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性別觀”研討會現場

有人說，批評家張莉這次碰了一顆雷。

如何看待性別在寫作中的潛在影響，創作時是否有性別自覺，在當下時代怎樣理解女性寫作…… 一旦涉及到性別話題，男性作家的小心翼翼在于，很容易因理解偏差與輿論傳播而被扣上對女性有偏見的“政治不正確”的大帽子。女性作家有時會出于自我保護而回避，不愿意被貼標簽，這個標簽有時候是“身體寫作”，有時候是“風花雪月”，有時候是“門檻降低性保護”，她們更對以商業動因而被妖魔化的性別寫作嗤之以鼻。

不得不說，新世紀以來，鮮少有作家深入思考或在公開場合正視過“性別與文學”這一重要關系。

正因如此，張莉對中國當代文壇的127位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一出場就自帶熱度。它既是新鮮的，又是大家感覺早應有之的。

張莉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也是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壇的青年批評家，曾出版《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女性寫作的發生（1895-1925）》《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持微火者》《眾聲獨語：七零后一代人的文學圖譜》等著作。

女性文學研究、作家的性別意識一直是她長久以來的興趣所在，在她看來，性別觀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每個人的性別觀都是被建構的，學校教育、閱讀背景、生活經驗等等，最終塑造了個人對性別的理解，對兩性關系的理解。我是做文學研究的，想從我的專業領域做一些工作，關注時代的性別觀。”

張莉的這次行動，從興趣到真正事實調查中間有一個催化劑，那就是席卷全球并于不久前在中國社會被廣泛探討的關于“性別與權力”的話題。有一天她坐在沙發上突然想到，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女性寫作到了一個什么程度？中國新一代女性作家的性別觀是什么樣的？走出作品，她們自身又是怎樣理解女性寫作的？

張莉先后給30余位女作家發出了自己設計的調查問卷，五個問題，至少選擇一個回答。這五個問題分別是：

1. 你認為女性寫作的意義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寫作被稱為女性寫作？

2. 女性身份在寫作中的優長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的嗎？

3. 喜歡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是女性寫作嗎？

4. 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寫作是什么樣子的？伍爾夫說，優秀的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5. 你怎樣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 性別與權利” 運動？

她預想能收到20份就已經很好了，最后返回來的竟多達34份，這讓她受到很大鼓舞，在《青年文學》雜志2018年第11期發表首次調查后，反響還不錯，“很多人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

青年作家葛亮在微信上對張莉說，如果有男作家的調查他也可以參加。張莉問，男作家也可以參加嗎？葛亮回答說，當然了，你不覺得性別觀不僅屬于女性，也屬于男性嗎？這一下子打開了張莉的設定，“我們時代的性別觀”題中應有之義就同時包含著男性與女性。她首先問了幾個熟識的男作家，是否愿意接受這樣的調查，大家都表示這是特別好的事情，為什么不呢？如此張莉啟動了對男作家的調查。

男作家調查問題：

1. 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嗎？你在創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系？

2. 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 寫作？

3. 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觀 可以借鑒嗎？

（4、5同上）

大概10天時間，收到了60份男作家的回復，數量之多讓張莉吃驚。考慮到人數對等，張莉在前期對34位女作家的調查之上又增加了33位，共組成127位作家。“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它有一定的廣泛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3月8號國際婦女節這天，張莉與青年作家魯敏、學者賀桂梅、評論家楊慶祥、媒體人羅皓菱相約，五位不同職業與身份的人，以這次調查的反饋為觀察材料，進行了一場“我們時代的性別觀”為主題的討論。面對127位作家的回答，他們會從各自角度做出怎樣的解讀？發現哪些潛藏于話語間的隱秘蹤跡？

賀桂梅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生時，正值1995年左右當代文壇的女性文學熱潮，因而也介入到女性研究中。她一直關注的有兩點：一是性別問題的私人化生活樣態，二是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聯。女性主義這個詞蹦出來時，片面、狹隘的理解與客觀因素的作用使其多少都會存在一些負面想象。當代文學明確提出女性文學概念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強調女性的獨特性與差異性；90年代末，女性寫作由于和商業過度結合而被妖魔化為美女寫作、身體寫作，近年來人們能夠用相當嚴肅的態度來討論中國社會性別不平等問題或性別觀念的問題，這讓賀桂梅覺得張莉的此次調查是“時勢使然，并且能夠成為文學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賀桂梅對調查最感興趣的地方在于，張莉將重心放在作家這一群體，“一個很有意思的落差，批評界或理論界更愿意談性別問題，作家不大愿意談。原因是什么？癥結何在？我想能夠從此次調查中窺探一二”。

賀桂梅說，閱讀調查問卷的感受“還是很舒服的”，沒有人表現出激進的男權主義，所有作家都承認或接受應該追求更高的性別公正。不像90年代做研究時，常有男作家說出讓人震驚和氣憤的話。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能明顯感受到時代和觀念的進步。

但具體到對問題回答的深入程度，賀桂梅表示自己還有不滿足：“我覺得作家們關注性別問題的自覺度不夠高，認為需要討論性別問題的熱情也不是很高。許多人對女性問題和性別不公正本身沒有那么明確的意識，幾乎沒有一個作家會首先承認女性確實處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我看到兩三位作家說女作家更好混，因為她們被保護之類的言論。也可以說他們不大愿意承認中國社會里女性處在不利的位置。”

從調查回答中記者觀察到，不少男作家的回答都會自然引向兩性關系，而女作家中卻鮮少人提及。男性意識中性別觀就等同于性愛觀？這反映出什么問題？

對此賀桂梅也很感慨：大部分男作家其實是用性問題取代了性別問題。“他們把性看成很自然的東西，是一種生理性的差別。我是男人，我當然有男性意識，你是女人，你當然有女性意識。我們倆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人。這樣討論問題就沒有意義。”

調查中張莉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你什么時候受到性別觀的啟蒙？賀桂梅敏銳指出，男作家對此的回答幾乎都是性啟蒙的時間。“如果我來回答，應該是從很小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女性，一個女孩子，這并不是一個好的身份，因為父母希望我是個男孩，表揚我的方式也是你會做得像男孩一樣好，這讓我產生一個認知，與女性比男性這個性別似乎更好。”

很多作家說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這個說法為什么一直有？就是因為他們把性別問題自然理解成為性問題，而不大關注從身體的、生理的差別轉化到文化的、社會身份的差別這個過程中隱含著的不平等，它里面包含著權力關系。

被張莉邀請參加這個活動，楊慶祥一口答應了，可沒想到自己是現場嘉賓中的唯一一位男性，“我覺得比較遺憾，應該有更多男性來參加”。

對于作家們的回答，楊慶祥其實是不太想看的。“我是一個非常坦率的人，我覺得他們應該談不出來特別真實的觀點。在張莉的強勢推送下我看了，萬一要有新鮮的觀點呢？看完后發現，之前的判斷是對的。”

被采訪的作家大多和楊慶祥很熟，是很好的朋友，平時也常見面。他們在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和在調查中對性別觀問題的回答，楊慶祥委婉而不乏犀利地表示：一個人的所言和所行是有差距的。作家是善于表演的人，很清楚自己的語言會指向何方，他會聰明的把問題核心都回避掉。就像作家的創作談，不會比他的文本本身更真實。“不是問卷的問題，是我們思考方式的問題。這些回答里，都缺少內心的高度內在化和緊張感的對峙與掙扎，反而你會在他們的作品里讀到那種完全敞開的，沒有被刻意遮蔽的真實”。

此前楊慶祥自己也做過類似調查，書稿給出去了，但很可能無法出版，因為“有很多冒犯性的東西，從衣食住行到生活的各種小細節，有的問題非常尖銳，甚至你一看就知道誰在說假話”。

與“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女人”的論調不同，楊慶祥絲毫不回避自己的“男性”身份：我是被我的生理屬性、原生家庭、現在家庭與生活中的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我只能站在這個角度來表達我對性別觀及其背后含義的認知。女兒教會了楊慶祥很多東西，他坦言，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就有明顯的男女不平等觀念，在養育女兒的過程中，他開始警醒。

閱讀調查回答能夠發現，女作家們對女性寫作、女性主義等問題的看法是非常理智而客觀的。在由20位女作家選擇回答“你認為女性寫作的意義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寫作被稱為女性寫作”這個題目時，有一半人認為，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女性寫作、女性主義，并表示女性寫作所提供的人類經驗、對于女性自身成長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建構。

不介意被稱為女性寫作的2位作家能夠直面與正視女性的身份自覺，表示介意的4位作家理由也大致相同：對女性寫作的概念有待厘清，或女性寫作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不平等。

認為女性天生帶有著自然屬性，無需刻意回避或否認這種生理選擇的3位女作家中，魯迅文學獎得主喬葉的回答最有趣：“以前常說不從性別考慮人物，直到不久前應邀參與一套短篇小說集出版，瀏覽自己以前作品時發現，三十來個短篇小說里，有二十來個的敘述角度是女性，其中又有十來個沒有名字，以‘她’代稱。我意識到，號稱不從性別來考慮人物，這居然是我試圖自欺欺人的謊言，頓時有了認命之感。生而為女人，這就是我的命。我的寫作，也必定在這個命里面。當然，這是我的局限，但也未嘗不是我的根基。與其虛弱逃避，不如誠懇面對。”

魯敏作為被采訪的女性作家之一，承認自己最初是有些回避和躲閃的，她表達了這樣的想法：德里達曾說，作家在發表公開的自傳、對話或者演講時，其實材質是可疑的，他有面對傳播的自我規訓和某種意義上的自我包裝和修正，因為他覺得這個觀點可以安全表達出來，而沒有選擇的問題可能更代表我們無法坦誠的。寫作是時代的折射，談性別觀，跟你所處的時代、國度、意識形態、經濟程度、口音、家庭教育等等都是密切相關的，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無法用寥寥數語表達透徹和完整。文本和作家的回答，可能是兩個維度的。

魯敏很喜歡對談的主題是“性別觀”這三個字，而不是女性觀。她認為，對寫作者而言還是要與寫作結合起來考察比較真實，因為在寫作當中他們不太會用假嗓子說話，而是用真聲音對性、兩性關系、性別觀等有更深刻和細致的呈現。

《中華文學選刊》主編徐晨亮幫助張莉聯系了不少男作家參與調查，他認真看了所有作家的回答，認為有很多閃光點，內部存在可打開的空間。

徐晨亮坦言自己也不可避免的帶有男性偏見，能感到不少男作家在回答時有一種潛在的、受審查的意識，他非常理解。

同時徐晨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們期待作家對于性別觀有更得體、更文明、更進步的表達，但在談論文學時，某些相對偏激的觀念是不是從某個方面也能成就他的寫作？是不是我們一定要求關于性別的問題和其他所有時代的價值觀問題一樣，有一個正確答案？作家只有充分理解或者表達正確答案之后才能保證作品的價值？如徐晨亮所言，調查的意義正在于引發討論，它不會完結，也沒有結論，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我們在傳播、討論或者進一步的思想交鋒過程中還會有更立體的東西。”

閱讀作家們的回答能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調查中近三十位男性作家承認自己存在男性意識，而女性作家幾乎都說沒有女性意識，這是否也是追求“政治正確”的一種表現？張莉將集中匯總、討論的環節看成相互激勵、相互反思的機會，“嘗試理解他者，而不是捍衛自我”。

所有問卷都是通過郵件形式發出的，張莉也要求作家們用郵件回復，而不是微信或短信。“我希望有一些儀式感，我把它當做一個很嚴肅的事情，并非隨意的試探或調侃”。她珍視作家們的回答，也感謝他們在問題面前自我剖析。很多男作家在郵件中對張莉說，第一次意識到性別對于寫作的重要性，第一次反省自己是否有男性意識，這份認真的態度讓她感動。

正像被采訪的男作家沈念并不掩飾自己的擔憂：怕自己的回答成為被別人抓住的把柄或日后攻擊的目標，但也誠如他所說：我覺得自己還是很真誠的，盡量選一個能夠充分表達我的性別觀的問題，對我選的問題負責。

給予作家尊重是張莉的初衷，就這個調查而言，她不想在冒犯中獲得答案，那是被刺痛的、極端設置下的虛擬反映，張莉需要平等的對話和交流，不是逃跑或拒絕。問題的設計經過反復斟酌，看起來是五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張莉說，如果不愿意回答第一個女性寫作的意義，那么第二個問題你覺得女性寫作會遇到什么困難？作家回答時實際也在思考女性身份的寫作。如果還不想答，第三個問題你喜歡哪位女作家，也能折射出心之向往的目標。第四個問題關于偉大的靈魂雌雄同體你怎么看？可以看出你心目中理想的性別狀態。

張莉的調查沒有完全結束，又有10位作家也接受了采訪，并且回答了所有的五個問題。他們都是中國當代文壇非常重要的作家，包括鐵凝、林白、遲子建、賈平凹、阿來、韓少功、蘇童等等，具體內容即將在3月份的《當代作家評論》刊出。

張莉透露，能明顯感覺到作家的回答與他們的作品之間有某種內在的、隱秘的相通之處，他們的語言和思想會有非常高的識別度，每一個人都給出了非常棒的回答，這些作家之所以優秀，就在于他們對性別的理解、對性別觀的理解進行過深入的、反復的、不斷的錘煉，在寫作中不斷錘煉。

變化是個人的，同時也是時代的。賀桂梅提到，1970年美國作家凱特·米利特寫了一部博士論文《性政治》，80年代一位中國男性譯者翻譯了這部作品，卻在序言里面不自覺地感慨：西方人太有意思了，在性和性別這樣的無聊問題上，竟然花費了這么多的筆墨。這是八九十年代人們的普遍態度。可是今天我們都能夠談，并且坦誠地談這些話題，這是時代的進步。

“作家們的回答跟他們的創作多少是有距離的，我不把這個看成是真和假的問題，我認為只要他用語言來表達，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興趣他用什么語言、什么方式來表達他對性別觀的態度和理解。”賀桂梅鼓勵這個調查持續和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后續的研究能夠跟進，對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起到真正的促動作用。 

（攝影：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