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

法義兄弟姊妹造像記

解伯達造像記

秋進和造像記

王永安造像記

陜西作家、書法家王維亞每出新著，余即秉燭拜讀，尤其關于碑刻文化方面的。之前有《鐫刻石頭》《悟對西安碑林》《從石門到九成宮》，讀之欣喜、激動，有大啟悟。今讀其新著《五墨共舞——北朝造像題記書法藝術隨想》，欣喜激動啟悟之上，又增一層驚奇與慨嘆。維亞對民間書寫的把握和提純，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書之啓首，蕩得很開，又收得很緊，正合了一種書寫法則，叫開合有度。先述時代背景，說北魏的緣起拓跋人和鮮卑山。怎么說呢？維亞當然深諳樞機，懂得歷史是由事件構成的、歷史的拐點是由標志性事件構成的道理。于是說西晉內亂與并州刺史劉琨借兵北境，拓跋氏北魏的強勢崛起和北來，王室和王公貴族之南遷或西流等等，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小事情來推進的。在一派舉重若輕、嫻熟輕靈的文筆營造出的歷史文化大背景下，輕松自然地推出了北碑的書寫。

北朝的書寫是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產物，顯然與南遷漢人所謂正統的書寫面目風格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昔日的對立在今天看來卻異常珍貴，它們構成了漢字書寫的豐富與寬博，為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個時代的貢獻。

北朝書寫的傳承方式主要是刻石，有摩崖、碑碣、墓志、造像記等。由于功用及性質等因素，使得造像記這種刻石形式的書寫暢達自由，最能表現人的心性，也最具藝術感染力。可以說北朝造像記之遺存，是燦若繁花的書法藝術園地中的一枝獨秀。維亞述說北朝刻石，舍其他而專事造像記，可謂慧眼獨具。

點面結合，面上概括提煉，點上深入挖掘。既有豐贍之面貌，又有深入骨髓之精神，是該書的一個特點。且看：“鮮卑人，草原民族，世世代代看一望無際，看遠去的草原天空的遙遠在漸漸交融，心胸瞬間廣大。大塊肉，大碗酒，對大山放歌，對牛羊抒情。然后縱馬馳騁。其性情是豪放的，行動是果敢的，連同他們迅捷的思維，一起便融入他們的筆墨，這里邊有刀光劍影，也有一往情深；而中原民族，相對固定地生活于高山、河流、大地與村莊之間，春種秋收，生活穩定，形成了溫和良善、不急不躁的性格和文化心理。所謂儒家之中庸之道，一旦進入筆法，便是含蓄中和、雅逸沖淡的藝術面目。”這樣高深抽象的書法精神，又如何落到漢字書寫的一個具體的點上呢？“一個豎彎鉤，鮮卑人和漢人的處理方式便大大不同。漢人入筆多藏鋒，然后調鋒，中鋒直下。彎處圓著走，到鉤處要稍扭挫，再控制出鋒。還未結束，還要把送出去的鋒再下意識地回一下。于是，字形筆畫溫文爾雅，不激不厲；而用慣馬刀的鮮卑人，一定要把筆鋒朝著一側橫切下去，形成方筆。不用調筆，直接拉下來，形成明顯的側鋒。彎時側鋒稍往下送一點，暗換成另一個側鋒寫橫。鉤時一駐，又側著趯出去。筆法如刀，凌厲剛猛，絕不瞻前顧后。即使寫一點，也若高空墜石，帶著棱角和澀拉拉的毛邊，迅猛而來。”說老實話，若論漢人和鮮卑人書法的風格區別，一般研究者可大致說出，但要把書法風格和精神落到用筆的細微末節處，以深入大地的沉著筆法去向天空張揚起來，一般人就勉為其難，甚至不得要領了。維亞有幾十年的臨帖體會，于反復揣摩中得此妙悟。這是其獨有的心得和獨有的貢獻。

再譬如述說南派書風和北朝書寫的不同時，維亞是這樣來敘說的：“又似一源二水。一條河流向了廣闊平原，波瀾不驚，和緩寧靜；而另一條河流選擇了山澗，輾轉騰挪，奔騰跳躍。風流蘊藉風規自遠與春云蔥籠萬千跌宕。兩種美的景象共同構成了漢字書寫歷史上一個絢爛的篇章。”文字之優美，說理之到位，清晰而動人。

維亞在極為縱深的書法大背景下，以習書幾十年的專業眼光，對龍門二十品的官家書寫和之外的民間書寫的美學特征，進行比照研究，細到用筆、結字，氣息韻致到總體風格，都給出了恰當的結論。官家造像題記的書寫莊嚴，端正，謹嚴內斂。民間造像題記的書寫自由，奔放，浪漫熱烈。指出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北派則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學字不妨寫寫碑，臨臨帖，兼而習之。碑健其骨，帖養其氣，筆底下新的感覺就可能出現。碑與帖原本不是對立的，內里是完全可以融合統一并出新的。維亞良苦用心，又似在用盡氣力，矯正著書法史輕視的一個巨大問題，即民間書寫。

關于此題的論述，有分析，有創新，有新結論，但表述方式絕非純學術性的，但又是學術性的，不是今日新八股式的學術表述，而是像中國古代文論中劉勰和鐘嶸式的表述，亦像現代美學大師宗白華式的表述。用山水風物、比喻、抒情來達意達理，讀之如觀起伏的遠山，如臨跳躍的溪水，不覺讓人怦然心動。

維亞特別列舉了弘一和林散之兩位大師，在碑與帖之間極盡功力融會貫通，終成自家風貌的成功范例，敘說習書過程碑帖結合的諸多奧妙。體會之深，認識之準，表達之清晰，非尋常人可為。

閱讀《五墨共舞》，感慨頗多，收益頗多。對書法專業人士、文化散文寫作的專業人士以及愛好者而言，此書即可開拓視野，又可汲取營養，還可借鑒實踐操作，實在是很有價值，可以學習，也可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