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廣受贊譽的《祭侄季明文稿》在日本展出，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書法展的范圍。

其實就專業領域而言，日本在中國文物的研究和保護方面一直卓有成效。最近，有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專家表示，“他們（日本人）很細致扎實，每件作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徹。他們的裝裱、保護技術都不比我們差。”

通過網絡查閱日本方面的報道也能發現，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這次展出，把顏真卿的地位抬到了新的高度：此次展覽被冠之以《書圣之后——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特展還有一個副標題“超越王羲之的名筆”。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不同歷史階段，人們對于顏真卿書法藝術的評價，褒貶不一，特別是在顏真卿生活的唐代，他并未受到后世如此之高的評價，只是在北宋，因為特殊的社會思潮，顏真卿的藝術才逐漸被人們所推崇。

通過顏真卿的“封神”之路，也能看到古代社會思潮的流變。

顏真卿與王羲之一脈相承

元代著名書法家鮮于樞在《書跋》中稱：“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二行書。”自此，王羲之的《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顏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又稱《祭侄文稿》）為“天下第二行書”的評斷幾成公論。

日本此次展覽冠之以《書圣之后——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為了制造文化熱點，曾在中國留學的策展人富田淳為這個特展增加了一個副標題“超越王羲之的名筆”。這次展覽不但搜羅了多幅顏真卿真跡，還有多幅唐代及其之前珍稀名帖展出。查閱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可知，此次展出，王羲之名下的名帖有4件，而據信是顏真卿真跡的作品，共有27件，除兩件（包括此件《祭侄季明文稿》）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件來自于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其他24件，均來自于日本各公立或私人收藏。

本次展出，還有據信是智永親筆的《真草千字文》兩帖，據信是虞世南親筆的《孔子廟堂碑》3帖，據信是歐陽詢親筆的作品3幅，據信是褚遂良親筆的作品5幅。

另外，孫過庭、張旭、懷素、柳公權、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董其昌、傅山等人的書法作品，也都齊齊出現。可以說，此次書法作品展，稱得上是一部小型的中國書法史。

這也能看出日本方面的思路：把目光聚焦唐代書壇，探究顏真卿“取代”王羲之的時代背景，研討顏真卿書法的巨大成就，分析唐代書法及顏體書法對后世的影響。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只是日本的一個學術探討，事實上，顏真卿一向所學，仍是王羲之。所不同的是，王羲之擅用側鋒，而顏真卿則慣用中鋒。

很多人并不知道，顏真卿與王羲之之間，有著明確的師承淵源：顏真卿以王羲之為中心，建立了一條脈絡可循的草書傳承譜系。

這條傳承譜系最早始自漢代，代表人物是杜度、崔瑗，然后傳到張芝這里。接著，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使中國書法之美成為典雅文化的王羲之和王獻之。“羲獻”兩位大師之后，便是王氏家族的若干傳人。

如今可以將這條傳承譜系作簡略的梳理：王羲之把書法精髓傳給了自己的后代包括王獻之，此后，書寫的秘密開始從家族內部向外部世界傳遞，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他把這個秘密首次傳給了家族外部的年輕書家虞世南，虞世南又把秘法傳給了自己的外甥和書法家陸彥遠，陸彥遠則把秘密傾囊傳給自己的外甥張旭。

顏真卿不是張旭的外甥，也不是其他親族。但張旭的好友賀知章與顏真卿的父親顏惟貞、舅舅殷踐猷均屬好友，因此，張旭得以把自己的絕學傳遞給顏真卿。顏真卿直接與自己的師承相勾連，“虞（虞世南）陸（陸彥遠）相承，口訣手授”，到乃師張旭，則是“恣性顛逸，超絕古今”。

從張旭、顏真卿開始，書寫的秘密，跨越了“親”的血緣內層，開始向“友”的血緣外層，進行社會傳遞。從如上的梳理，不難看出，顏真卿與王羲之，其實是血脈相連。后世通常把顏真卿目為“楷書四大家”之一，但顏真卿自己，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稱之為草書傳人。

當時，人們對于王羲之的書法評價極高。梁武帝這樣評價：“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而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崇尚，更是完全排他性的。據說，唐太宗在遺詔中提到，他死后要將《蘭亭序》放在腦袋底下，他要永遠擁有這件寶物。

在顏真卿自己看來，他的書法是王羲之書法傳統的延續，學習與致敬是永遠的追求，并不存在“主動的超越”。

顏真卿在唐代聲名不顯

日本東京此次展出，冠之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筆”，也絕不是故作姿態，制造噱頭。在后世，顏真卿的確得到了極高的評價。今人大多知道楷書大師唐代占有三家：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唐代，書法家并不完全認同這個榜單。

有唐一代，歐陽詢都名聲彰顯。

唐代政治家、書評家李嗣真在《書后品》中，為上至李斯，下至初唐的書法家做了一個排行榜，榜單分十個等級，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被評為第四等（上下品），而智永，僅被排為第六等（中中品）。需要指出的是，李嗣真去世的時候，顏真卿還未出生，因此，《書后品》不可能對顏真卿做出分類。

唐初是歐陽詢的天下，而中晚唐以后，又是柳公權的天下。

柳公權整整比顏真卿小了69歲，《舊唐書·柳公權傳》記載，“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意思是說，公卿大臣家倘有長者逝去，如果不請柳公權來寫碑銘，就會被人視為“不孝”。而外國人來大唐做生意，會事先留出一筆錢，專門用來購買柳公權的書法作品。而顏真卿的書法成就，終唐一代，鮮有提及。

《舊唐書》在談到顏真卿時，吝嗇地給了三個字：尤工書。

到了《新唐書》，則說顏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需要注意的是，《新唐書》的作者是歐陽修，而歐陽修是負責把顏真卿“捧上神壇”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他在《新唐書》中對顏真卿的評價，似乎難以客觀公允。

即便是到了宋代，仍然有人對顏真卿評價不高。晚于歐陽修的宋人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記載：“江南李后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并腳田舍漢耳。”將顏真卿的楷書比作種莊稼的老漢，可知評價一般。

而明代的狀元楊慎（號升庵）在《墨池瑣錄》一書中，也慨然寫道：“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

楊慎還透露了米芾對顏真卿書法的評價：“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丑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品。”而楊慎自己也認同米芾的這一評價，說“米之言雖近風，不為無理。”

爭論王羲之行書第一還是顏真卿行書第一，并無意義，時代不同、觀賞者不同、對書法之美的理解不同，則對兩人的評價，也會截然不同。但顏真卿后來的評價為何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用現在的理論來分析，這涉及一個名詞：文化政治。

解釋“文化政治”是個很復雜的事情，但舉個例子來說明，就很簡單。南宋理學家朱熹少年時學書，曾以曹操的書法為楷模，在《題曹操帖》中，他這樣寫道：“余少時喜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余嘿然無以應。”意思是說，朱熹一開始學曹操的字，他的同學劉共父學顏真卿的字，朱熹認為學顏真卿的字不夠古雅，但劉共父卻說：我之所學是唐代的忠臣，你之所學是漢代的篡賊。

朱熹聽了這番話，也只能用一句“流行語”回答：我竟無言以對（“嘿然無以應”）。

顏真卿書法在北宋成為顯學

探討顏真卿的“封神”之路，離不開唐代中期開始的“古文運動”。韓愈繼李華、梁肅之后，再度推動“古文運動”，首先對王羲之提出非難，他在《石鼓歌》中，首次打破數百年來朝野上下對王羲之的崇拜，代之以猛烈的批評：“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王羲之俗氣的書法炫耀媚人的姿態，書寫幾張紙尚且可以換到一群白鵝）。”

但誰來取代王羲之？韓愈只破不立，并沒有提出明確的人選。到了北宋，歐陽修的“朋友圈”開始推崇顏真卿。

北宋初，書壇上形成一股追隨名人的風氣。當時，韓琦與范仲淹一起推行“慶歷新政”，雖然不久即告失敗，但在政壇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黃庭堅說“韓琦好顏書，士子皆學顏”。

顏真卿的書法，一時成為顯學。

而韓琦的政治伙伴范仲淹深知韓琦心意，創造性地把柳公權與顏真卿捆綁在一起，提出了一個書學新名詞“顏精骨柳”。到了南宋，陸游進一步把這個名詞規范成“顏筋柳骨”，從此成為評價楷書優劣的標準，向來在書壇聲名不彰的顏真卿一下子與唐代大師柳公權齊名。

歐陽修的門生、文壇領袖蘇軾說：“詩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韓退之（愈），書至于顏魯公（真卿），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經過幾代政治家以及文人的推崇，顏真卿到蘇軾這里被封了神，變成了與杜甫、韓愈、吳道子齊名的“唐代四杰”，代表了唐代在書藝方面的最高成就，顏真卿的影響力也把歐陽詢、柳公權完全甩在了后面。

顏真卿走上神壇，并不是偶然的，這還是與前面提到的“文化政治”有關。在古代，宗室、外戚、貴族、軍閥、世家，一直是皇權力量的主要競爭者，到了宋代，儒家知識分子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開始與皇權展開競爭，他們不但要求皇權置于儒家道統即“天理”之下，同時要求皇帝與皇族都要接受儒家知識體系與道德體系的約束，成為與普通知識分子一樣的“學者”。

在審美上，儒家知識分子們也理所當然地向皇家提出挑戰，對從南朝到唐代直至宋初，皇家奉為金科玉律的“二王”典雅書風，予以污名化，重新制造自己的審美標準。而顏真卿書法的莊重厚樸，與宋初儒家知識分子“尚古”的價值觀相匹配，因此，顏真卿的書法風格恰好入了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們的法眼，在書壇新的造神運動中，顏真卿得以橫空出世。

當然，這只是顏真卿走上神壇的其中一個原因。還有另一重深刻的背景。顏真卿是唐中期古文運動倡導集團的中堅力量。他的好友圈包括蕭穎士、李華等一時名士。蕭、李二人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反對浮夸學風、駢儷文風。他們影響了韓愈的叔叔韓云卿和兄長韓會。李華是唐古文運動承前啟后的一位重要人物梁肅的老師，正是他的學生梁肅，擢拔了韓愈、李觀、李翱等多位古文運動干將。

而顏真卿自己，也積極踐行“倡古”，比如，現存顏真卿的11篇表，除了一篇用駢體外，其余全部使用散體（古文運動提倡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反對六朝以來的駢文）。顏真卿寫的33篇碑志，也僅有一篇屬于駢體，余皆為散體，改變了六朝以來碑志皆用駢體的舊習。

此外，顏真卿的家世，也可上承儒家先賢，孔子有多名顏姓弟子，據說其中之一就是顏真卿的遠祖。他的五世祖是北齊著名學者顏之推，著有盛行于世的《顏氏家訓》，對于北宋儒家學者構建地方性政治和文化權力，深有啟發。因此，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們選擇顏真卿，遠比選擇歐陽詢、柳公權更有“政治意義”。

當然，顏真卿獨特的人生經歷，也是北宋儒家爭相標榜的原因。經歷了五代之亂，人們已經習慣了國家更替，而不再以“忠義”為尚，五代時期的“奇人”馮道，先后歷經五朝之相，成為美談。

宋代皇帝崇文抑武，而“文”對于政權的維護，表面上顯得非常羸弱，難以奏效，因此，宋初的儒家知識分子們為了維持這樣的局面，不得不發揮“文化政治”的作用，他們與皇權既對抗又合作，希望依靠對國家和君主強有力的意志凝聚，來實現武力所不能達到的境界。

因此，歐陽修評價顏真卿書法時，使用了“性格論”的方法，即好人品才有好書品，“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

顏真卿一門忠烈，又以身殉國，其方直書風，便成為忠烈之性的外在表征。

那么，在這種背景下，對于顏真卿的書法，比如《祭侄季明文稿》，還能從藝術的角度來評價嗎？

答案是肯定的。元代的張晏在此帖上的題跋說：“以為告（告身）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起草……而起草又出于無心，是其心手兩忘。真妙見于此也。”大意是說，顏真卿的楷書（“告”指其楷書經典之作《自書告身帖》）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草書（《祭侄文稿》是其典范），原因大概是因為草書“心手兩忘”。

此為至論。

顏真卿憑借著自己在藝術以及性格上的獨特性，在他死后數百年，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既有藝術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誠如美國學者倪雅梅在《中正之筆：顏真卿書法與宋代文人政治》一書的結尾說：“顏真卿殉難時所表現出的那種無可挑剔的正直，使得關于他的一切都變得無比高尚，因此，宋代文人之所以仿效他的書法風格，正是為了從這位英雄般的藝術家那里，借取‘文’與‘忠’的劍和盾牌，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