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北壕溝外灰坑。圖片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銀溝遺址遺跡示意圖。圖片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記者日前從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結合已揭露遺跡以及出土遺物，專家研判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銀溝遺址就是富平縣城——義亭城（唐至元時代）所在，系目前全國僅見的一處保存較完好的唐宋縣城遺址。

1、銀溝遺址何處尋

銀溝遺址位于陜西省富平縣縣城東北角，是一處唐代至元代的大型綜合遺址，以城址與制陶窯場為主，另有其他種類手工業遺存分布，并有普通的居址、寺廟遺跡等，分布面積約2.3平方公里，現公布為陜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經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2016年至2018年兩度考古發掘，共發掘面積1400平方米。現探明銀溝遺址范圍內分布有兩組壕溝，其中北部的壕溝接近于封閉的長方形，勘探結論認為有可能是城址或類似遺跡。南部的壕溝由一條東西向的壕溝與一條南北向的壕溝組成，兩條壕溝的東北端垂直相接。另外，在兩組壕溝之間分布有兩處成規模的陶窯爐群遺址。

這兩組壕溝被初步斷定為兩處城址遺跡，南北相對，均呈長方形。北城址東西寬260米，南北長360米，周圍環以圍溝，圍溝口寬10至30米，深2.2至6.5米，圍溝以內分布密集的灰坑。南城址發現有北、東兩條壕溝，西部就是銀溝，但其南部的界線沒有明確的線索，根據遺跡分布的密集程度看，應該就在銀溝村居民區北部。南城址東西寬400米，南北約長450米，周圍環以圍溝，圍溝可見東、北兩部分，西側為銀溝，圍溝口寬14至30米，深4.5至11米，圍溝以內分布有縱橫平行的道路、水井、房址、灰坑等，南部地表分布大量的瓷片。

兩座城址南北相對，距離160米。在這中間地帶分布著兩處規模較大的呈東西分布的陶窯群。在銀溝西側的遺跡密集區，遺物以建筑材料與日用陶器遺存為主，顯示這是一處居址區。在遺址的西北部，根據勘探主要分布著墓葬，為墓葬區。

南城址周圍的壕溝是人工挖掘所為，口寬14米，深6.8米，底寬約3米，出土遺物較少，有磚瓦、瓷片、錢幣等，多為元代遺物。壕溝打破宋初的路面，溝內部堆積全部為元代后期，下部出土有“至元通寶”。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于春雷介紹，通過對銀溝及周邊地形的考察并進行相關的水文分析，專家判斷銀溝原本是一條人工溝道，其形成的時代晚于唐代。銀溝恰能與南城址在位置、規模、走向、遺跡分布情況上相吻合，絕非偶然。因此，判斷銀溝可能就是南城址西側的圍溝。

2、出土遺址、遺物豐富

銀溝遺址文化層堆積并不均勻，總體上是南部堆積厚、地層多，北部堆積薄、地層少。根據地層中包含的遺物，已經發掘地層可分為四期，從早到晚分別是唐代層、宋代層、金元層和現代層。揭露遺跡有壕溝（宋-元）、道路（唐-宋）、房址（宋-元）、水井（唐-宋）、陶窯（唐-元）、灰坑（唐-元）。唐代層出土有陶器、磚瓦（包括蓮花紋方磚、青輥瓦、獸面磚、鴟尾等高等級建材）、三彩、瓷器、坩堝、石器，宋代層出土有陶器、磚瓦、瓷器、骨器、錢幣、坩堝、三彩、石器，金元層出土有陶器、琉璃瓦、磚瓦、瓷器、錢幣、佛教類塑像與經幢。

在遺址南部地表分布有較多的磚瓦陶瓷碎片，時代從唐代至元代。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該地分布較多的瓷片，瓷片質量上乘，以耀州窯系的青釉器為主，有少量鈞窯、定窯、景德鎮等地方的瓷片。

在遺址的文化堆積層中，金元層與宋代層以壕溝、房址為主要跡象，有少量灰坑和道路，出土遺物以各類生活用器、手工業工具與建材為主；唐代層是以灰坑為主要跡象，不見房址，出土遺物以手工業制品與工具為主。宋代層的下部及唐代灰坑的上部，有大量的紅燒土塊分布。其中陶窯出土有唐代獸面磚、鴟尾等高等級的建材，也有節愍太子墓出土的同類陶罐，還有宋代磨痕裝飾的陶器以及元代多足陶盤。

3、錦繡繁華六百年的工商業城鎮

文獻記載，唐開元年間，將富平縣治從石川河北岸（今城關鄉古城村一帶）遷至義亭城（今舊縣村，即銀溝遺址），至元末又遷至窯橋寨。該遺址與文獻記載唐代至元代的富平縣城地理位置完全一致。

發掘顯示，在唐代文化層，遺址的南部分布密集的灰坑，堆積有大量的紅燒土塊，顯示這里曾有發達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生產陶器、磚瓦、骨器，還有其他種類的產品。手工業區分布規模占整個遺址區的1/4，且分布密集，但并沒有制瓷業相關遺跡或遺物存在。到宋代，該區域經過平整成為居民區，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耀州窯瓷器和大量制作精良的陶器顯示這里在宋代有繁榮的商業活動。

其中，南城址使用時代從唐代至元代，唐代主要是作為手工業區，而在宋元時代主要為居民區。南城外側從唐代至元代一直是手工業區域，手工業以制陶業為主，而且相當發達，其制品質量上乘，可以確認有產品供節愍太子墓中隨葬所用。

于春雷說，銀溝遺址是目前全國僅見的一處保存較完好的唐宋縣城遺址，包含有圍溝、居址、建筑基址、手工業區、墓葬區，能反映當時縣城及底層人民的生活生產狀況，為研究唐代至元代的社會生活經濟提供了極好的基礎資料，能反映唐宋變革期縣城及居于其內的普通工商業者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對于研究當時富平縣的工商業與京城長安、帝陵及耀州窯的關系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