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之來源的問題上，上個世紀初就發生過爭論，幾位當時著名的文學大師各有不同的解讀。魯迅認為是國產的，其原型為《水經注》中的水怪無支祁；而胡適、鄭振鐸認為是“進口”的，其原型為印度佛經中的神猴哈奴曼。這一爭論雖已近百年，卻迄無定論。

福建泉州開元寺元代石刻畫中的《猴王哈奴曼》浮雕等，說明帶有神話色彩的印度故事很早就傳入中國。最近在敦煌石窟壁畫發現的六幅《玄奘取經圖》，時間跨度1400余年，有多達30余只形態各異的猴子形象。圖中，玄奘身披袈裟，十分虔誠而恭敬；而孫悟空雖似人卻猴相十足，毛發披肩，頭戴金箍，手牽白馬，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完全符合《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形象，其所蘊含的意義，是非常豐富的。

從敦煌石窟文獻發現至今，已有百年時間，在海內外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學得以創立，并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者們在敦煌石窟文獻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其中關于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更是成績斐然。但如何加大對石窟藝術中壁畫、雕刻等所涉及的與文學相關的內容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卻仍需要進一步重視。

河南鞏義市石窟寺，論其規模，在我國石窟藝術中并不算大，然而卻能名列前茅。它位于黃河南岸的邙山之南、洛水北岸。邙山原為秦嶺的余脈，沿黃河向東延伸，直到鄭州北郊。山不高，且多為黃土嶺。唯獨在鞏義市老縣城北五華里處，有一座突起的石山，名為大力山。大力山腳下，有一層巨大的灰黃色的巖石層，石如刀削，形成一個個懸崖絕壁。鞏義市石窟寺便位于這一天然的石壁之上。河南鞏義市石窟寺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開鑿時間早，且保存有特別珍貴的刻有北魏孝文帝及其皇后的18幅禮佛圖，除3幅受損外，尚有15幅保存完整。禮佛圖分為《皇帝禮佛圖》和《皇后禮佛圖》兩種。《帝后禮佛圖》為大型浮雕，人物眾多，場面巨大，構圖完整，錯落有致。雕刻者刀法嫻熟、形象逼真，充分顯示出北魏雕刻工匠高超的藝術才能。它和同一時代產生的《洛陽伽藍記》一樣，理所當然成為認識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歷史教科書。

河南鞏義市石窟寺有一幅與《西游記》中人物孫悟空和豬八戒之原型相關的浮雕，在一個刻畫力士的雕像下方，刻有眾多神魔，其中一處，并排刻有一猴一豬，正使勁向上托舉。這情景，立刻可以聯想到《西游記》中的人物孫悟空和豬八戒。可是，《西游記》是明代的神魔小說，即使往上追根溯源，也只能追溯到唐代的玄奘取經故事，而鞏義市石窟寺是從北魏宣武帝年間（500—503）就已“鑿石為窟，刻佛千萬像”，也就是說早于唐代的玄奘取經故事一百多年。其次，過去所知的有印度神猴哈奴曼，卻未曾聽到有神豬的故事，況且它們是何時一起傳入中國的呢？

1930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冊有陳寅恪《〈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其中有一段涉及神豬形象，原文如下：

又義凈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叁《佛制苾芻發不應長緣》略云：

時具壽牛臥在嶠閃毗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豬坎窟中。后于異時，其出光王于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雁、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于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眾瓦礫，多安凈水，置守衛人。我欲暫往園中游戲。彼人敬喏，一依王教。即修營已，還白王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游戲既疲，偃臥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于芳園里隨處追求。時牛臥苾芻，須發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于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遙見，各并驚惶，唱言：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豬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家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并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蜇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身變為一大豬，從窟走出。王見豬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豬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后逐。時彼苾芻，急持衣缽，疾行而去。

陳寅恪認為，“《西游記》豬八戒高老莊招親故事，必非全出中國人臆撰，而印度又無豬豕招親之故事”，是“故事文學之演變”的結果。又，陳氏此文中，也考查了沙僧的出處，是見于《慈恩法師傳》。陳氏所提出的看法，對我們應有啟示作用。

石窟藝術除了塑造有眾多形象外，其數量可觀的文字同樣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敦煌石窟中的文字自不必多說，鞏義市石窟寺中也發現有佛經經卷，它對于佛教經典的整理意義重大。

石窟中一般都會有許多碑刻題記，據統計，鞏義市石窟寺中存有碑刻題記二百余塊，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信息，甚至還保存了一首東漢時期的佚詩。這對于我們的學術研究，當然也包括古代文學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這首佚詩是很偶然發現的，它被刻在石窟寺內西側一座土窯的崖壁上，該土窯位于村莊的打谷場旁邊，過去長期被泥土掩埋。1972年，村里為避風雨而在此挖洞，挖開泥土后發現了這座土窯，并在土窯巖壁上發現這首七言詩。經考證，其年代應在東漢的中后期。目前研究者將其稱為《詩說七言漢摩崖題記》。題記為隸書，共七句，49個字。據考釋，這七句詩的文字是：

詩說七言甚無惡，多負官錢石上作。掾史高遷二千石，掾史為吏甚有德。蘭臺令史于常侍，明月之珠玉璣珥，子孫萬代盡作吏。

據介紹，此詩出土后研究者曾向施蟄存先生請教，施先生認為，這是一位欠了官錢而被罰作石工的工人寫的一篇題記，內容是歌頌一位叫于常侍的官員的功德，祝愿他子孫世代能做官。（詳情請參看馬建中《鞏義市〈詩說七言漢摩崖題記〉考》，《中國書法》2015年第7期）關于我國七言詩的產生和形成的問題，曾經長期困擾著古代文學研究者，主要問題在于保存下來的早期相關資料太少，這篇以七言詩寫成的題記，雖說文字比較一般，但對我們認識和研究七言詩的起源，是很有價值的。

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兩千年間，我國各族人民以其聰明才智，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石窟藝術。在這些石窟藝術中，蘊藏著許許多多珍貴的文獻資料，等待我們去調查，去發現。希望有更多研究者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功夫不負有心人，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出大大超越前人的成績來，從而更好地推動多學科學術研究的發展與進步。

（作者：湯漳平，系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