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王蒙（右）代表文化部宴請帕瓦羅蒂，左一系本文作者。

帕瓦羅蒂訪華期間品嘗中國菜。

1986年7月4日晚，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萬人大禮堂，燈火通明。

享譽世界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世界歌王”——帕瓦羅蒂在這里舉辦個人音樂會。

當帕瓦羅蒂演唱完《我的太陽》最后一句高音時，場內爆發出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據說，這是他經歷的最長的一次掌聲，竟長達9分多鐘。帕瓦羅蒂看到中國觀眾臉上那真切的興奮和熱情，懸著的一顆心徹底放下了。音樂會結束時，在一遍又一遍地謝幕之后，帕瓦羅蒂即興發表講話，表達了他的激動與感激。作為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演唱會的外國人，帕瓦羅蒂為他個人藝術生涯中最大的室內音樂會的成功激動不已。萬人大會堂輝煌的場面和宏大的氣勢，給帕瓦羅蒂極大的震撼。從大會堂出來，坐上紅旗轎車，他對身邊的人說：“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作為帕瓦羅蒂首次訪華演出的見證者，我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深深感到，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在那個年代，由于經濟條件和其他種種因素所限，我們邀請世界級樂團和歌唱家到遙遠的中國來演出，談何容易。從這件往事中，能真切感受到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這些不便和我們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較起來，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曾提出要派遣羅馬劇院訪華演出，但由于經費等原因，最終未能成行。那時，我還沒有調到文化部工作。后來我聽說幾乎每年都舊話重提。

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要求來華演出的事，最早的請示報告是中國對外演出公司于1984年10月20日報給文化部的。但由于未說清楚如此大的外國藝術團來華訪問的來龍去脈和目的，此事又拖了一段時間。

兩年后，又遞上來了一個報告。我作為主管副部長寫了一段話：“擬同意請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160人（包括著名演員帕瓦羅蒂）于1986年6月來華演出。”并報送朱穆之部長審閱。朱穆之部長圈閱表示同意。就這樣，此事就算定了下來。

熱那亞歌劇院和帕瓦羅蒂訪華的前期準備工作曲曲折折，反反復復，進行了很長時間。遇到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經費，一個是演出場地。由于當時中國的物質條件較差，雙方要經歷一個磨合的過程。

例如住宿問題。原先中方安排的是住前門飯店，但意方覺得“太落后”。中方堅持認為前門飯店“很不錯”，連卡拉揚率領的柏林交響樂團來時，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館于1985年10月21日照會文化部，很客氣地說：“十分榮幸地通知貴部如下：旅館，不太理想，為此希望選擇一個較好的旅館，其差價部分，意方支付。”為此，中方為他們重新選擇了由著名建筑師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香山飯店在當時是北京最好的飯店之一。兩個賓館的差價，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費用，合在一起高達8萬美元。當時，香山飯店還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費”，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別緊張，一天內空出這樣多的房間有困難，有一半房間需要提前一天空出，這一天的費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這種所謂“起租費”，據說今天早已經不實行了。

雙方的談判還涉及了“零用費”問題。

意方提出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70元人民幣，劇院領導和帕瓦羅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復是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90元，劇院領導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羅蒂每天500元。500元人民幣，在今天也許不算什么，但在那個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資也就是幾十塊錢。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天價了。

在雙方的談判過程中，意方曾提出場地安排在北京體育館，目的是為了擴大影響。中方提出，像歌劇這樣的“嚴肅音樂”完全不適合在體育館演出。意方不肯輕易放棄，堅持體育館是可以演出歌劇的。最后，雖然意方對場地的條件不甚滿意，但最后同意在由中方選定的天橋劇場。

帕瓦羅蒂本人還提出要帶大批意大利“粉絲”跟著訪華，這又給接待單位帶來了麻煩。

如果是在今天，有外國演出團體來華，對方表示有一個幾百人的粉絲團要跟著一起來，肯定會受到主辦方的熱烈歡迎，也會成為媒體炒作的熱點。但當時，帕瓦羅蒂的粉絲們一開始卻遭到了中方談判代表的拒絕。意方提出，帕瓦羅蒂在華演出期間，希望中方能為意大利幾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觀摩票（意方出錢）。中方認為，意大利歌劇院來華，主要是為中國觀眾演出，意大利的旅游者可在自己國家看，中方不能提供觀摩票，一口就給回絕了。意方還是不甘心，說你們不是需要外匯嗎？這些人來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錢，是旅游創匯的好機會呀。中方不為所動，說中國改革開放是需要大量外匯，但是這樣的外匯我們不需要。你看，當時有多傻啊！

但是，帕瓦羅蒂的粉絲團還是來了，而且一下子來了160人，他們是和帕瓦羅蒂同機到達的。他們悄悄地組織了這個龐大的旅游團。承辦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國人的脾氣，在大部隊臨行前一個半月，1986年5月7日，負責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線旅游公司經理塞維利歐·蓋格里雅第專程來京拜會了中國對外演出公司。

中方首先禮貌地感謝對方通報這一情況，但接著說，中國對外演出公司只承辦藝術團，而不承辦其他團；觀眾主要是中國人，因為票供不應求；演出不像體育比賽需要啦啦隊，而且兩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也不便。

但是對方卻不慌不忙，表示理解中方心情，并勸中方不要擔心。他強調兩個團雖然同坐一架包機抵京，在飛機上他們可以是一個整體，但自下飛機起，兩團就會分開；而且表示，他們有豐富的組織經驗，非但不會給中方制造麻煩，相反會隨時為中方提供幫助。比如，為避免歌劇院抵京時住房混亂，他可以幫助中方預先編排房號，還有參觀游覽等，也由他們來組織。事已至此，中方表示，具體問題等打前站的來后再商定。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熱那亞歌劇院在內的所有一行人的訪華，都是由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連包租專機，也是他們談定的。這其實是西方旅游業通行的做法，但在當時的中國，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帕瓦羅蒂到中國訪問演出，確實非同小可，興師動眾。那一年，帕瓦羅蒂全家，除了母親患有心臟病沒有來之外，父親、妻子、三個女兒悉數都來了。除了親人外，還有“輜重”。這一行人馬，帶來了洗衣機、冰箱，還帶來了重達兩噸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礦泉水就帶了1500瓶！連帕瓦羅蒂本人都為此感到吃驚。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在這之前，帕瓦羅蒂通過旅游團經理提出到中國后要法國礦泉水、進口牛排、法國面包。

為此，中方發了一封特急電報說：帕瓦羅蒂通過旅游團經理向我所提飲食要求（含法國礦泉水、進口牛排、法國面包）等，我難解決，希意方自行安排，費用自理。

收到這樣的消息，再加上一些傳言，說到了中國什么都買不到等，帕瓦羅蒂心中難免忐忑。為了保險起見，他不得不帶來很多食品。此外，他還帶了三個醫生、兩個秘書、兩個廚師。

帕瓦羅蒂和熱那亞歌劇院來華，中方對票價也做了調整。為了調整演出票價，曾請示一位中央領導，并根據這位同志對外國來華表演藝術團演出的票價要“優質優價”的指示精神，將歌劇和演唱會門票價格根據劇場情況劃為四檔，分別調整到10元、8元、6元、5元。這樣的票價標準，在當時屬于高價了，然而演出票還是供不應求，盡管沒有“黃牛黨”，歌劇和演唱會的5元錢門票，還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如果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讓帕瓦羅蒂帶著冰箱、蔬菜來，就會成為笑話了。帕瓦羅蒂帶來的冰箱，后來留在了中國。

來華演出，對于帕瓦羅蒂來說，物質條件確實是比較艱苦，但在精神上他卻非常興奮。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熱的季節。當時的北京天橋劇場，根本沒有空調設備。由于太過悶熱，帕瓦羅蒂的感覺是“連空氣都沒有”。

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帕瓦羅蒂非常清醒。他后來在文章中寫道：“我還是覺得不應該有所抱怨，盡管我確定不會有中國人聽到。如果我開始有怨言，團里的每個人也會開始發牢騷。此外，這些不便和我們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較起來，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從未接觸過類似的聽眾，他們欣賞的喜悅似乎是那么慷慨、開放，沒有沾染絲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

帕瓦羅蒂和熱那亞歌劇院的這次訪華，轟動京城，波及全國，影響港澳，反響特大。文藝界盛贊：“文化部辦了一件好事。”“帕瓦羅蒂的訪華是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他是當代的馬可·波羅。”

帕瓦羅蒂和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到達北京后，文化部1986年6月22日晚在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同志出席了宴會。

宴會上，由我致辭。原來的講話稿，開頭的稱呼是“尊敬的帕瓦羅蒂先生及夫人”。我覺得“先生”這個稱呼比較別扭。到了現場，我請教了一位熟悉意大利情況的同志。那位同志說：“對于帕瓦羅蒂，還是稱呼‘大師’比較好。”我認為他說得有道理，并問英文怎樣說？那位同志說：“great master”。我把講話稿做了修改。事實證明，這樣做的效果很好。

在致辭中我提到：“中意兩國和中意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1275年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意大利的文化友好使者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帶來了意大利的文明。17年之后，他又把中國的文化帶給了意大利人民。他的中國之行，長期以來，在兩國人民中，在國際上傳為佳話。自從1970年中國同意大利建交以來，兩國的國家關系、貿易關系、文化交往都在日益發展。這次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訪華，就是兩國文化交流的深度發展的一個很好的證明。”

席間，王蒙同志與帕瓦羅蒂簡短地交談，并碰了杯。宴會的整個氣氛非常熱烈。

帕瓦羅蒂訪華演出首場獨唱會于6月24日晚在北展劇場舉行，并獲得巨大成功。

音樂會原定曲目為12首。演出過程中，掌聲、喝彩聲不斷（最長一次達6分鐘）。終場謝幕15次，演出結束獻花后，觀眾久久不愿離去，帕瓦羅蒂被觀眾的熱情所感動，又加演了5個曲目，相對于12個曲目的整場演出而言，加演曲目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半場演出。

“中國觀眾的熱烈反應深深令我感動。我從未接觸過類似的聽眾，他們欣賞的喜悅似乎是那么慷慨、開放，沒有沾染絲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們的反應源自內心深處，似乎是完全開放自己，來接受我們提供的音樂。”帕瓦羅蒂對首場音樂會的成功感到很滿意，稱這是他“來華后最滿意的一天”，并說：“來前聽說中國觀眾比較冷淡，鼓掌是‘擺樣子’，而實際情況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和期待，這使我想起了25年前首次登上歌劇舞臺的情景。”

同帕瓦羅蒂一道訪華的親人也激動地說：“場面太偉大了，出乎意料，太高興了，比這更好的情景不會再有了。”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吳祖強說：“帕瓦羅蒂的演出征服了北京的觀眾，不僅使觀眾情緒沸騰了，而且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歌劇《波希米亞人》，是熱那亞歌劇院帶來的劇目。意大利藝術家們在當時沒有冷氣設備的北京天橋劇場共演出了5場《波希米亞人》，其中3場由帕瓦羅蒂出演。第一場《波希米亞人》是1986年6月28日晚上演出。天氣非常炎熱，帕瓦羅蒂臉上化妝的油彩幾乎融化。帕瓦羅蒂猜想中國觀眾可能只是因為好奇才來觀賞意大利歌劇，就像意大利人因為好奇而觀賞京劇一樣。有人在演出前告訴帕瓦羅蒂，中國觀眾本質上相當安靜、含蓄，這似乎在暗示他，在中國演全本的意大利歌劇畢竟不同于演唱拿波里民歌，不一定會收獲雷鳴般的喝彩與掌聲。

然而，中國觀眾的反應完全出乎帕瓦羅蒂的預料。觀眾始終對高雅藝術激動不已，掌聲如同潮水，一波連著一波。帕瓦羅蒂在演唱第一首詠嘆調《冰涼的小手》行將結束時，唱出了整晚的第一個高音C，觀眾立即報以響亮的掌聲！

只有一次，現場不合時宜地響起了掌聲。這幾乎是當時國內觀眾在音樂會上的通病：不該鼓掌時鼓掌。如果是其他外國藝術家，會認為不禮貌，一定會抱怨，但帕瓦羅蒂顯得相對寬容大度，似乎是對熱愛他的中國觀眾的一種原諒。他覺得，“此地觀眾對我們的音樂會習俗不熟悉，他們聽到喜歡的東西，便很自然地表達他們的欣喜之情。他們一旦發現我與其他歌手的歌唱未停下來，會立刻停止鼓掌，因此音樂并未被打斷。‘不禮貌的’掌聲也許會讓人感覺更好一些，因為它是發自觀眾內心的，只要是真誠的掌聲，就可以被原諒。對藝術家來說，再沒有比那種‘禮貌性’掌聲更糟糕的東西了（噓聲可能更糟糕，但禮貌性掌聲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較之下，‘不禮貌的’掌聲豈不非常可喜？”

“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就在這一次《波希米亞人》的演出中場休息時，在休息室我們向前來觀劇的胡啟立同志匯報帕瓦羅蒂一行在華訪問的安排。我們談到7月4日的那場個人演唱會，說演出地點安排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胡啟立同志說：“像帕瓦羅蒂這樣的大師的演唱會在北展劇場搞，太小了些，也滿足不了那么多觀眾的強烈愿望。我的意見，最好安排在人民大會堂搞。文化部可以跟大會堂聯系一下。我再請示一下耀邦同志。”

在人民大會堂搞演唱會？我們覺得這個主意很好，不過沒有先例，也許難度很大。我請中演公司立即落實啟立同志的指示。人民大會堂方面竟然破格地表示同意。6月30日晚，中演公司同熱那亞歌劇院進行會談，完滿地解決了把7月4日下午在北展劇場的獨唱音樂會移到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事。

7月1日上午，中演公司在文化部外聯局副局長主持下，與各有關方面共同研究了轉換劇場的許多具體工作，例如登報聲明；電臺、電視臺轉播消息；處理兩個劇場的換票方案；安全保衛，大會堂劇場演出裝臺等。下午，中演公司負責人和大會堂管理局負責人一道還研究了一些具體事宜，例如，確定7月3日下午和7月4日上午在北展劇場兌換人民大會堂的入場券，以免在人民大會堂為座位號變化而造成混亂；確定7月2日9時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安全保衛現場會，由中辦警衛局、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人民大會堂管理局、文化部外聯局、中演公司等單位負責人，共同研究安全保衛的具體措施；決定7月3日白天在人民大會堂劇場裝臺、試音，以保證4日下午7時帕瓦羅蒂的演出圓滿。

依照中國專業人士當時的看法，個人演唱會不太適合進入大會堂。但是帕瓦羅蒂卻成功了，他成了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音樂會的外國人（其實當時中國還沒有人享受過這份殊榮）。大會堂的那場個人演唱會成為1986年帕瓦羅蒂訪華的最高潮。他對身邊的人說：“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帕瓦羅蒂演出后獲得如潮好評。音樂界認為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對我國的聲樂發展與繁榮，是一次極大的促進，影響難以估量。有人說：“帕瓦羅蒂的來訪，澄清了我國對意大利唱法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有人認為：“論帕瓦羅蒂的演唱水平和效果，不愧是當代世界歌王。”有的歌劇迷甚至說：“朝聞其聲，夕死可矣！”全國有許多聲樂工作者為欣賞帕瓦羅蒂的演唱，不遠千里來京觀看，據不完全統計，28個省區市的101個文藝團體派專業人員來京觀摩。

大家深感帕瓦羅蒂不愧為大師，其演唱特點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字正腔圓，聲情并茂”。他吐字清楚，歌喉豐滿、圓潤，在高音區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其表演作風樸實、自然，沒有嘩眾取寵的多余動作，而且分寸感掌握得很好。他忠實于原著，整場演出沒有給人演戲的感覺，他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使人感覺戲中人物的故事就像他本人的經歷。

帕瓦羅蒂作為一名藝術家是真誠的，作為一個人也是真誠的。此次，與他一起來中國的大都是青年演員，其聲望與他無法相比，帕瓦羅蒂在同他們合作中仍然十分嚴肅、認真、一絲不茍，表現出一名真正藝術家的優秀品質。在北京的每一場演出，他都毫無保留地全力以赴，把世界最優秀的美聲唱法介紹給中國觀眾。

“那種感覺非常棒，我在中國騎單車”

帕瓦羅蒂在北京演出，還有許多小插曲。

由于北京天氣酷熱，沒有冷氣設備，在后臺活動時，帕瓦羅蒂手中拿著自備的一個袖珍風扇。在天橋劇場演出《波希米亞人》，快要開幕時，人們找不到了帕瓦羅蒂。但誰也不慌，誰也不去找。這是為什么？

原來帕瓦羅蒂在找一只生了銹的彎鐵釘。他終于在后臺的一個黑暗的角落找到了彎曲的鐵釘。他虔誠地雙手捧著鐵釘禱告，然后裝進衣袋里，才慢條斯理地來到舞臺大幕后面。

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來帕瓦羅蒂家鄉有一個傳說：彎鐵釘有特殊含義，金屬象征著運氣，釘子可以釘死魔鬼，彎曲可以辟邪。帕瓦羅蒂十分相信這一說法。由于中方事前知道了這件事，就故意把彎鐵釘扔到后臺，等他去撿。帕瓦羅蒂順利地完成了這一重要儀式。

除了舞臺，在劇場外還有許多生動的花絮。

北京街道上行駛著潮水般的自行車，在那個年代是世界著名的。帕瓦羅蒂在北京真的騎了一次自行車。說到騎自行車，這是隨行的攝影組為拍攝幾個鏡頭而臨時想起的。帕瓦羅蒂在天安門廣場看到一個小伙子騎自行車，要求借給他騎一騎。那個青年看帕瓦羅蒂是個外國人，塊頭又特大，生怕分量太重把車子給壓壞，有些猶豫。陪同人員在一旁敲邊鼓，青年便高興地把車借給了帕瓦羅蒂。別看帕瓦羅蒂塊頭大，他拿到自行車后，一躍而上，在廣場上轉來轉去，一下子就成為附近行人眾目睽睽的焦點。很多人認出了騎車人是大名鼎鼎的帕瓦羅蒂。帕瓦羅蒂本人也感到很愜意，他終于過了一把自行車癮。他說：“那種感覺非常棒，我在中國騎單車！”帕瓦羅蒂看到紀錄片的導演與攝影師跟不上來，就故意騎得更快。攝影組只需要拍一個鏡頭，但帕瓦羅蒂說：“我騎得正高興，根本不想停下來。”

據陪同人員說，帕瓦羅蒂最喜歡故宮博物院，他去參觀時，進到一個肅穆的大殿，情不自禁地張開雙臂喊了兩聲。事實上，帕瓦羅蒂也是一個隨時都會找到快樂的人。在中國演出之余，他還跑去看京劇。他對主辦方說，希望自己也能穿上戲裝，喊兩嗓子。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行家給他選的臉譜是西楚霸王，拍底色、涂腮紅、描眉畫眼，給帕瓦羅蒂高大的身體穿上描龍畫鳳的戲裝，行家足足忙了四個多小時。然后，帕瓦羅蒂現學現用，竟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

“中國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劇發展的新道路一樣”

帕瓦羅蒂在中國受到了最高的禮遇。

198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見了帕瓦羅蒂夫婦以及熱那亞歌劇院總監弗朗科·拉格茲，并請他們共進午餐。王蒙和吳祖強等出席作陪。

當帕瓦羅蒂走進大廳時，胡耀邦總書記迎上前去說：“老朋友，你好！很高興在北京見到你。”

胡耀邦總書記對帕瓦羅蒂說：“我國目前沒有現代化的、設備先進的歌劇院。我可以保證10年內建造一座設備先進、音響效果好的歌劇院。到那時，請你來演唱。”

席間，王蒙插話說：“凡是優秀的藝術家都是屬于全世界的，帕瓦羅蒂不僅屬于意大利，也屬于中國，屬于全人類。我們可以說帕瓦羅蒂是我們的。”

7月8日晚，帕瓦羅蒂乘瑞士航空公司飛機離境回國。

在首都機場，帕瓦羅蒂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中說：“在羅馬能與您相識，在北京能被您邀請共進午餐，使我無限喜悅。”“經您同意，我能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感到非常榮幸。”“這一切在我心目中留下難忘的印象”，“使我愛上了您的國家”。信最后寫道：“我希望能盡快再來中國。”

帕瓦羅蒂的首次來華演出，為中國人也為帕瓦羅蒂本人所看重。有人曾經說過：“是帕瓦羅蒂，為中國人真正打開了一扇西方歌劇的窗戶。”帕瓦羅蒂本人也說：“這趟中國之旅是我畢生最美妙的經驗之一，永遠不會從腦海里消失。”

帕瓦羅蒂臨行前，對我們的陪同人員談了他此次訪華的感想。他說：“我想象中的中國是十分貧窮的、不開放的國家，像有的國家那樣，會使人感到壓抑。但此行改變了我的想象，中國的市場相當繁榮，中國人的飲食很豐富，營養也很好。中國的經濟正在發展，四五十年后將成為經濟大國，到那時中國將有更大的抗衡能力。”帕瓦羅蒂還說：“中國社會很安寧，每次演出歸來，都看到很多人在路旁乘涼，下棋，毫無夜間外出的恐懼感。”“如果文化部邀請，我非常愿意再次到中國來，拍攝《圖蘭朵特》，并把歌劇《托斯卡》介紹給中國觀眾。”他還建議：“中國的歌劇事業要發展，應考慮設立‘歌劇節’，第一次可以考慮演出三部歌劇，以后逐年增加。如果中國有朝一日組織第一次‘歌劇節’，我愿親自來參加。”

日后，帕瓦羅蒂在談起1986年的訪華演出時稱“簡直是一場美好的夢”。他說，“中國人有強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中國人自愿與人接近，是‘開放性的，富有創造力’”。“放棄走老路，困難就在所難免。”帕瓦羅蒂理解地說，“中國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劇發展的新道路一樣。”

（作者：劉德有，系原文化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