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樊錦詩，人們往往會第一時間把她與敦煌莫高窟聯系在一起。的確，自從1963年25歲的她分配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如今，年逾八十的她笑起來依然透著孩童般的純真，她說，這是因為她生活單純、內心單純，想的、念的只有敦煌。

在敦煌堅守的50余年，樊錦詩一直在為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事業努力著。作為一名研究人員，她潛心研究石窟考古，運用考古類型學、地層學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主編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獲得國內外學術界公認；作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她緊跟改革開放的時代步伐，帶領團隊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先進理念和技術，構建“數字敦煌”，有效緩解文物保護與旅游開放的矛盾。著名學者季羨林稱贊她所做的工作“功德無量”，她也被譽為“敦煌的女兒”。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中央、國務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樊錦詩作為“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成為百位改革先鋒的一員。

從“不愿再去敦煌”

到“再也離不開”

“我給自己算了個命，我的命就在敦煌。”樊錦詩曾開玩笑地說。據她說，中學時代，一篇關于莫高窟的歷史課文打開了她認識敦煌的大門，由此她開始對考古產生了興趣。1958年，20歲的樊錦詩憑著優異成績從上海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2年，即將畢業的她獲得了一次到敦煌實習的機會，這讓她興奮不已，殊不知這一去竟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去的目的沒那么純。”樊錦詩回想起當年第一次去敦煌的情形時說。在那個交通極其不便利的年代，她是想借著實習的機會去看看敦煌這座藝術寶庫。當時，一走進洞窟她就被震撼到了：洞窟里大大小小的彩塑成千上萬，壁畫更是“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精美絕倫。但是洞外的現實生活卻異常艱辛：氣候干燥，黃沙飛揚，住的是破廟土屋，睡的是土炕，點的是油燈，喝的是咸水，吃的是她不習慣吃的飯，沒有衛生設施，聽不到收音機，看的是一星期前的報紙，去洞窟里做實習功課還得爬蜈蚣梯。樊錦詩因為害怕蜈蚣梯，改掉了早起喝水的習慣，這樣一上午都不用上廁所。營養不良加上水土不服，樊錦詩的身體出了問題，她的實習也因此提前結束。走的時候，她想，但愿不要再回敦煌了。

沒想到，畢業分配那年，敦煌那邊向北京大學要人，樊錦詩就在名單里。她的父親得知后給學校寫了一封要求改派的信，要樊錦詩轉交。她卻悄悄把信扣了下來。樊錦詩身上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特點——滿腔熱血，一心報效祖國。“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祖國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她服從分配，去了敦煌。

在敦煌工作，樊錦詩面臨的不僅是艱苦的生活條件，還需要面對家庭問題。她的丈夫彭金章當時分配到武漢大學工作，夫妻兩人常年分居。當然，這也是那個年代較為普遍的現象。她與丈夫的分居生活持續了19年，隨著彭金章調到敦煌才告結束。其間，樊錦詩是有機會調離敦煌的，但是她已不愿離開。

留住東方藝術寶庫 打造“數字敦煌”

1978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古老的敦煌莫高窟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剛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不久的樊錦詩，分管保護工作。她查看洞窟，翻閱老照片，當看到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拍攝出版的《敦煌石窟圖錄》后，發現在一些洞窟里，同樣的內容與當年的照片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有的已經看不到了，有的模糊不清，她非常吃驚。她知道敦煌莫高窟已劃定了保護范圍、做了標志說明，也有專門保管機構，可是還沒有做記錄檔案。樊錦詩認為要盡快做科學的記錄檔案，于是她就主持了做石窟檔案的工作。做記錄檔案令她最頭疼的是洞窟的照片，因為專家說這些照片和底片是無法長久保存不變的。石窟文物在緩慢地退變，如果照片也無法保存不變，怎么辦？這個問題像一塊沉重的石頭一樣圧在她的心頭。

上世紀80年代末，計算機技術還未廣泛使用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樊錦詩見到了從未見過的電腦，她感到特別興奮。當聽到電腦操作者對她說“圖像數字化后存儲在計算機中可以不變”后，她覺得讓敦煌莫高窟“容顏永駐”有門了。經過反復琢磨，一個大膽的構想漸漸明晰起來：要為敦煌莫高窟的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和每一身彩塑建立數字檔案，通過數字檔案，使敦煌莫高窟得到“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她的想法得到了相關部門的支持，利用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與國際合作，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物界首先開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畫數字化試驗和研究。經過漫長的探索之路，解決了敦煌數字化過程中的各種技術難題，終于實現了敦煌莫高窟壁畫和彩塑形象準確、色彩真實、高清晰度的數字檔案。

1979年，敦煌正式對外開放，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游客前來參觀，數據顯示，1984年游客10萬人次，1998年20萬人次，2001年突破30萬人次，2004年突破40萬人次，2006年突破50萬人次……參觀人數逐年攀升，也給莫高窟的保護帶來了壓力。樊錦詩認為，莫高窟的保護和旅游開放都是敦煌研究院必須承擔的任務，要正確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關系。莫高窟絕不能因旅游而被破壞，游客也不能因莫高窟要保護而被拒之門外。具體怎么處理好保護和利用的關系呢？這個問題讓她犯了難。

敦煌研究院曾做過科學測算，莫高窟的日最大游客承載量是3000人次，而到旅游旺季的參觀人數遠遠高于這個數字。樊錦詩算了一筆賬：即使一天3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個洞窟就要接納12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停留8分鐘，一個洞窟每天的開放時間就長達16小時。這樣的開放是無法做到的。此外，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來恒定的小氣候環境，將大大加速脆弱的壁畫和彩塑的退變。2003年以來，為了解決保護和旅游開放的矛盾，既滿足游客觀賞體驗，又保證文物安全，經過反復思考，樊錦詩提議建設“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策劃利用敦煌數字資源，制作播映敦煌藝術數字電影。這樣能讓敦煌藝術走出洞窟去展示，可以充分擴大參觀空間。為此，她還設計了“數字電影+實地洞窟”預約參觀的開放管理新模式。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自2014年落成以來，播映的敦煌藝術數字電影和實施預約參觀開放管理新模式，既滿足了游客參觀的需求，得到了游客的認可，又有效緩解了莫高窟洞窟開放的壓力，實現了保護和利用的雙贏。

在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和利用上，樊錦詩遇到過許多棘手的問題。1998年，60歲的她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上任伊始，就有相關部門提出將莫高窟捆綁上市，這讓樊錦詩著了急，她寢食難安。為此，她不斷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反復說明敦煌石窟脆弱的現狀，反復強調保護的重要性。樊錦詩說：“文物保護和利用是很復雜的事情，不是誰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要是弄不好，把這份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毀了怎么辦？”最后，在她的堅持下，“莫高窟捆綁上市”風波得以平息。

一生守望 無愧敦煌

樊錦詩見證了敦煌的許多重要時刻，有人說，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敦煌現代史”。如今的樊錦詩獲得了很多榮譽，但她說：“我只是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這些榮譽不是給我的，我只是一個代表而已，更是給敦煌研究院和我的前輩、同仁的。”

西北大漠的風沙吹硬了樊錦詩的吳儂軟語，也在她的臉上留下了道道印痕，卻從沒改變她堅守敦煌的那顆心。隨著樊錦詩在業界越來越有名氣，很多媒體慕名前來采訪報道，她總是拒絕。即使接受采訪，她會說：“我就做了那些事，沒什么好多說的，要說就說敦煌吧。”每每講起敦煌，她就會是另一番神態，興奮得手舞足蹈，眼里透著光亮。她常常講起敦煌前人的故事，講起前兩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和段文杰是如何舍棄了優越條件，鉆進漆黑的洞窟一心一意做研究，而且一做就是一輩子。對于自己的不易，樊錦詩鮮有提及。

在幾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的保護成果有目共睹，敦煌莫高窟成為中國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會議這樣評價：“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范形象。”

樊錦詩曾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讓我留一句話，我就留這么一句話‘我為敦煌盡力了’。”回首她在敦煌奔忙的半個多世紀，人們早有評價。2004年央視“感動中國”候選人評語這樣評價樊錦詩：“她守護國寶，從青春少女到滿頭華發，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卻用數十年的守望告訴世人，她無愧于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