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東方》

魏巍是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戰爭和軍旅生活的作家。他于抗戰烽火初燃之時投身軍旅，一手拿槍，一手執筆，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而戰斗，也在各個時期留下過文學的足跡。他在抗戰最艱苦的年代寫下的長詩《黎明風景》，真實地抒寫了晉察冀根據地軍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戰奮斗的生活場景與情懷。他在新中國建立后發生的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又奔赴前線部隊深入生活和采訪，寫下不少戰地通訊、特寫和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成了為人民戰士的崇高榮耀命名的轟動一時的佳作。《東方》是他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表現抗美援朝戰爭生活，寫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他在“文革”時代頂著壓力，冒著風險，默默地進行艱辛的藝術求索。小說終于在“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出版，成為進入新時期之前軍旅文學復蘇的最初標識。

當我從《人民文學》雜志上讀到選載的《東方》前10章時，立即被吸引住了，仿佛從荒蕪已久的田園中驀然見到一簇油綠的青苗、絢麗的春花。小說前10章中對于冀中平原上民俗風情的描寫，如詩如畫，聲情并茂，似乎很久沒有讀到帶著如此清冽的秋日露珠、泥土氣息和青草香味的作品了。

《東方》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反響，好像是從封凍的冷窟掙脫出來的文學新發的芽苗，讓人們察覺到文學復蘇的先兆，也為沉寂凋零已久的軍旅文學帶來振興的最初希望。

老作家孫犁曾在1978年3月號《解放軍文藝》上發表《創新的準備》一文。這位復出后的作家在“文革”結束后不久便感應到那個時代的脈息，體察到被禁錮多年的文學亟待破繭而出的現實需求，他在文中呼喚文學出現創新局面，表達其除舊布新、振興中國文學的心聲。魏巍在同年出版的《東方》，仿佛以探索性實踐呼應著孫犁的主張。這兩位相識于晉察冀邊區的友人，靈犀相通，同氣相求，都在表達著沖破舊日的陰霾、迎接文學的春天到來的期盼。而1978年底正式提出并實施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正是對這些作家和廣大人民群眾急切改變文運、國運的期盼與現實需求的鄭重回應。

《東方》是一部全景式地描寫抗美援朝戰爭生活的長篇小說。它不同于此前已經發表和出版過的一些長篇小說和紀實作品，多是從局部或某一階段的戰事來展現這場頗具規模的戰爭。它力圖對這場歷時三載、艱苦繁難的戰爭進行全面而有中心的書寫，不僅表現戰爭的發生、發展和結束的完整過程，也對重大的戰役和戰斗、戰場局勢的演變、戰略方針的轉移等作了不同程度的顯現。它以鄧軍、周樸所帶領的團這個具有代表性的作戰部隊為中心，通過這個團入朝之后頻繁、復雜、艱險的戰斗活動，將朝鮮戰場上進行過的各次重大戰役和戰事，有機地組織和概括于鄧軍、周樸團這個中心畫面上來，既刻畫出了這場戰爭的輪廓和發展軌跡，也揭示出這場戰爭的歷史特點、正義性質和推動它走向勝利的強勁動力。小說在郭祥、喬大夯、王大發、花正芳、劉大順等志愿軍戰士形象的刻畫中，著力挖掘如團政委周樸所說的那種“極其深厚的東西”，即非凡的英勇氣概與歷史主動精神。它是從這些忠誠于祖國的人民戰士對于自己莊嚴使命的理解中激發出來的強大力量，使得他們敢于同世界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為主體的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進行殊死較量，并戰而勝之。小說在宏大格局的營造，廣闊而有縱深的戰爭生活描繪，志愿軍戰士群體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使它對于這場戰爭的藝術表現，具有一定程度的史詩規模。

《東方》同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保衛延安》《紅日》等軍旅文學名著相比，在創作理念、藝術表達方式上已有不少拓展和突進。其一，它對于戰爭和軍人生活的描寫，不再拘守于戰場，而延伸到戰場以外的更廣大的社會領域。它創造了志愿軍戰士郭祥、楊雪的家鄉鳳凰堡這個特定環境，作為當時國內農村生活的一個縮影，將戰爭時期的國內生活也化為作品的有機構成部分。小說把前線與后方穿插交錯起來描寫的結構布局，無疑擴展了對這場戰爭的表現幅度，是由單純從軍事斗爭角度表現戰爭，轉換到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角度表現戰爭的新嘗試。這種布局開闊的表現方式，有助于深度展示作品的藝術主題。

其二，《東方》在描繪激烈的對敵搏戰的嚴酷環境中，作為一條重要支線，還描寫了軍隊的內部矛盾和軍中人物的負面形象。上世紀50 年代以來的軍旅文學，還很少有作品直接觸及我軍的內部矛盾，尤其是構成尖銳沖突的軍隊內部矛盾，也鮮見軍中人物的負面形象。對于這一類在實際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現象，似乎有一些不能觸碰的不成文的禁忌。《東方》的作者則以探索性實踐，沖破了此類思想束縛。小說塑造了陸希榮這樣一個軍中負面人物形象，展現出陸希榮的極端個人主義與人民軍隊應當持守的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如何構成尖銳的沖突。由于思想意識的霉變，陸希榮從一個軍政兼優的營長，蛻變成怯戰畏敵、臨陣脫逃，使部隊付出慘痛代價的罪人，最終成了以自傷的卑劣行為脫隊的逃兵。在一個戰功卓著的紅軍團隊和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揭露如此嚴重的內部矛盾，作品的寫法足夠大膽，卻并未損傷這支英雄部隊的整體形象。

其三，《東方》對于郭祥、楊雪的愛情描寫，亦有特點和新意，在整個作品中占有相當分量，幾乎貫穿于作品的始終。郭祥與楊雪的愛情糾結同戰爭的發展進程相聯系，同尖銳的軍隊內部矛盾相結合，同人物的生活命運相融匯，于戰爭生活的錯綜變幻之中，呈現人物關系的悲歡離合。郭祥與楊雪由青梅竹馬的友伴到參軍后的戰友，本應有建立愛情關系的感情基礎，但陸希榮處心積慮的追求，楊雪為表象所蒙蔽的誤選，造成郭、楊間愛情關系的波折。在陸希榮卑劣面目暴露和楊雪犧牲后，小說著力描寫郭祥在失去楊雪后的內心痛苦，渲染郭祥對楊雪懷戀思念的深情，隨著戰爭的節節勝利而有增無減，綿綿不絕。郭祥與楊雪的愛情關系近乎悲劇式的結局，反倒檢測著人物感情的質地，呈顯出英雄戰士郭祥對于愛情的始終不渝、純真如金。50年代以來的軍旅文學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中，涉及人民戰士愛情描寫的并不多，比較出色的也鮮見。而《東方》在這方面的探索，顯然有了不小的跨越。

《東方》在諸多方面所進行的探索性實踐，可以看作是對于以往軍旅長篇小說創作中某些固有觀念和寫作范式的擺脫和更替，也有對“文革”中暢行的某些極左思潮與僵化思維束縛的沖擊。在陰霾四合的年代里堅持此種藝術求索，實屬不易。1982年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東方》和其他幾部作品大多創作于“文革”期間或“文革”結束之初，大多屬于從不同題材領域、不同思想和藝術方位進行突破性探索的實踐成果。它們是新時期文學開端之際的最初收獲，也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繁榮發揮了某種引領與啟迪之效。

魏巍在開始寫作《東方》之時，本有描寫彭德懷司令員的計劃，因為要全方位地表現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面貌，不能不寫到前線的最高指揮者彭總的活動。由于彼時環境不允許，作家原有的構思無法形諸筆墨，只得留下難以避免的缺憾。他在小說獲獎之后，懷著補漏救缺的心思，著手書寫彭總在前線的相關章節，于1984年初春發表了以《彭總》為題的新增補章節，至1986年全書再版時正式補入。

這些新增補的章節，均以彭總為中心展開對戰爭全局的開闊描寫，表現彭總在戰爭的各個階段上的主要活動。這些章節對于發生在亞洲東方的這場國際規模的反侵略戰爭之歷史面貌的展現，又超越了原來由一個團隊、一個村莊的角度來體認這場戰爭的有限視野，在更為廣闊和深刻的程度上揭示這場戰爭的時代特征與非凡意義。這些章節對于彭總等高層指揮員運籌帷幄的描寫，又是從前線指揮部的視界高屋建瓴地畫出戰爭進程的真實軌跡，使指揮中樞與戰斗部隊的活動連接、溝通起來，形成統一而有中心的戰爭全景的藝術描繪。這些章節對于毛主席、彭總等領袖和統帥人物的形象創造，則是在表現這類難度較大的藝術觀照對象方面，由片段描寫或側面描寫向比較充分的正面描寫發展的一種嘗試。作家在這些章節里，緊緊把握住彭總這一特定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將統帥者的智慧剛毅和老戰士的淳厚質樸融為一體，塑造了一個較為鮮明、豐滿的藝術形象。作家為完成新增補章節所作出的努力，終于實現了他最初的預想，也為這個力求展現抗美援朝戰爭宏闊史實的藝術建構加蓋了一個結實的屋頂。

當代軍旅文學在新中國建立后的10多年間，曾有過發展和興盛的年份，產生過一批長篇小說佳作，它們在新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作出過顯著貢獻，占有相當的分量。但是它們同整個新中國文學一樣，被多年“文革”所阻斷。《東方》是在荒圮的廢園里奮然耕耘的一道犁鏵的印記。它自然接續了“文革”前10多年軍旅文學的傳統，卻也在盡力排除附著其上的某些積垢與流弊，尋求與時代行進相對應的新質。《東方》所描寫的依然是上世紀50年代的戰爭和軍旅生活，不過它在觀察與表現生活的視界和范式方面，對于50年代的軍旅文學而言，已是一種延伸、突進和翻新。《東方》的探索性實踐，對于“文革”前的當代軍旅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而言，似乎是一個終結。對于即將到來的新時期軍旅文學而言，則是一次探路者的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