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世界冠軍以來，關于人工智能的話題就越來越熱，有人提出，我們是不是進入了一個“后人類時代”。把“人工智能”與“后人類時代”聯系起來展開討論，有個預設的前提，就是人工智能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把人類歷史一分為二：一個是人類時代，一個是后人類時代。但是我的疑問是，這個判斷的根據在哪里？從圖靈機以來，人工智能就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實際上早在1988年，電腦“深思”就擊敗了丹麥國際象棋特級大師拉爾森。但當時大家覺得象棋太簡單，認為這并不能說明電腦比人厲害。而如今“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世界冠軍，圍棋作為唯一一種“電腦”下不過人類的棋類被拿下，人們仿佛突然對自己失去了信心，開始為人類未來在人工智能面前可能處于弱勢地位甚至被統治地位而擔憂起來，好像我們突然就要進入一個后人類時代了。但我個人覺得，如果有什么技術讓我們可能走向一個“后人類時代”的話，它不是以“阿爾法狗”為代表的人工智能，而是生物技術，是與整個現代生物技術相關聯的生命政治。所以我覺得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阿爾法狗”戰勝圍棋冠軍這種人工智能，相反，這種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越發展越好。真正值得我們擔憂的是基因工程一類的生物技術。人工智能雖然在技術上、在處理大數據上有很大的進步，而且存在著無限的潛力，但它畢竟是在人的外部改造世界。而生物技術則不然，它直接從內部改造人本身，甚至創造一種“新人類”。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其實也無法直接討論生物技術，而只能把生物技術放到“生命政治”中來談，因為它涉及到社會治理或統治方式的改變。人這種“主體”本身的生產在這里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里了，這才是最危險的。

人工智能說到底，是在用計算、大數據等手段在人的外部模仿人，而生物技術則是在人的內部改造人，創造某種“新人”。同樣是用科學技術，人工智能最多是從外部延伸人的某些器官或增強人體的某些功能，但從人是有情感有欲望有價值傾向的政治動物來說，機器人永遠不可能變成人，也就永遠不可能變成“主體”。有時候人們會覺得隨著計算機這種東西越來越厲害，最后會變成某種能取代人類的新人，這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我們一切因為機器人越來越“像”人從而可能會變得與真人一樣的幻覺，都來自于我們將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向我們外部那個空洞冰冷的機器的投射。這純粹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擺脫古老的“擬人論”思維。關于這種擬人論，我們還可以舉一個翻譯上的小例子，比如computer本來的意思是machine that computes, machine that processes data，也就是進行計算的機器或處理數據的機器，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不是把它翻譯為“計算機”，即“進行計算的機器”，而是把它翻譯為“電腦”。這樣一來，這里的“機器”就被擬人化為“人腦”，只不過動力不一樣，它的動力是“電”。這種譯法本身就反映了我們在以擬人論的方式看待計算機。不管怎么說，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人工智能，無論如何發展，都仍然是一種機器。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機器不是經濟范疇，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經濟范疇一樣。利用機器的方式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碼事。火藥可以用來傷害一個人，也可以用來醫治創傷。由機器或技術的發展而帶來的所謂的“危機”或“威脅”，完全是外在于機器或技術的。

但生物技術就不一樣了，現代生物技術是從內部，從人最基本的有機組織或結構方面來改變人，比如基因編輯或改寫。這樣一來，實際上生物技術就不再是創造外在于“人”這種“主體”的機器，而是在改造“人”這種“主體”本身。它將不是在工具的意義上改變我們的世界，而是在“主體”的意義上改變我們自己。而且這個過程一旦發生，將是不可逆的。我覺得如果有什么“后人類時代”的話，這才是可能構成“后人類時代”的主要因素。

但是歸根到底，無論是完全“像”人的智能機器人，還是利用生物技術創造的超越現有人類的“新人”，都還沒有發生（但2018年11月26日，人們在驚恐中得知第一例基因編輯人在中國誕生了。——作者2018年11月27日補注），那我們為什么對這些事情如此擔憂呢？如果說它們對人類有什么威脅的話，那也不會比核武器、比原子彈更具有威脅性。我們為什么要格外對它們表示擔憂呢？在我們很多人早已經把核武器剛面世時所帶來的恐懼忘得一干二凈的時候，卻因“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世界冠軍而對未來世界表示擔憂，其邏輯何在呢？實際上無論是核技術也好，人工智能也好，生物技術也好，當然還可以包括更早出現的刀劍與鋤頭之類的工具，我們之所以要對它們表現擔憂，唯一的邏輯就是，我們擔憂的與其說是那些技術的新發展或由新技術帶來的新事物，不如說是那些技術在使用上的“失控”，那些新事物本身的“失控”。這里所說的“失控”當然不是指無人機墜毀、無人車撞人的那種由技術本身的缺陷帶來的“失控”，因為這種“失控”不是因為人工智能太發達，而是因為人工智能還不夠發達所造成的。這里所擔憂的“失控”，是指人類對技術使用的“失控”。可是假如這一切技術的使用都能取決于人類自己，又為什么會“失控”呢？

所以問題的根本還不在于作為技術和作為新生事物的那些東西本身，而在于我們對“人類”自己沒有把握，在于我們對現有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沒有把握。說白了，“人類”作為一個種類，還不是一個可以決定自己會做什么、能做什么的“類主體”，或者說根本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人類”或“人類的意志”。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人工智能，也不在于生物技術，不在于它們太發達了，這些都處于馬克思主義傳統歸之為“生產力”的范疇，真正的問題在于“生產關系”這邊，因為正是生產關系本身，決定著生產力發揮功能的方式和后果。就當前的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來說，令人擔憂的不是科學技術過于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與之相應的統治關系的存在，使有些人可能不顧“人類”的整體利益，把科學技術變成純粹謀利的手段，甚至變成直接的統治手段（從基因層面控制“人”的生產），從而把對科學技術的開發和運用引上“邪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作為一個統一的“物種”，還處于“史前期”。這才是“人類”真正值得擔憂的地方，因為“人類”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人類歷史還沒有超越階級斗爭的歷史。而只要還有剝削和壓迫存在，只要“人類”在事實上還分為各階級，任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可能威脅“人”本身。所以當我們用“人”或“人類”這個抽象的概念時，實際上就掩蓋了問題的根本：問題不在于人工智能或科學技術的當代發展超出我們的想象，而在于我們還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社會組織形式。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對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感到擔憂，不是因為我們處于或即將進入“后人類時代”，而是因為我們實際上一直處于并且目前仍然處于“前人類時代”：我們還沒有進入真正的“人類時代”。

如果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人文精神（新人文精神）不想陷入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討論的那種道德主義，如果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人文精神不想成為一種與科學技術相對立的“精神上的浪漫主義”（用諸如人文關懷啊、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啊之類的詞語來表達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擔憂），那么我們就應該重新把我們的討論置入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框架中來。對于人文精神來說，重要的不是對科學技術本身表示擔憂，而是站好自己的崗，把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總之對生產關系方面的變革，當作我們工作的重心。我們的科技工作者們太努力太成功了，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我們人文學者應該做的，不是在這方面對他們進行譴責，或僅僅在技術層面上向他們“叫停”，而是要用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所取得的成果（即對當前社會生產關系——它是科學知識得以生產、科學技術得以應用的社會前提——的反思），貢獻于他們面前，讓他們時刻意識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必須在當前具體的社會政治層面上進行重新評價，也就是時刻警惕自己知識生產的社會政治后果。因為說到底，只有在人類不被強行分裂為不同的階級時，才有可能在一個物種的意義上成為“主體”，也就是說，只有當整個人類的絕大多數、只有當人民群眾成為掌握科學技術的“主體”時，科學技術的發達才是能增加人類福祉的“進步”。馬克思曾說，共產主義的實現要以物質極大豐富為前提，我們可以稍微修改一下說，共產主義的實現要建立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所以在我們的時代，反動的不是科學技術，而是現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組織形式。但現有的生產關系本身既是歷史的產物，又是現階段各階級斗爭的產物。所以我們的人文精神不是要以浪漫化的“精神”去譴責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無情”，把現階段人們精神生活的匱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歸咎為科學技術的“冰冷”，我們的人文精神是要從決定社會生產關系的復雜歷史與具體現實出發，去認識當前的世界，從而參與到對它的改造當中去。一旦社會生產關系、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變，一旦人類社會真的變成一個人人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我們今天的科學技術，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生物技術，就都會變成人類認識大小宇宙、創造新世界、造福人類本身的強大手段。目前可惜且可嘆的是，科學工作者的想象力遠遠超出了人文工作者的想象力，甚至人文工作者的想象力，也僅僅表現在科學技術方面。就拿這些年來影響巨大的科幻小說（比如《三體》等）來說，對未來的超凡想象，都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絲毫沒有表現在社會組織形式上；仿佛“歷史”只表現為科學技術的不斷發達，而唯獨與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毫無關系；仿佛人類的“未來”，會在科學技術上進入“后人類時代”，而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卻永遠處于“前人類時代”。我覺得我們時代這種“跛足”的想象力，只不過證明我們人文工作者遠遠落后于時代。

把我們的討論重新置入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框架中，還意味著我們必須討論科學技術本身對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影響。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曾說：與水推磨相應的是封建制度，與蒸汽機相應的是資本主義。這種觀點雖然在后來被阿爾都塞批為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殘余，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整個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論述，實際上包含了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影響的思考。機器大生產與勞動分工，機器大生產與無產階級的處境等等，其實都包含著技術和生產工具影響勞動形式、生產力影響生產關系的議題。從這個方面來說，由于馬克思沒有預見過人工智能，也無法想象現代生物技術的發達，所以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馬克思活到今天，他會如何來看待這些技術或生產力形式對勞動形式、對生產關系的影響？無論如何，我還是同意馬克思本人的觀點，他曾經說過，由機器或技術引發的一些社會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我覺得完全可以把這里的“機器”一詞換成“人工智能”。

我很贊同王洪喆的觀點，我們文人學者討論人工智能，不能從純技術的角度，而應該從技術路線斗爭的角度來展開。我認為討論人工智能和技術問題時，應該同時反對兩種傾向，兩種浪漫主義：即一方面要反對唯科學技術論、唯生產力決定論——這是工業黨的觀點，這種觀點相信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自動地帶來一個美好的世界（這是科學浪漫主義）；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對科學技術的浪漫主義批判，這種觀點把科學技術的進步本身當作是社會危機的源頭。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歡迎和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同時，強調技術路線對技術本身的優先性，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優先性，也就是強調生產關系的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優先性。

阿爾都塞曾提出過一個特別重要的論點：“在構成了某種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特定統一體中，是生產關系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并在其規定的客觀限度內起決定作用。” 如果不承認這個論點，就必定會陷入“生產力決定論”，也就是陷入歷史“宿命論”。所以強調這種優先性，就是強調革命的主動性和必要性，因為馬克思早就說過，革命才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并不是說生產力或科學技術的發展不重要，而是說其實每一次科學技術的新發展，都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和前提，使我們能夠進入到其內部，結合它的發展來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配置和安排。當然阿爾都塞也說，不能無條件地，而只能在現有客觀生產力的限度內強調生產關系的優先性，否則就成了唯意志論了。但毫無疑問，每一次科學技術的發展，都必然會提供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優先性的形式，從而提供改造社會組織形式的新的可能性。如何從思考這種新的優先性的形式出發，去構想并改造我們的社會關系，是我們能否進入真正的“人類時代”的關鍵。

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社會變革滯后于技術變革一直是人類許多災難的根源”。而如果我們從長時段的人類史或全球通史的角度來看今天人們所謂的“后人類時代”，就會發現，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場科學技術上的“反-革命”，而是一場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或政治革命。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像霍布斯鮑姆總結“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那樣，從“雙元革命”（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描繪相似歷史階段時所謂的“三大革命”，實際上也可以概括為“雙元革命”）的角度來把握我們正在經歷的歷史：兩百年前的那段“革命的年代”，一場與科學革命攜手而至的工業革命迫使人們不得不來一場政治革命（資產階級革命），而今天更激進的科技革命，也迫使人們必須進行一場更徹底的政治革命，即破除資本主義社會賴以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的革命。

當赫拉利在《在未來簡史》中預言，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無產階級”，而第二次認知革命將創造一個“無用階級”時，他只看到了我們時代“雙元革命”中的一面。因為仿照霍布斯鮑姆對“革命的年代”所作的概括，我們可以說，人類今天同樣處于“雙元革命”的時代：即一方面我們正在經歷新一輪的科學技術革命（斯塔夫里阿諾斯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赫拉利稱之為“第二次認知革命”），另一方面，我們又早就處于由“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所開啟的“政治革命”進程中了，而后者的源頭可以追溯至霍布斯鮑姆所描繪的那個“革命的年代”的最后一年，也就《共產黨宣言》發表的1848年。如果我們不想無聊地追隨每當社會發生危機時就會流行起來的“末世論”，就必須為這場依然還在序幕中的政治革命做好準備，因為真正的“人類時代”只能從這里開始！

（本文由一次關于“人工智能與后人類時代”小型討論會上的發言修改而成，感謝參與討論的馮象、戴錦華、羅崗、利求同、趙柔柔、王東賓、王洪喆、王行坤諸位師友的啟發。）

本文為2018年12月20日作者最新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