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松先生身上有許多反差。

他是個羞怯的人，上臺發言，眼神和聲音都放得很低，整個人縮著，佝著背，語句輕而簡短。但他的小說風格大膽、陰郁詭譎，讀者也因此分野，有人極喜歡，有人則強烈不適。

科幻作家之外，韓松的另一個身份是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副主任，一位正局級干部。每天早上四點，科幻作家醒來，開始寫小說。一個多小時后，對外部韓副主任出門上班，坐最早一班地鐵到單位，寫作和審閱文章。

他在詩里寫：「你神色慌張地潛入地鐵，穿廉價夾克衫和牛仔褲，一個革質挎包是你永恒的裝束。里面胡亂塞著，一疊稿紙，兩支圓珠筆，三包頭痛粉和一本《新華文摘》。」正因為這兩種身份的交織，韓松的小說極具現實意味，無法寫在新聞里的憂心忡忡，他在科幻里實現。

寫作30多年后，韓松想講的不是輝煌，而是寫作者的沮喪。他認為自己寫的是二流的科幻、三流的文學。這是一種常常會光顧的情緒——「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會深深地感覺到這種，不能抵達更高一個層次的絕望感，你表達不了對世界的認識。」他覺得這世上所有的作家其實都在寫一本共同的書，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我覺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但他不愿停止。不是不甘心，而是對他來說，想表達的，還遠遠未表達完。

《人物》：今年你出的文集，選了很多你高中、大學階段的作品。你覺得和早期的狀態相比，你現在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韓松：原來可能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想象中的世界。40年過去之后，那種復雜的、社會的、現實的東西增加了。腦海里關于未來的想象和現實生活融到一塊了。

《人物》：對于當時十幾歲的你來說,科幻最迷人 的地方在哪兒？

韓松：新的世界吧。當時剛剛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庸常的世界。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鐵，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冰箱。我們那時候玩什么呢，把香煙盒疊起來拍，比大小。那時候我對未來最大的想象是立交橋，因為從香港電影里看見了，我就想2000年的重慶會不會有立交橋。

但是科幻一下子完全就把你打開了，一下子到了世界的終點。我記得我看一本叫做《世界大戰》的科幻小說，講外星人到地球來殺人，那個場景非常非常緊張。那都是100年前的作品，現在看來還是非常真切。

《人物》：你和北島、劉慈欣制作了《給孩子的科幻》，最希望這本書能帶給孩子們什么呢？

韓松：真實。能夠反映真實的宇宙和真實的人生 。我們選擇的標準是，它應該 是按照科學、自然的規律來組織的一個世界，人在自然規律面前是平等的，你是逃不掉的 。這些小說也都是經典，是曾經打動過你的，放到現在看，它們仍然有非常大的魅力，能讓你很吃驚。我們把所有的人看作都是孩子，不光是年齡，只說幾歲以下是孩子，應該說整個人類他就是一個孩子，這樣來選擇文章。

《人物》：你平常一天的安排是怎樣的，聽說你每天三四點就爬起來寫作了？

韓松：是這樣的，但是即使這樣，我都沒多少 時間寫。我在新華社管一個有320人的部 門，有時候5點鐘就要出門，坐第一班地鐵到單位，到了就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都有稿子要看。像昨天晚上就是1點鐘才睡，我們12點半把一個稿子給簽完。節假日也是這樣。上班的時候，即使想寫也寫不了， 就沒有那個心境，各種電話、文件......都沒法寫。

所以留給自己的時間很少很少了。都是我在4點到5點之間，或者在出差途中，飛機上、高鐵里邊，或者上班之前那一小片刻寫。

《人物》：很多小說家都有特別的寫作癖好，比如海明威喜歡站著寫作。你在寫作時有什么習慣嗎？

韓松：沒有。我隨時能寫。有時候坐地鐵，有想法就記在手機上。飛機經濟艙很窄，有時候電腦就放在膝蓋上。像在家里，我有時候會躺在床上。我們家很冷，到冬天暖氣燒不上去，只有10度，只能坐在床上的一堆被子里寫。我對環境不是很挑剔。

《人物》：你在寫科幻小說的時候，第一句話通常是怎么寫出的？

韓松：我很隨意。任何一個世界都是非線性的，沒有規則的，任何一個東西它都可以是一個開頭。任何一個不起眼的、不經意的東西，都有可能會是一個奇妙的開頭，有的時候也可能會非常平淡。我不要求它是《百年孤獨》那樣的。

《人物》：寫作時你常常經歷沮喪嗎？為什么你一直說自己寫的是二流的科幻和三流的文學？

韓松：是。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剛才來的路上，我從中國書店經過，買了兩本書，你隨手一看，思想境界、寫作技巧、表現手段......世界上達到極致的人太多了。我是很絕望的，能寫到什么程度，是天分決定的，有些東西你 會想不到，人家就能想到。其實大家都在寫一本共同的書，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但是我覺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

只要你放眼一看，就能看到科幻是這樣，藝術、哲學、宗教、科學，都是這樣的。人的生命太短了，你沒辦法去追求極致，你真是回過頭到這個時候就會發現，想的跟表達的有差距，表達的并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這個是沒有辦法的，是改變不了。這是天分。

《人物》：所以你覺得天分是一個無法逾越的東西嗎?

韓松：對。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會深深地感覺到這種，不能抵達更高一個層次的絕望感，你表達不了對世界的認識。世界上很多科幻，能直指人心、直指宇宙的最根本，你是難以企及的。但是我就是很矛盾。你覺得你寫不好了，你明明一輩子也寫不到人家那個地步，但是為什么還會寫。不是不甘心，而是我想表達的我還沒有表達完，你還饑餓，一碗飯吃了半碗，你沒吃完好像就走了，那是不對的。我要把那碗飯吃完。

《人物》：你說你見到身邊不少年輕的天才，正在被一種奇怪的類似紅星二鍋頭的冗余結構慢性殺死。是什么意思？

韓松：二鍋頭它能麻痹你，又能使你興奮，它又很廉價，會上癮，會成為一種非常程式化的一種東西。人喝了這個二鍋頭，也會努力，也在追求，但是他擺脫不了像二鍋頭這樣窒息的環境，我也擺脫不了。至少在國內，我覺得沒有人，包括主流文學的那些人。他們也在喝自己的二鍋頭。不是說二鍋頭不好，他就只喝這個了。

《人物》：那新華社的工作對你這一生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

韓松：它是我投入最多的一個東西，我非常認真地去做它，而不是去混日子，當成一個簡單的飯碗。哪怕是很爛的一個稿子，有時候我都會想把它做得十全十美。新華社有好多限制，因為它的官方身份，但是你又想去突破它，讓它更好看一些。我會有一種責任感吧。作為工作，一旦接下來了，不管它是什么樣一個性質，你是在這個機構里邊，要按照它的規則來把事情做好，這是一種職業道德或者使命。

《人物》：所以如果有一天新華社的工作和寫科幻沖突了，你會怎么辦？

韓松：那肯定是優先工作。我其實可以把這兩個事情做得并行不悖，而且互相補充。我也想過要辭職離開，專心寫科幻，但是也下不了這個決心。現在跟以前的想法又不一 樣了，會覺得我在新華社這個位置，這個事業，可以有很多人來做，但寫科幻這回事，像我這樣的寫法和風格可能沒有其他人來做了。

《人物》：你覺得記者這份工作對你寫科幻有幫助嗎？

韓松：其實我最怕的就是去采訪的時候，人家介紹這是新華社對外部副主任韓松，也是著名科幻作家。每次聽到這句話，我都恨不得打個地洞鉆進去。記者確實要觀察，這是新聞工作的基本武器，要比別人看得多、看 得細，但這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科幻中，我也不太清楚。很多人問，是否當了記者，寫科幻更好？但其實全職寫科幻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職。我也想問劉慈欣，電工這份工作哪方面促進了他的科幻？王晉康老師是石油機械工程師，卻寫了很多生物學、天體物理、宇宙科學的科幻，我一直沒搞清職業跟科幻的關系。

《人物》：但是讀者會感覺，你的小說其實更多是在反映現實，而不是建構想象。

韓松：我覺得有一種感覺跟職業相關，那就是憂心忡忡。當你看多了現實之后，并不喜悅，而是憂心。不能寫下來，就更加憂心。寫《火星照耀美國》，是我1996年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爬上世貿中心的時候，強烈的感受就是——這地方不可能持久。

這可能是記者敏銳的觀察。每一座大樓里都要安檢，很害怕。后來想，這就是記者對于科幻的捕捉，把這種感覺點滴融合在小說里。但我覺得比起記者，寫科幻還是要理工男來寫，我愛他們的硬科幻。

《人物》：如果你擁有一種超能力的話，你希望是什么？

韓松：隱身。小時候我就一直想要這個，現在還是。如果可以隱身，我就可以不受干擾地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可以到處走走。我不想讓人知道我的存在，我不會焦慮，會有自由感，就很放松。這么多年這個想法都沒有變過。

《人物》：聽說你一直在隨身的書包里放著一個手電筒，為什么？

韓松：原來我是老帶著。包里裝了好多東西，電腦，手電筒，還有移動硬盤。隨時都帶著。（我怕萬一）突然一場大地震，真的，所有的東西都毀了。世界有一百種毀滅的方式， 毀滅的可能性隨時都存在，帶這些在身上還是有安全感。

《人物》：2018年你一直想做但是沒做成的事情是？

韓松：我想把改革開放這40年，以我的方式梳理一遍。這是一個無比驚心動魄的過程，我想記錄下來，它是怎么在中國發生的，但我沒有完成。

我想象中，它其實應該是一個雜糅的，既是科幻的，也是一篇現實的文章，新聞化的，我其實都同時在做，但是沒完成。那么驚心動魄的過程，改變了多少人，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看到這種非常杰出的作品。我覺得這是這一年最大的浪費。沒有了，再過10年，等到50周年，很多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已經不在了。

《人物》：2018年你最關心的一項公共政策是什么？

韓松：太多了，但我最關心的還是中美之間經濟和貿易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這兩個國家的走向，是我小說很早就寫過的主題，我一直擔心這個事情。這兩個國家互為鏡像，它們骨子里邊太像了，才會這樣，貿易戰的影響是無法預料的。

《人物》：2019年，你想身處一個怎樣的世界？

韓松：一個少生病的世界 。我現在有哮喘，胃也不好，只要發作了，很長時間恢復不過來，那種時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也寫不了科幻。

還有就是，想活在一個少死點人的世界里 。希望有創造力的人還能繼續活著。我在想，天才紛紛離去，他們是不是對2018感到了厭倦，才走的。你仔細一想，那些去世的人，金庸、二月河、臧天朔、張首晟 ，他們其實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很叛逆，都沉浸在他們另外一個世界里邊。這個世界可能現在不適合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