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電視劇《紅樓夢》劇照 資料圖片

開欄的話

何為經典？經典就是經過時間沉淀和大浪淘沙后依然歷久彌新的傳世之作。它書寫和記錄了時代的進步、社會的變遷，捕捉和反映了人們生活和情感的變化，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溫潤心靈、啟迪心智，至今為人們所稱道。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報開設《大家談經典》欄目，約請文學藝術領域的大家名家，暢談經典創作的故事和心路歷程，以期為當下文藝創作帶來經驗和啟示。

午后的陽光讓客廳的一角明亮而溫暖。王扶林身著格紋外套、一條深藍色牛仔褲，靠在沙發上，儒雅中透著幾分時尚。聊天中，王扶林的臉上時不時泛起淡淡的笑容，陽光般和煦。

執導電視連續劇《紅樓夢》《三國演義》的確是時間有些久遠的事情了。王扶林抬頭看著天花板，自言自語說：“《紅樓夢》已經播出近32年，《三國演義》播出25年。我是沾了曹雪芹和羅貫中的光。”

有人說導演只要有一部代表作，就可以受益終生。王扶林執導的新中國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在當時全民收看，萬人空巷。之后導演的87版《紅樓夢》和94版《三國演義》接連成為中國電視連續劇史上的扛鼎之作，牢牢占據了億萬觀眾記憶的內存空間，至今難有超越者。

紅樓一夢三十余載，再回首時芳華依舊。電視連續劇《紅樓夢》《三國演義》為何能經久不衰？王扶林回了四個字：“敬畏之心。”在他看來，“對待文學名著必須有敬畏之心，改編的首要原則就是要忠實原著，不能損害原著精神。”

心有所畏，行方有所循。正是抱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畏，王扶林“開辟鴻蒙”、披荊斬棘，筑造了中國電視連續劇的多座高峰。

1、每次改編名著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滿敬畏，腳下如履薄冰

好作品的秘訣是什么？

“劇本！”王扶林的回答斬釘截鐵，“沒有質量過硬的劇本，一切都是妄談。”

雖然已退休多年，王扶林現在念茲在茲的仍然是他摯愛的電視劇。“現在很多電視劇只靠表面上的花里胡哨博眼球，弄幾個明星來撐場面，這是站不住腳的。電視劇能不能吸引觀眾，還是要靠作品的質量。我們在動筆寫電視劇《紅樓夢》劇本之前，光研究原著就用了一年時間”。

20世紀70年代末，王扶林去倫敦考察，回來后便提出：“英國可以把莎士比亞的作品拍成電視劇，我們為什么不能讓中國古典作品見諸熒屏？”當時中國尚無改編名著的先例，他的提議只能暫且擱置。

機遇很快就降臨了。1982年，中央電視臺臺務會正式決定開拍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導演就由王扶林擔任。

接到任務后，王扶林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多年的夢想竟如愿以償，懼的是對名著改編尚心里沒底。王扶林只在青年的時候瀏覽過《紅樓夢》，并沒有通篇看下來。不懂原著，怎么能拍好電視劇？王扶林心里有些打鼓，便請教了紅學家吳世昌。吳世昌建議他先召開一個座談會，聽聽紅學家們的意見。

1982年的冬天格外冷，在中國音樂學院的一間屋子里，擠滿了紅學家，熱烈的討論聲蓋過了屋外寒風的呼嘯聲。

“大部分專家都覺得這個事情很好，但也有不少專家擔心能否改好。”王扶林心想，自己初出茅廬，能干起來就不簡單了。他一直很信服鐵人王進喜的處事哲學——“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誰來改”“怎么改”成為首要問題。“有人熟悉影視編導，但不懂《紅樓夢》；有人懂《紅樓夢》，但不熟悉影視編導。兩者兼而有之的人很少。”權衡再三，王扶林最后建議臺里找懂原著的人來改，“不熟悉影視編導，可以找人協助。但不懂《紅樓夢》，很難在短時間內學通”。

紅學會推薦了北京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周雷、曾寫過電影《譚嗣同》劇本的中央黨校研究員劉耕路以及淮北師范大學講師周嶺，三人組成編劇組。中央電視臺還接受王扶林的建議，成立了顧問委員會，邀請王昆侖、沈從文、啟功、吳世昌、吳祖光、周汝昌、曹禺等一批紅學家和劇作家加入。

人前表現得干勁十足、信心滿滿；晚上回到家，盯著房頂，整夜不能入睡。“《紅樓夢》的改編，事關祖國文化遺產的傳承，千萬不能搞砸了。”王扶林說。

王扶林向臺里請求解除他日常錄播節目的任務，用一年時間研讀原著，翻閱有關學術文章。遇到不會的問題，就向紅學家們請教。盡管如此，在紅學家們討論劇本的時候，他仍不敢插話，害怕自己理解太膚淺。“那時每天都像踩著地雷，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

1987年5月，《紅樓夢》的熱播猶如一聲驚雷，喚醒了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的春潮。兩年后，中央電視臺計劃將《三國演義》改編成電視劇，當時很多導演主動請纓，臺里決定還是讓王扶林擔任總導演。

改編的經歷總算有了，但拍《三國演義》如同要跨過另一座險峰，一切要從零開始。王扶林和五位分導演僅研究劇本就花了8個月時間，每周討論一次，每次討論兩集左右。導演和監制必須參加討論，其他主創人員有時間也要過來聽。“那時，會議室里滿滿都是人，很多人主動來聽。他們覺得聽專家講解，可以加深對小說的理解。”

一個小細節往往就會爭論很長時間。在“煮酒論英雄”一場戲中，曹操試探劉備是否有野心，他指著劉備，后又指著自己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改編者害怕觀眾聽不懂文言文，就想改成“惟使君與曹操爾”。為此，劇組專門開了一次會討論，最后決定不加“曹”字。“小說里的話，演員說起來很有氣勢。如果加了，就表現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了。”

6個編劇、5個分導演，84集電視連續劇、近4年拍攝周期……這樣的情況下，想讓改編的風格統一，難度可想而知。壓力有時也會成為攀登高峰的基石。王扶林與其他主創人員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既對情節走向有總體把握，又從劇本的細枝末節問題抓起，就這樣一步一步完成了這部鴻篇巨制，實現了劇情發展統一、畫面語言統一、人物性格統一、藝術風格統一。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在王扶林眼中，每次改編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滿敬畏，腳下如履薄冰。“對待名著改編，必須拿出搞學術研究的態度，突擊性完成古典名著改編是絕對不可以的，沒有深厚文化積淀的話，絕對不可以。”

2、“我從來不敢回頭看我拍的東西，總覺得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準確，準確，再準確！

王扶林猶如一名木匠，仔細雕琢自己的作品，細致入微。“改編名著的目的就是普及名著，讓觀眾從原著中提升文化涵養，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每個細節都要盡可能地符合原著精神”。

在小說《紅樓夢》第七回中，賈府老仆焦大喝醉酒，朝王熙鳳大罵，其中有一句是“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當時有人提出這句話有誤，按照正常邏輯，應為“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請教紅學家后，大家恍然大悟：“焦大喝醉了，說話肯定顛三倒四，曹雪芹這樣寫是有用意的。我們不能自作主張，隨隨便便就修改了。”

還有一次是搭建榮國府的景，府門前一個牌樓上寫著“榮寧街”。搭景完成后，劇組請紅學家們過來把關，看場景是否符合小說設定。紅學家們看了一眼就說：錯了錯了！榮國府是弟弟，寧國府是哥哥，應該是“寧榮街”。至今回憶起來，王扶林仍然唏噓不已：“如果沒有紅學家把關，不知后期將遇到多大麻煩。我們不能放過每一個細節。”

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是把一種藝術形式轉化為另一種藝術形式。兩種藝術形式不同，敘事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既忠實原著，又拍得好看，方能“美美與共”。

小說的第一回到第五回里，甄士隱從榮到枯，賈雨村從枯到榮，這個“小榮枯”是全書的一個縮影。如果要按全本內容來表現電視劇的話，這部分不可或缺。但電視劇畢竟不同于小說，不能播了很長時間，主角還沒有出現。于是，王扶林就在忠實原著的基礎上，把前五回壓縮至半集，讓觀眾能很快看到黛玉進府和寶黛相會。

“如果只照搬原著、以文學的方式塑造形象，電視語言得不到充分發揮，即使故事鋪陳得再好，也很難滿足觀眾需求。”王扶林始終堅持著這樣的原則。

沒有明星，全部起用新演員——87版《紅樓夢》的這個做法在當時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我并不反對使用名演員，因為明星的號召力不容忽視。但挑選演員，前提是符合原著的要求。林黛玉進府時只有十一二歲，找年齡稍大的演員來演，就不是那個意思了”。

王扶林舉了一個例子，在“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一場戲中，林黛玉在床上午睡，賈寶玉揭起繡線軟簾，爬到床上喚醒黛玉，二人面對面躺下。“如果讓二十七八歲的知名演員來演，兩人在床上拉拉扯扯，很難表現出兩人的純潔感”。

一切為了更好地呈現小說原貌。王扶林向臺里申請10萬元經費，舉辦了兩期創作人員培訓班。他和編劇、監制從全國選出60名學員進培訓班，大部分學員都名不見經傳，有的甚至從來沒有演過戲。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草木蕭疏、蒼涼寥落，卻因為《紅樓夢》創作人員培訓班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演員的學習生活安排得十分緊湊。早上是形體訓練，上午請專家講課，下午是表演練習，晚上學員穿上小姐、仆婦的服裝，練習琴棋書畫。“讓演員跟角色談一次戀愛，看到底合適不合適”，王扶林如此形容。

一群不會演戲的年青演員，卻成就了眾多經典熒屏角色。紅學會副會長胡文彬曾評價《紅樓夢》：“忠實地再現了曹雪芹筆下數百個形象鮮明的人物，把毀滅了的美重現在廣大觀眾眼前，這不會由于時間、地點及形式的不同而改變其價值。”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稱贊該劇：“乍展熒窗百態豐，鮮葩閬苑粲新紅。朱樓搬演多刪落，首尾全龍第一功。”

87版《紅樓夢》已重播千次，成為億萬觀眾心目中的經典，但每次提起來，王扶林都有數不清的遺憾。“我從來不敢回頭看我拍的東西，總覺得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比如鏡頭語言比較粗糙，有些演員契合度還不夠。”

賈寶玉第一次見林黛玉時說：“這個妹妹我好像在哪兒見過。”由于當時拍攝條件所限，王扶林沒有將“太虛幻境”“神瑛侍者”“絳珠仙草”等情節列入拍攝計劃。沒有這些場景的鋪墊，賈寶玉說的這句話就會有些突兀。“如果能夠及早發現，用‘閃回’處理一下就行。還是讀書太淺，對原著理解不到位。”王扶林把頭轉向一邊，表情凝重起來，似乎在跟自己生氣。

3、“搞文藝創作還是要純粹些，首先應保證質量”

臨近傍晚，涼風乍起，王扶林裹緊外套，繼續聊著電視劇創作。日常生活中，王扶林的話很少，但只要提起《紅樓夢》《三國演義》，就會讓他的話匣子打開。

“領導的支持很重要”，王扶林經常掛在嘴上，它不是一句客套話，更不是一句奉承話，而是他多年拍電視劇的深刻感悟。

《紅樓夢》主題曲誰來寫？當年，在這個問題上頗費思量之后，王扶林找到了王立平。不料，臺里有人寫信給臺長，指責王扶林竟然找一個寫流行歌曲的人作曲。《紅樓夢》總監制戴臨風把這封信拿給王扶林看，王扶林心涼了一半。戴臨風問王扶林的意見，王扶林仍堅持讓王立平作曲，戴臨風當場決定：“照你的意見辦！”后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一曲《枉凝眉》，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座高峰。

類似得到領導支持的事情不勝枚舉。《紅樓夢》拍攝期間，有人寫信給廣播電視部部長，夸大其詞稱劇組風氣不好。王扶林心想，拍不成了，領導肯定讓他們停工整改。沒想到有一天在樓梯里，王扶林碰到了時任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把擔憂告訴了他。阮若琳沒有任何猶豫，直接告訴王扶林安心拍戲，“有事我擔著！”

“一部戲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的智慧。”在采訪中，王扶林反復對記者說，“戲劇是一門綜合藝術，導演是組織者和領導者，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做一個電視劇導演最重要的素質就是能夠做到團結全劇組人員，尊重他們的創造精神，并把這一切吸收過來融會貫通在導演統一的構思中。”

“黛玉進府”這場戲，王扶林原來設計用七個分鏡頭來拍。當時，攝影師李耀宗提議說，可以用一個長鏡頭來拍，這樣更具連續性。“我們認為李耀宗的想法很好，就決定用一個鏡頭來拍，這也成為電視劇里一個很經典的鏡頭。”王立平后來撰文回憶說：“倘若沒有團結一致、相互幫扶的團隊意識，沒有不計名利、不計個人得失的職業操守和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樣一個目標，絕不可能共同完成偉大的業績。”

“市場經濟對文藝創作產生了一定的沖擊，有時讓大家變得很浮躁。”王扶林說，“搞文藝創作還是要純粹些，當然要考慮回報，不能只投錢不賺錢，國家也吃不消。但首先應保證質量，其次才是經濟效益，不能一味地追求賺錢。”

在王扶林家的客廳書架上，擺著一座嶄新的獎杯。今年年初，安徽衛視將“2018國劇盛典·改革開放四十年特別貢獻人物”的稱號授予王扶林。節目組在邀請函中寫道：“正是王扶林先生與一代電視工作者對藝術的共同熱愛、敬業踏實、不驕不躁、不懈付出，才托舉了一部部超越時代、廣為流傳的經典之作，為每一位電視從業者樹立了職業標桿，也讓國劇精神薪火相傳。”

夕陽西下，暮色四合，記者結束了采訪準備離去，王扶林起身相送，客廳里的燈光輝映著墻上幾張王扶林拍戲的照片，記錄著一個杰出導演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