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費爾提提像 資料圖片

伊什塔爾門 資料圖片

【深度解讀】

去柏林，自然是要去佩加蒙博物館的。

博物館的名字本身就提示了它的特殊性。佩加蒙是公元前后希臘化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著名的佩加蒙祭壇，是古希臘最后的巨型宗教類藝術作品，由國王歐馬尼斯二世在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65年為祭祀宙斯和雅典娜而興建在一座小山丘上。1878年，熱衷于考古的德國工程師卡爾·胡曼開始對位于土耳其西海岸的佩加蒙古城進行發掘，由于當時土耳其政府無力顧及文化保護，這座恢宏的祭壇被德國人用了5年的時間整體搬遷至柏林，并由著名的建筑師設計修建了一座專門的博物館，在館內復原這座希臘神跡。這座博物館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佩加蒙博物館。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祭壇依然在維修。不過，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的參觀興致，因為有無數的鎮館之寶讓我們嘆為觀止。

比如伊什塔爾門和行進大道。史書記載，氣勢宏偉的伊什塔爾門是進入巴比倫城和通往王宮與神廟的儀仗大門，城門高14米，寬30米，全部用精美華麗的彩色琉璃青磚砌筑，并飾有龍、獅子和公牛等動物的側面浮雕圖案。當年下令修建城門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曾準確地預言，“全人類都將為之驚嘆。”

現在這座城門就矗立在佩加蒙博物館的巨大展廳中。無論你之前看過多少次紀錄片，在圖書中怎樣了解了它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你身臨其境就站在城門腳下，環顧著遍鋪藍釉磚的城門及城墻，或仰望或近觀，依然會目眩神迷到嘴巴張得巨大。說實話，若在其他的博物館，比如筆者之后去的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只有幾塊用藍釉琉璃磚雕組成的獅子浮雕鑲嵌在墻面上，已經是非常非常值得驕傲的收藏了，而這里奢侈到不管不顧的程度。還有行進大街，它是連著伊什塔爾城門的中央大道，每逢新年，巴比倫都會有盛大的宗教慶祝活動，全城人民抬著大大小小的神像，從伊什塔爾城門進入，沿著這條中央大道向城里進發，最后進入神廟……而在佩加蒙博物館，所有的游客也非常榮幸地從這條行進大道穿越而過。

這就不得不提到德國考古學家科爾德威。從1899年到1917年近20年的時間里，科爾德威領導由不同專業的多名科學家組成的考古隊，在伊拉克嚴酷的沙漠環境下持續進行科學發掘，讓我們對于古巴比倫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1917年，他們發掘出一個高約90米的巨大塔廟，科爾德威通過論證，宣稱這就是《圣經》中記載的通天塔（或巴別塔）。而伊什塔爾城門由標準的磚塊組成，德國人將這些磚塊細心包裝，完整運回德國，又按照原樣重新組裝，最初每塊磚頭上都有精美的釉畫，由于年代久遠，許多釉色已經褪掉，為了復原當時的原貌，人們將很多磚墻又重新繪制了釉畫。現在在博物館的展廳內，我們還能看到那些沒有拼接上的細碎磚塊，讓你想象當時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時間多么耐心地參與了修復拼接工作。

其實科爾德威已經是后來者，在他之前，已經有英法的探險家在發掘古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的遺址。1833年出任法國駐摩蘇爾領事的博塔本是醫生，卻喜歡周游世界，他發現底格里斯河東岸風沙荒漠中有一些頂部平坦、四周陡峭的土丘，就立即組織當地人發掘，并于1843年發現了古亞述的王宮。博塔將他發掘出土的人首翼牛石像和生動的武士淺浮雕運回巴黎，在盧浮宮展出，立即轟動了歐洲。其他人蠢蠢欲動聞風而至。1845年底，受大英博物館資助的萊亞德在尼姆魯德也挖到兩座亞述宮殿的宮墻，找到了描述戰爭場景的多幅浮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畫面上有兩輛奔跑的馬車，每輛車上各有三名士兵組成一隊，為首的士兵身披甲胄，頭戴尖盔，彎弓搭箭。余下二人，一位手持韁繩負責駕車，另一位手持盾牌，用以抵擋敵人的攻擊。當然萊亞德最為神奇的發現是在尋找古城尼尼微的遺址時發現了亞述國王的宮廷圖書館，里面有眾多的泥板文書，包括我們最為熟悉的“大洪水”記錄版，它用楔形文字講述了世界文學史中最古老的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大洪水傳說。他發掘的文物都運回了倫敦，收藏于大英博物館，這也使得大英博物館關于亞述文明的收藏一直處于世界頂級水平。

當然，在復原古代建筑遺址方面，佩加蒙博物館真的是達到了極致。雖然沒有看到佩加蒙祭壇，但復原的米利都市場大門同樣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

希臘城市米利都你可能沒有聽說過，但米利都學派肯定會知道吧？它是前蘇格拉底哲學的一個學派，被譽為西方哲學的開創者。在公元前6世紀，米利都是一座富饒的港口和商業中心，米利都學派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就生活在這個城市。米利都市場大門大概建于公元120年，是南部集市的北大門，門高16米，寬30米，厚5米。大門足有二層樓高，穩固的柯林斯柱支撐著大門的山墻。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的并非僅僅是集市的大門，那些充滿了希臘與古羅馬風格的殘垣斷壁也并非凝固的音樂，你靜靜仰望著它們時，仿佛就有喧囂的聲音平地而起，慢慢充滿了整個空曠的空間，此起彼伏的叫賣聲和各種寒暄聲久久不會散去。

1873年，法國考古學家奧利維爾·拉葉首次發掘米利都廢墟，德國考古學家朱利葉斯和西奧多·韋根于1899年和1931年兩次發掘。市場的大門從1907年一直發掘到1908年，其后，同樣被一塊一塊地標好號碼裝運到德國重組，總共有重約750噸的文物運到了柏林。重組工作一共用了5年時間，許多殘缺的部分還要用水泥鋼筋來填補，并配上同時代的裝飾樣式。那些沒搬回來的文物就留在了土耳其當地，現在應該存放在當地的米利都博物館。

不過，筆者在欣賞這些來自遙遠文明的古老文物時，心情漸漸就變得復雜起來。也許是因為當年博物館或者考古學剛剛興起時，大多數的考古學家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當時在政治上、經濟上擁有主導權和話語權，借此在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發源地進行考古發掘，甚至是攫取文物。這固然使得今天的我們能夠在西方主要的博物館，自由而貪婪地學習到文物背后不同文明的匯聚，但是，這一切存在就都是合理的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他們也渴望了解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明，并主張擁有對自己文化遺產的控制權，那么西方博物館曾經“拿走”的文物是不是也應該讓它們回歸到原來的出土環境中？

19世紀初，愛爾蘭外交官埃爾金勛爵運走了裝飾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像。后來我們都知道他把它們賣給了大英博物館。如今希臘人建造了一座輝煌的新衛城，虛位以待這些雕像。那些沒來得及帶走的雕刻都以它們原來的方式陳列著，而放在大英博物館的那些雕像則暫時用石膏復制品陳列著……

佩加蒙博物館旁邊的柏林博物館每天也是游客絡繹不絕，他們是來看著名的埃及王后納費爾提提半身像的。這件鎮館之寶也在埃及人要求歸還的文物之列。

德國的博物館，其實也有自己的諸多訴求，它們的許多文物在二戰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國的海外流失文物之多同樣令人扼腕嘆息。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余萬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館，而民間收藏家中私藏的中國文物更是館藏數量的10倍之多。光是大英博物館東方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就包括青銅器、陶瓷、書畫、玉器、雕刻品等23000余件。據統計，在1856至1930年代之間，英、俄、德、法、日、瑞典、美國等以考察為名在我國西北地區開展各種盜掘不下百次，每次考察都洗劫走大量的中國文物……

令人汗顏的是，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戰爭對文明遺跡和考古遺址的破壞依然在繼續，破壞程度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國，古老文明留下的遺跡瞬間就成為廢墟，那些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就這樣失去了該有的尊嚴和呵護……

何為文物之幸，何為文物之觴？這是個問題。

（作者：楊雪梅，系人民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