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詩人何永飛的長詩《茶馬古道記》分為“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歷史血脈”四章，對茶馬古道進行詩意的抒寫。詩人以古道為經，串聯起千年以降各民族厚重而廣博的文化歷史；以古道為緯，鋪展了西南邊地人民瑰麗而豐富的生活畫卷。將古道文化作全方位、多層次的審美觀照與詩化再現，謳歌和講述了高原之上與這條古道相關的風土人情與悲壯故事，挖掘和呈現了靈魂與個體生命相連的自然之道和神圣信仰，從而構建自己獨樹一幟又極富民族特色的藝術審美境界和詩歌抒情風格。

中外詩歌史上出現過很多的“行吟詩人”。他們既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又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何永飛歷時兩年有余，獨自行走在滇藏線和川藏線上，云南的易武、魯史、沙溪、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四川的雅安、天全、瀘定、康定、理塘，以及西藏的芒康、林芝、日喀則、拉薩等地方，都見證了行吟者的腳步，承載了詩人的追問。他用雙腳丈量古道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經歷的苦難也回饋了他用生命參透的真諦。一位年輕的行吟詩人，以天馬行空式的縱橫捭闔，踏過悠悠古道，從歷史的長河中緩緩走來，在游走中觸摸詩性的大地，且歌且行，行吟在人神之間。

寫長詩難，寫抒情長詩更難。因為敘事長詩以人物故事來串聯全篇，以情節的發展推進詩篇的完成，總有跡可循。而抒情長詩完全靠內在的情感力量推進，這就需要豐沛的永不衰竭的情感和巧妙的構思，集短制以成長篇。詩人對古道的抒寫，不是凌空蹈虛地高聲呼喊，不是直抒胸臆地淋漓宣泄，而是從個人感知出發，通過真切的個人體驗展現，盡情地以詩行延展內心的愛。

一切優秀的詩人都致力于追求情感的純粹與深摯，“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是詩人內在的存在方式，是詩歌藝術的外部規律和內部規律最集中的表達。詩歌內容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來源于詩情，詩情不僅是詩歌創作的原始動力，同時也是生活與藝術的中間媒介，更是一種生發感動的內驅力，是一切美好事物之源，一切真理之本，它具有一種引人向善、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從何永飛筆下的文字里，我們可讀出詩人對古道的那份博大深沉的愛。詩人懷著強烈感情，一種對于異域文化的熱愛、崇敬，甚至敬畏之情，思索、解剖才會鞭辟入里。

詩人相信“真詩乃在民間”，他追尋著馬幫的足跡，著力描寫舉世無雙的自然風景，尋覓多民族異彩紛呈的代表性文化，經歷其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在游走中寄托個人身世際遇，同時寄寓對鮮活而野性的民間世界的深切體驗和諸多感慨。在他艱辛又詩意的生命體驗與文字建構中，閃現著現實光澤又跳躍著靈動詩心，浸潤著書寫者那份潛在的古道情愫。奔騰的河流、險峻的群山，傳奇的人生，蜿蜒崎嶇的古道都因融進了詩人強烈的主觀感受而凝結成有聲、有色、有形、有貌的審美形象，貫注了詩人的個性、經歷和人格，同時暗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潛藏著獨特的生命之流。

茶馬古道沿途的自然景觀是如此之美。山花爛漫、層林盡染、白雪皚皚，長長的馬隊隨著山巒蜿蜒起伏，馬蹄聲和著馱鈴聲，伴著趕馬人的吆喝聲漸行漸遠，悠揚高亢的趕馬調在高山峽谷間回蕩，蔥郁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奔騰的江河，清澈迷人的高原湖泊，這里山色沉靜、水色透明，絕少現代文明的污染，顯示著潔凈和諧的原生態自然世界的色調和淳樸自然的民俗風情，呈現出清新、明朗、質樸而又沉靜、和諧、闊遠的風采，是一幅絕美的音樂詩畫。詩人受外物感發，“心為物宰，游于象外”，他用自己的心靈去體驗那彌漫于宇宙之間的生命感，體驗自然山水的生命節奏與韻律，這種體驗是主體對客體的直接把握與融合，是主體進入客體并與對象一同詩化的過程。

在他立足民間、緊貼生活的真誠心靈書寫中，我們看到了《馬鍋頭傳奇》《三江姊妹》《阿十妹傳》《古道人家》，人物、場景如此鮮活而滿含詩情畫意，一種浩大的生命原動力在這條古道上的綿延不絕，一切都是生機茂密和感情豐沛的。他把現實人生的思考以詩的語言、詩的情緒編織在頑強、粗糲、充滿原始力的自然背景中，為一切神奇、健康、野性的自然生命而歌，表現出一種野性之美。

《茶馬古道記》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它對古道文化現象的展示，而在于詩人對潛藏于文化現象背后的文化精神的關注與揭示。對古道文化的優長與瘤疾生發刻骨的體驗與洞察，從而對民族文化的精神實質進行宏觀整體把握。他平和冷靜地沉潛到宗教、政治、歷史文化的根部，以緊貼大地的書寫方式，將人物傳奇、人情世態、人格精神還原成古樸、厚重、蘊涵著神秘原始意識的原生態文化。詩人將對世界的個人感知與民族的象征圖式相互交織，個人的話語與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深深的共鳴，個人的觀點與族群的視閾彼此融介。

苦難意識源于人類生命意識的自我覺醒，它作為文化創作的一個基點和立場，也反映出藝術作品在人生意識的認知和表達上所抵達的高度和深度。一個人的自我意識越強，他的苦難感受就越強。詩人“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在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觀照中滲入個人的生命體驗，重新感受那段輝煌而又飽經磨難的歷史，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走遍古道，對高原生存的艱難有著切膚之痛。在詩人眼中，人類的痛苦是共同的，因此他痛眾生之痛，苦眾生之苦，將責任與憂患將交織，以一種全新的思維與視角重新審視民族文化詩歌的精神內涵與審美觀念，獲得了另一種書寫的可能。何永飛是帶著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激情奔赴高原的，在雪域高原惡劣自然條件的磨礪中，他在享受著令人愉悅的生命靈魂之旅的同時，對于苦難依舊是“一往情深”。詩人懷著復雜的心情去歌頌他們極限生存中的堅韌頑強，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中表達出苦難的時代特性、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馬蹄印裂開的巨痛，無人感知/古道含冤，被推上歲月的刑場/荒草狂笑，舉刀斬其腰/洪水狂笑，舉刀斬其腰/推土機狂笑，舉刀斬其腰……古道身首異處，高原呼吸急促”（《腰斬的古道》）。這是來自生命內核的焦灼，這種對于民族傳統文化深深的憂患意識與矛盾心理躍然紙上，既基于民族的使命感，也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情。他賦予了苦難以巨大的溫情和悲憫，使人們在苦難面前不是黯然失色，而是面對苦難時產生對不幸命運的敬畏，還有對美好未來的期許。

何永飛的詩篇是用腳走出來的，是從心靈中自然流淌出來的，而不是坐在書齋里拼湊出來的。他以無畏的精神行走在高山雪域間，超越有限的古道，引向無垠的時空。詩人不屑于玩弄形式技巧，而致力于追求內在的精神品格。在他真誠的心靈抒寫中賦予了詩歌豐厚的人文關懷，在他理性目光的關注中造就了長詩內在的思想深度，在他以苦難美鑄就的審美理想中賜予了文本崇高傲岸的悲壯氣象。通過恢弘的藝術建構，傳承文化底蘊，彰顯古道特色，延續歷史文脈，創造了一個既靈動、深摯又鮮活、雋永的藝術境界，成為一種富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