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豐先生

王汝豐先生的碑刻圖片，左側為先生筆跡 供圖/楊益茂

作者簡介：

楊益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清史、臺灣史及方志學。合著《中國近代史料學稿》《中國方志學綱要》《臺灣—歷史與現狀》等，發表論文多篇。

最近，王汝豐先生不顧九十高齡，毅然親自點校、編輯了《北京會館碑刻文錄》，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當我收到王老先生贈予的這本大著時，心里充滿敬意又引起深深思念。

九十高齡拼命讀書的重要成果之一

北京是歷史文化古城。自遼至元明清，又是歷朝故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淀。這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歷史文化遺存極為豐富。碑刻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它以石為材，書寫著當時的重要訊息，企圖長期保存，遺留后世，光照后人。至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遺留在高山、河谷、重要歷史遺跡旁的碑刻，述說著古人的業績。不少碑刻還可以補充或糾正文字記載的遺漏或不足。例如，清代統治者就曾較為廣泛利用碑刻來宣揚自己的“豐功偉績”。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曾以“十全武功”自詡。他所指揮的軍事勝利，基本上全以“碑刻”的方式來記錄。立碑于戰爭取勝之地及太廟、承德避暑山莊等便于渲染的地方，記載了清代乾隆皇帝對這些戰爭的認識和經過，并通過石刻文字流傳后世。

北京會館，則不同于官方設施，它是民間自發籌建的，大體經歷元明清三朝逐步繁盛。其種類繁多，數量龐大，適應了北京作為帝王之都，便于各地來京經商、考試及各地官員、士紳、商人等來京活動、交流、住宿等需求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據有的專家統計，“北京的會館，包括以地域相區分的同鄉會館和以不同行業相區分的工商行業會館，其總數高達457所。”到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民政局調查統計，仍存在391所。實際上，北京會館數量不止如此。2011年出版的《北京宣南會館拾遺》一書中，白繼增先生統計僅宣武門一帶曾經存在的會館就有722所之多。可見，會館已經是北京歷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道風景。它的碑刻文字，記錄了它的籌建、發展及作用，自然是頗為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料。

王汝豐先生是我的老師。早在30多年前，他就是北京著名的歷史學教授，曾與北大教授共同編撰了《中國近代史》等著作，作為我們的教材。他曾長期在北京史學界活動，除了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外，兼任北京史學會負責人、中國歷史學會秘書長等社會職務，對北京歷史情有獨鐘。他還親自為我們授課，講授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及維新思想，特別是希望我們年輕人要多多讀書。

現在，他講的諸多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是他當時在課堂上要求我們要“拼命讀書”四個字，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令人感動的是，他不僅如此要求我們，自己更是充當表率。

據我知道，國家大型清史工程啟動后，他以八十以上高齡，受聘為專家，參加清史“編譯組”工作，積極支持年輕人，發揮骨干作用。他參加了諸多清史大型資料的編撰工作，受到諸多專家的尊重和好評。現在已經編輯出版的清史資料文獻不少都留下了他辛勤工作的痕跡。后來，因年事已高不再任職，但是仍然“退而不休”繼續看書學習。他離開清史編委會時，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請求允許繼續借書閱讀。

此后，他仍然堅持每日讀書。當他讀到《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時，“立刻為之吸引，喜不自禁”，開始“試著對其中一些碑文加以標點，以加深自己對碑文的理解。沒有想到，一觸即未能釋手，斷斷續續，日積月累，數量日增”，經多年辛勤勞作，遂積累成《北京會館碑刻文錄》這部大作。這是他在九十高齡仍然“繼續讀書、拼命讀書”的重要成果之一。

與戴逸共同指導黃宗漢完成博士學位

二三十年前，京城出現讀書熱，不僅年輕學子讀書，更有不少老同志也爭相讀書，甚至勇于攻讀高等學位，以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識與智慧。當時，文化學者和企業家黃宗漢就是著名的一位。

黃宗漢早年就讀于教會學校，有較好的文化和英語基礎，后來曾任職北京最早的電視機廠——昆侖電視機廠廠長，經歷了早期改革的風風雨雨，從日本引進了最早的電視機生產線，做出了時代的貢獻。后來，他退休到宣武區從事文化建設，深感學習的重要，以年近七旬，報名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人民大學領導既感動，又為難。感動的是，如此高齡老同志，仍然要求學習，難能可貴；為難的是，文化底蘊深厚、經驗豐富的領導干部，何人能夠指導？

當時，校領導下達任務后，選中王汝豐教授擔綱，組成由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洪京陵和我組成的指導小組，共同擔任指導。王老師為此付出了極大心血。從編列讀書書目，到重要問題的解析，直至論文的選題、寫作，逐一指導，最終完成了對《孫中山與北京》的研究（該書資料由王燦熾先生編輯），取得了碩士學位。其后，黃宗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又由戴逸和王汝豐先生共同指導，完成了博士學位。這其中，王老師付出了極大心血，同時也成為京城老干部讀書的一段佳話。

黃宗漢讀學位同時，繼續他的宣南文化研究。他對會館文化頗感興趣，曾多次與我談到北京各地會館的情況。他曾對“正乙祠”會館頗為重視，又用很大的力量改造“湖廣會館”，使其成為保留清代文化遺跡，研究晚清歷史和發揚京劇傳統的重要場所。他還曾委托我幫他尋找《安徽會館》等資料，以備研究和開發。其間，王汝豐老師給予大力關注和支持，使我很快找到這些會館資料。

在中國人民大學，最早關注并搜集碑刻資料的是李華教授。他早年曾對北京商業較為關注，幾十年前就注意搜集，研究商業方面留下的碑刻。他在世時編輯出版的《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一書，對于拓寬北京歷史研究領域，惠及后人，起了重要作用。王老師曾頗為感慨，與我回憶了當年幫助李華教授挖碑搜集資料的情景。幾十年后，王老師大大擴展了北京會館碑刻資料，從商業擴展到北京方方面面，不以年高為限，親自輯錄、標點、校對、加按語，對每一件碑刻均注明出處。

諸如，《北京會館碑刻文錄》中的《新建安徽會館記》，是晚清名臣李鴻章所撰。王老師不僅全文輯錄了全部碑文，而且加上按語，說明“此碑據王燦熾先生《北京安徽會館志稿》云：‘在安徽會館東院滕間吟屋檐前。’王先生曾多次調查尋訪，均未得見。《志稿》從《京城安徽會館存冊》卷首所刊據之錄入。《北京會館資料集成》上，收有此文，注出處亦據《京城安徽會館存冊》。然將此碑文與上述兩文對校，均有多處相異，現據該碑拓片點校出，凡與上二文相異則出注，供參考”。可見，用功之勤，學風之慎。

該書四十八萬余字，收錄山東、山西、廣東、廣西、云南、江西、江蘇、安徽、奉天、河南、陜西、浙江、湖廣、福建地區會館及“工商行業會館”，還囊括了作者在散見的清人文集中輯錄的當時文士名流對于北京會館留下的“碑記”作為“別錄”，可謂洋洋大觀。

對歷史資料進行搜集、輯錄、整理、校對、注釋，是一件極為艱苦、繁雜的工作，對于碑刻資料難度更大。特別是對于已經遭到破壞的碑刻，更是如此。這不僅需要豐厚的歷史知識，還需要具有古文字的深厚功底，更需要深刻的學識和歷史責任。王老師在耄耋之年，毅然艱苦自認，甘做人梯，惠及后人，對我輩之教誨自非單單本書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