的文學生活部分地畸變為世故的文學交際學，近年一些在圈內外頻頻刷臉的新人，除了年輕，幾乎很少為當代文學貢獻創造性和可能性。這也是為什么大眾有這樣的印象：新世紀年輕作家的先鋒性遠遠不如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作家。

在這樣的寫作時代，如果寫作個體缺少審美自律和文學理想，很難去突破文學陳規和時風。我曾經在談論90后詩人的時候說過，當整個世界撲面而來，年輕作家們需要堅硬的牙齒和強大的胃才能消化如此之多且泥沙俱下的 “文學知識”和 “文學史知識”。換句話說，當他們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們的閱讀已經告訴他們太多的文學可以 “怎么辦”，對文學技術的過于熟稔也是導致青年寫作同質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對他們而言，現在最困難的恰恰不是 “怎么辦”，而是 “不怎么辦”；怎樣地對自己說 “不”，從而摸索到屬于自己的文學秘密道路。

金理：回想當年 （其實也沒幾年）80后寫作與研究興起時，我也身與其役，作為80后群體中的一員，對當時外界的言論有時會感到不耐煩。我聽導師陳思和先生說過一件往事：1980年代中期，復旦召開當代文學的講習班，邀請了王安憶與她的母親、著名作家茹志鵑一起來參加座談。王安憶當時才30多歲，在會上對著茹志鵑說： “你們老一代總是說，對我們要寬容，要你們寬容什么？我們早就存在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在場感，肯定也厭煩青年導師們的指手畫腳。真要說什么建議，也無非就是誠懇地生活、誠懇地寫作。而且，任何不足需要在自己心上濾過，通過一絲不茍的創作實踐來修正，借魯迅的話說，需要90后們“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