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單士元（右二）和大家一起整理清代檔案。

正在認真修復書畫的單嘉玖。（均受訪者供圖）

單嘉玖在向年輕人傳授技藝，聽者也十分用心。

1978年冬，21歲的單嘉玖走進故宮，從頭學起，成為一名書畫修復師，這一干就是40年。如今，她已是我國頂級書畫修復師，當之無愧的“大國工匠”。在書畫修復生涯中，數百幅傳世書畫經由她的手重現生機，延續壽命。

她的父親單士元（1907-1998）與故宮的緣分，更是具有傳奇色彩，有人將之概括為：“溥儀出宮，單士元進宮”——1924年，清遜帝溥儀出宮，民國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17歲的單士元應聘為“善委會”查點物品的書記員，他的一生從此與這座宮殿緊密相連。從最初的檔案整理，到新中國成立后主持故宮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還在為故宮恪盡職守，被尊稱為“看護國寶的國寶”。

單士元先生在故宮工作了74載。如今，單嘉玖也已經退休，但是她仍謹記父親對她的教誨，兢兢業業為故宮修復書畫、培養書畫修復人才。父女兩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時光在守護著國寶，續寫著故宮的歷史。

【人物檔案】

單嘉玖，1957年生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古代書畫修復專家，曾修復大量古書畫，完成斷裂、糟朽、霉爛、粘損、缺失等不同損壞的修補復原，以及手卷、立軸、橫披、冊頁、匾額、對聯、畫屏、貼落、扇面、槅扇畫等不同裝裱格式文物書畫的裝裱和修復。指導培養故宮及其他博物館書畫修復人員十余名。

薪火相傳

兩代人的故宮緣

走進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書畫修復室，外界的聲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將不遠處的故宮開放區里日均6萬游客帶來的喧囂都屏蔽掉了。

在這里，時間停留在每一個不急不躁的細節上，停留在與文物同頻共振的呼吸中。修復師們手上有最精準的老手藝，看似輕盈的動作，卻是經過千萬次練習后達到的精準與穩健。

單嘉玖留著溫婉的齊耳短發，身著白色工作大褂，工作中的她專注而內斂，同時透著一種“手藝人”特有的細心、耐心與嚴謹。墻壁上，是她剛剛耗時四個多月修復完成的清代宮廷畫家周本的山水畫貼落。在她身旁，幾個年輕的修復師正一絲不茍地修復著養心殿的槅扇芯。他們都是她手把手帶出來的徒弟，單嘉玖時不時俯身查看，給以指導和建議。

盡管已退休兩年，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樣，一件接著一件地修復，因為太多的書畫在等待她的搶救與修復。

在故宮從事書畫修復長達40年，至今她耳畔猶會回響起父親當年的諄諄教誨：“故宮的文物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結晶，這些文物永遠會被人們珍視、傳承下去。你做的這份工作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傳下去，你要跟師傅好好學，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經驗的事。”

父親語氣中透出的對故宮的熱愛，至今深深印刻在單嘉玖的腦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飽含著父親的深情厚愛。從17歲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到經歷故宮博物院從成立到成長的所有風雨跌宕，父親在故宮度過了74個春秋，可以說無論精神上還是感情上，父親都與故宮博物院融為一體了。”她說。

在故宮里，單士元先生感受過祖國的風雨滄桑，又見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振興與走向富強。

單嘉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我這一生看過五種旗幟在故宮飄揚：大清的龍旗，孫中山辛亥革命五色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藥旗，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我只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

單嘉玖一直生活在父親身邊，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她說，每天父親比她更早到故宮。“我父親一輩子早已養成一種習慣，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宮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歲時還天天來故宮轉轉。”

單士元先生曾說，故宮作為原明清皇宮，一磚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歷史遺物，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認識與研究。“父親走遍了故宮每個角落，每當發現維修中的垃圾，一定好好檢視，只要發現有價值的構件，包括殘磚碎瓦，頹梁斷木，都會加以保留。即使拆下來的破頂棚也會認真檢查，如果發現夾層中有乾隆高麗紙等一類的宮廷舊紙，會讓圖書館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備修書之用。”

單嘉玖始終銘記的，是父親在得知她要從事書畫修復工作后，對她鄭重囑咐：“搞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觸犯這個底線，就會產生私心。這是咱們家的家規，你一定要做到。”

父親的教誨單嘉玖始終不敢忘。甘守清貧的她沒有染指過文玩市場，40年來，始終如一地靜心修復著每一件國寶文物。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報酬請她去幫忙，被她謝絕：“是故宮培養了我，我只給故宮干活，給故宮培養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參與。”

“搞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正是作為文物專家的單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則。他從不收藏文物、從不以商業目的為別人鑒定文物，他生活樸素節儉，曾笑言自己是“三窮老人”，即窮學生、窮職員、窮教授。他說：“故宮處處是歷史，件件是文物。對于鑒定文物，我并不反對其重要作用，但單純以貨幣價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了。”

“每當有人問我，父親對我的影響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親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師輩們對他的影響。故宮博物院是在軍閥政權的不斷更迭中艱難誕生和成長的，我常聽父親憶起陳垣、莊蘊寬等師長，他說，當時這些先生在故宮工作一無工資二無津貼，他們沒有私利和私心，體現了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覺悟與正直人生。”

單嘉玖說：“父親對師輩始終有一種深深的崇敬，這幾乎成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傳承著這種精神，這種精神也影響著我。”

父親始終堅持

“修舊如舊”原則

“父親一輩子最看不夠的是故宮宏偉的建筑。”單嘉玖說，父親曾經談到他開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上世紀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學讀研時，聽陳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課上講道：“中國建筑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可惜的是，外國人寫的世界建筑史中，從來不提中國建筑藝術，因為他們不懂，也因為我國缺乏專業人員從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這番話對他觸動很大，在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領域刻苦鉆研。

新中國成立后，單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到所熱愛的事業之中。故宮宮殿自鴉片戰爭以后就日漸衰落，當時，故宮博物院缺少專門的古建筑研究保護人員，沒有專業的古建筑維修隊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找到建筑學家梁思成，請他推薦一位能夠管理故宮古建筑的專家。梁思成說：“用不著我推薦，故宮現在就有一位——單士元。”于是，經鄭振鐸局長推薦，故宮博物院吳仲超院長委任單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維修保護管理。此后，他將自己的余生全部貢獻給了故宮古建筑保護事業。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壞，面對如此龐大的建筑群體，從什么角度入手、確立一個什么樣的保護方針尤其重要。”單嘉玖說，在主持故宮古建筑保護工作期間，父親始終堅持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堅持使用原材料、原工藝的做法，防止建設性破壞，反對大拆大改，反對“煥然一新”。他強調古建筑的維修不同于簡單的修房子，要在忠實歷史，保護歷史的前提下進行，不能把故宮修成“新宮”。

為此，單士元先生確立了“著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十六字方針，并且始終堅持“修舊如舊”的原則。所謂修舊如舊，是指不改變原建筑的法式與結構，這一遠見卓識的指導方針，至今仍然是維護故宮古建筑的基本原則。

1958年下半年，一項繁重而緊迫的大修故宮古建筑的任務布置下來，要求趕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嶄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全面領導規劃這次大修的是單士元先生。

頭一項大修任務是對太和殿及其四廡崇樓等脫落殘損彩畫重新彩繪，但是，一個突出問題是太和殿與太和門外檐彩畫是民國初年準備稱帝的袁世凱所為，不但與清代原有彩畫極不相稱，更不能作為這次重繪的依據。在查看文獻資料后，他決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畫重繪，做到內外檐彩畫一致，恢復康熙時期原狀。他找來了原故宮內的老工人，還特別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龍齋畫店掌門畫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樓文翰齋畫店老師傅張連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復下，不僅在太和殿、太和門除去了袁世凱稱帝時殘存的粗糙無章的外檐彩畫，而且重新恢復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璽彩畫，高質量完成了大修任務。

單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養和挖掘。解放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稱為“故宮十老”的10位已超過退休年齡的杰出工匠，擔任工作指導，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經文化部批準，將工匠隊伍由臨時工改為正式合同工，改變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時工匠散去的舊制。作為帶頭人，他還大膽帶領青年專業人員開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養、午門修繕、角樓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專業人才。

虔敬之心修書畫口傳心授教技藝

明代周嘉胄在《裝潢志》中把書畫修復形容為“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

對于古書畫來說，好的修復師如同良醫，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長上百年。單嘉玖在故宮的40年中，數百件古書畫文物經她的手得以延續生命。

新中國成立后，故宮的第一套書畫修復班底在1954年組建起來，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書畫裝裱大師，集中修復一大批故宮院藏的翰墨精品，單嘉玖的師傅、曾修復《五牛圖》的孫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員。

“1978年冬，我結束了農村插隊，那時故宮正在大量招年輕人，文物修復復制工廠要招兩名古書畫修復人員，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走進了故宮。”那時，單嘉玖對書畫裝裱修復一竅不通。第一天上班，師傅孫承枝把一沓紙往桌上一擱，上面放把馬蹄刀，讓單嘉玖把紙上的草棍、煤渣刮掉，還得保持紙張的完整和光潔，這一刮就是3個月。

“我從小受父親影響，對長輩、文物都有一種敬畏感。那時候每天練基本功，也會感到悶悶的，但是師傅叫干就干，怎么做針錐、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單嘉玖回憶說，第二年進入一些品式上的學習，學做立軸、手卷、冊頁等等；第三年，才開始在師傅帶領下進行簡單的文物修復。

“現在回想，磨刀刮紙不只是練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靜下心，不能毛毛草草。那一段確實讓我難忘，后來總覺得這種磨煉太有用了。”

古書畫通常分四層，一層畫心、一層托心紙、兩層背紙。修復過程中最難的是“揭”的環節，特別是托心紙，既要揭得干干凈凈，又不能使畫心受損。因此，這是一個心血滴灌的過程，收起自己的個性，完全跟著古畫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單嘉玖說，盡管現在有了儀器檢測，甚至能精微到紙的纖維，但是修復的核心還是靠人的經驗，清洗、揭背、托心、隱補、全色的過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時最長的需要一年，最短也要三個月。

“我們之所以被稱為‘畫醫’，是因為真的很像醫生和病人的關系。人病了，吃什么藥、打什么針，取決于病體和病情。書畫病了，怎么搶救、如何修復，則取決于作品的受損狀態，而不是文物等級的高低。傳世名作，由于歷朝歷代都是重點呵護對象，受到損壞的幾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級較低，特別是流傳于民間的藏品，由于受損原因多樣，修復更難。”

單嘉玖完成過許多高難度的修復，其中，讓她最為難忘的一次修復，是明代的《屠隆草書詩軸》。這幅詩軸縱208厘米，橫96厘米，修復前十分殘破，畫心上縱向撕裂52厘米，畫心與小托心之間出現空鼓，原殘畫心不同程度翹起。單嘉玖說，這件文物是中國古代“小托心”修復法的代表作，“小托心”與畫心性質相同，不可再揭動，但是由于當初的補償做法失效，必須重新整合。修復這幅作品時，需帶糊大面積、多部位同時暗復，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損傷，因此整個過程如履薄冰。她埋頭修復了整整十個月，最終，成功修復完成。

“只要東西還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樣，也得一點點給拼好，有時都成了一團了也得給解開，這就是修復人的職責。”每修復一件具有挑戰性的書畫作品后，她會將過程與心得撰寫成文，如今已發表近20篇論文。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書畫的裝裱修復技藝已有1700多年歷史，基本上靠師徒的代代傳承。如今，單嘉玖也將自己40年來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她目前帶了5個徒弟，每一個都是從手把手開始教起。“如果說修復質量的優劣與技術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靠的則是背后的知識和經驗。師輩們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高超的技術、深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還有那種視文物為生命的品質，也是我們繼承于前、又責無旁貸傳續于后的特殊使命。”

由于常年彎腰俯身，故宮里上年紀的書畫修復師，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頸椎問題，甚至胃病。然而，這里的不少“畫醫”卻都工作了幾十年，退休了又返聘回來，繼續修復書畫。

采訪臨近結束，記者問，在書畫修復領域，工匠精神有怎樣的內涵？單嘉玖沉思片刻，認真地說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熱愛這份工作，對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這種品質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對文物沒有起碼的尊重，就做不好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現在外界的誘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這個職業的基本素養。”

干了40年的單嘉玖，如今對待每一次修復依舊是小心翼翼，職業性的敬畏與謙恭，早已成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故宮里這些古書畫一代代傳下來不容易，不能在我們手里給斷掉，我們得繼續傳承下去，讓子孫萬代都能看到。”對單嘉玖來說，今后的歲月里，她將繼續一件接著一件地修復，同時，還要把40年來積累的全部經驗教給年輕人，讓老祖宗留下的傳統書畫裝裱修復技藝完好地傳下去，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記者手記

以赤誠之心守護祖國瑰寶

溫暖而謙遜，執著而淡泊，這是單嘉玖留給記者的最深印象。她反復談到了磨性子，靜下心來，心懷敬畏。

采訪結束，單嘉玖答應了記者寫下一句寄語的請求。在思考了兩天后，她發來了八個字：“工匠之事，莫不虔敬”。娟秀的字跡，一筆一畫寫得恭恭敬敬，從中能夠感受到她心底里的“虔敬”之心。

單嘉玖身上不僅傳承了書畫修復技藝的專業精神，更繼承了父親的風骨與風范——堅持原則，淡泊名利，以赤誠之心守護祖國文物瑰寶。

采訪中，單嘉玖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進故宮時父親對她說的話。當時她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去故宮拔草，父親得知后，對幼小而懵懂的她說：“過去皇宮里每年都除草，那時候是太監干的活。故宮現在是博物館，你能給故宮做點事，好！”

“給故宮做點事”，如今回望，這句話飽含深意，也仿佛為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也正是這種耳濡目染，讓單嘉玖與父親一樣，一生鐘情于故宮、堅守和傳承故宮精神。她說：“父親一輩子最看不夠的是故宮宏偉的建筑，而我成天觸摸的是故宮的手卷、立軸、冊頁、貼落、扇面……”

如果生命是一爐旺火，單嘉玖也如同父親那樣將生命之火都投入了故宮的文脈傳承之中。而他們的經歷、信念，也是一代又一代故宮守護者的縮影——將自己的青春韶華、熱血與汗水都融入到故宮這一座文化寶庫。

時光流轉，相信無論多少年以后，當人們觀賞紫禁城里保存完好的宮殿建筑、精心修復的傳世文物時，都會感受到，這里不僅有文物傳達的歷史信息，還有著故宮守護者們的生命體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