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盜獵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這種反轉的行為不僅僅是對明星的反轉，更是對明星背后的資本運作和IP維護的反轉。

近日，因為與汪峰一起參加綜藝節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章子怡遭遇了大規模的粉絲脫粉（即宣布不再成為某個人的粉絲）。

無獨有偶，謝娜的官方粉絲團也因不滿謝娜在情感類綜藝節目中的表現提出異議，集體脫粉告終。

與此前偶像明星公布戀情而導致的脫粉不同，這一次章子怡和謝娜的粉絲脫粉行為主要原因是對其事業規劃表示失望。這就為我們重新認識明星與粉絲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和視角。

在以往的認知里，明星與粉絲分居于產業鏈的兩端，粉絲作為明星產業鏈終端的單向度追隨者，購買明星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比如電影票、演唱會門票、音樂卡帶或唱片。明星只需要專注于提供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的作品，粉絲就可以通過持續性的消費行為來實現正向反饋。

但在新媒介時代，明星與粉絲的身份屬性都在發生著變化，二者間的關系也愈發微妙、復雜。明星不再僅僅是作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其自身的身份屬性已經幻化為極具辨識性的符號，可以被標記、被量化評估、被商業變現。粉絲們在消費明星作品之外，還會去購買明星代言的產品、明星推薦的商品，甚至復制明星的消費行為。在此情景下，“明星”已成為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身份。這種社會身份屬性經過設計和建構，更訴諸公共意義，具有公共價值，從而弱化乃至告別了本為私人所有的個體身份特質。于是，“明星”不僅屬于其自身，更是棲居于公共話語空間之中，任何個體性的行為活動都可能引發出具有社會意義的后果。

換句話說，現在的“明星”，是以明星本人為軸心，多個帶有各自訴求、形色各異的群體相互磨合、合力塑造的產物，是一種社會化的共同實現。

與此同時，粉絲的身份也在發生多重變化，對明星的期待性訴求亦多元與復雜。作為一種特定文化空間，粉絲圈原本是以對某部作品或某個明星的喜愛為最高宗旨，以共同趣味為最高追求，用極大的熱情接納、允許粉絲們對大家共同喜愛的對象進行討論，予以贊美或批判，承接著各種復雜的情感體驗，以此達成對日常生活的疏離。

但在交互性的時代，粉絲圈的概念發生了延展，涵納進了更多的社交維度。媒介文化學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中將粉絲圈活動分為多個層面，例如某種特定的接受模式、一系列批評與解讀實踐、為消費者的社會活動打下基礎、擁有自己的文化生產形式和審美傳統等。正是這些延展出的新特質，使粉絲行為蘊含了天然的商業屬性，暗淡了粉絲圈以往“圈地自萌”的色彩，轉而變成了明星價值的評估標準，成為了明星制造的重要環節。

尤其在移動互聯網的助推下，粉絲成為了可被量化的大數據，粉絲群體的數量、活躍度、評論數等都以數字符號的形式留存匯總，成為了商業考核的前期指數與發展指征。身為粉絲，時間、精力、金錢的成本投入不斷增加，粉絲的職能不斷放大，為了維持明星的熱度與良好形象，粉絲們要有組織地投入到明星的商業運營中去。在此過程中，粉絲圈成為了一個有著嚴密序列的群體，核心圈的粉絲對明星關注時間最久、粘性最高，具有專業知識，相對外圍的粉絲則很可能只是心血來潮，跟個風，看看熱鬧。而不同的粉絲群體，顯然有著不同的期待性訴求。核心圈的粉絲與明星有著深度的情感關聯——盡管這種情感關聯可能帶有粉絲自我投射的意味，明星承接著粉絲的情感投入，粉絲則希望明星能夠維護好自身的品牌形象，甚至升級自己的品牌價值。

在此意義上，粉絲已開始介入明星制造的核心環節，涉及到明星發展路徑和形象維護問題，而二者之間一旦在形象定位、審美趣味、對藝術性與商業性尺度把握等方面產生了分歧，粉絲便以“脫粉”來表達自己的訴求與價值取向。這種反轉的行為不僅僅是對明星的反轉，更是對明星背后的資本運作和IP維護的反轉。

因此，對于資深粉絲的“脫粉”行為，不能簡單地用“任性”二字來概括，而要看到其背后的文化邏輯與價值訴求——對文化產品的品質、品味與品格的要求。文化不僅是那些經典化的東西，也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我們終日生活在海量的大眾文化產品里，這些文化產品塑造了我們的日常經歷，成為了我們沉積的情感關聯，鐫刻著我們的共同記憶，也反過來構筑了一個社會的文化氛圍。

也正因為如此，對于以明星制造為重要標志的文化工業來說，正確認識明星和粉絲之間的關系，推動這種關系向著更加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就顯得格外重要。畢竟現代工業的成熟與發展有賴于全產業諸多環節的緊密咬合，依賴產業體系的升級與完善。而這些，需要廣大消費受眾的支撐，需要對受眾進行精細化、分眾化的分類，也需要將已有的明星視為品牌進行長期的建設與運營維護，更需要給品牌、形象留出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高質量的文化產品，來滿足受眾精準的審美訴求與多元的文化取向。

（作者為文學博士、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