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中以口頭形式創制的具有多重文化價值的古老文化遺產，是無文字時代民族民間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僅堪稱民族文化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據重要位置。在我國的民間口頭文學坐標系中，以《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等三大史詩為代表的數以百計的各民族大小史詩作為一種宏大的敘事文類，是中華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獨特文化樣式。尤其是我國的三大英雄史詩，不僅在中華民族文化大觀園中占據顯著而重要的位置，而且早已成為人類口頭文化遺產的重要代表作而享譽世界。

史詩不僅有其顯著的文類特征，而且擁有獨特的產生、發展、傳承、演述規律。在演述時間與空間上，口頭史詩在文本類型的多重性方面，在演述藝人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方面，在文本產生的社會空間和民俗語境的關聯性方面以及傳播方式的復雜性方面，均有自己的特殊經緯度。自古以來，我國很多少數民族都有大量史詩以口頭形式流傳于民間。我國南北方不同民族中流傳的史詩文類有一定差異，北方各民族以英雄史詩居多，南方各民族史詩具有顯著的神話特征，但無論如何，作為同一種專屬的獨特文類，它們都具有該文類應該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這種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已經得到國內外學界的普遍認同。當然，我國南北方史詩的多樣性特征以及對其多樣性特征的探索已經成為我國學界對世界史詩學的新貢獻，并逐漸得到世界史詩學界的認可和尊重。

我國學界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大規模搜集、編輯、整理、翻譯、出版和研究各民族的口頭史詩，與世界史詩學對話交流以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詩學理論建樹也是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才開始。但是，在多民族活態田野資料基礎上展開的田野工作實踐和學術研究方面的開拓，使我國的史詩學科異軍突起，長期的對話和交流不僅使我國史詩研究登上了西方話語體系霸屏的學術陣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掌握世界史詩學科的主導權。這都應該歸功于我國幾代民族史詩研究學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國豐富多樣的活態口頭史詩傳統的蘊藏以及各民族學者們高質量、多層次的史詩研究成果的產出。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目前對于口頭史詩本質的認識和闡釋解讀依然停留在為數不多的學者們所構建起的象牙塔之中，并沒有在民間得到廣泛普及和運用。所以，有些口頭史詩編輯整理翻譯人員至今因缺乏對于口頭史詩本質的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而導致在面對口頭史詩文本時無所適從。

目前，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作為一項燭照后世的高層次的國家文化工程，需要我們群策群力，盡心盡責，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去完成這項光榮使命。就目前史詩示范卷編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對編纂規范原則、編纂體例和選本標準、翻譯整理標準等問題開展深度的學術交流與探討，為保質保量地完成編纂任務打下良好的基礎，為今后的編纂工作發揮示范引領和學術指導作用。

口頭史詩顧名思義就是以口頭形式傳承的史詩。因此，口頭性便是這類史詩作品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對其口頭性本質進行全面充分的把握,才能使我們編輯整理翻譯時少走彎路和歧路，以科學的方法完成使命。關于史詩的口頭性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而對于口頭史詩區別于書面文本的最關鍵的就是其“在演述中的創作”。也就是說，一部純粹的口頭史詩在創作方式、傳承渠道、聽眾接受等方面與書面文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口頭史詩“在演述過程中創編”的本質特征是帕里和洛德在口頭史詩的程式、典型場景、故事范性這三個結構層面進行研究討論后確立的，這給口頭文學的認知帶來了顛覆性變革。在這里需要提醒大家，其實19世紀中葉，德裔俄羅斯探險家和語言學家拉德洛夫對于中亞吉爾吉斯及我國柯爾克孜族地區《瑪納斯》演述傳統的田野調查及報告是帕里和洛德理論的濫觴。在當前口頭詩學的討論中，口頭史詩文本的即興創作特征在限度之內的變化以及沒有任何可資參考的權威本或者標準精校本，口頭傳統對于史詩歌手“在演述之中的創編”即時產生的口頭文本的輻射力和約束力，通過書面文本的討論無法確立口頭詩學等等都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由于我們在篩選編輯過程中面對的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各種形式的口頭史詩文本的書面化形式，而編輯整理的目的是為了給習慣于書面閱讀的讀者，而非口頭史詩的聽眾，提供比較理想的史詩內容和盡可能完整的故事內涵，讓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史詩的魅力，體驗史詩在閱讀中的審美情趣。記錄在案的口頭史詩文本常有“重復”“冗余”“啰嗦”等特點，因此，口頭史詩的全面認知可以幫助我們對此作出比較明確而客觀的評價，也能幫助我們更加準確地區分、提煉史詩內容的核心主題和結構，從而最大程度保持口頭史詩的原始特征。這不僅是對此類古老文類形式和傳承者應有的尊重，同時也是對當下社會文化進程和當代讀者負責的態度。

口頭史詩文本除了固定故事框架之內的穩定性之外，還具有因演述環境、演述現場的語境以及史詩演述人自身的演述水平和身體狀況而使史詩文本產生的變異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同一部史詩具有不同的文本，在不同演述歌手的演述中帶上他個人的一些主觀色彩，或者是不屬于原本傳統的瑕疵甚至一些受當時歷史社會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糟粕，而這些正是我們需要剔除并進行適當整理的地方。我們在這里的討論主要是針對純口頭文本而言。對于從歌手口述中采錄的文本及手抄本、刻本等不同的史詩文本來源的正確區分與辨識，我們同樣應給予高度重視。對于不同的文本形態需要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

史詩文本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存在各種學術性和技術性問題。文學翻譯總體有兩種基本策略：一個是文化翻譯，一個是迂回的文學創新翻譯。前者重視原文的文化因素，以此來表明民族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和譯出語的特殊性，那么譯者就必須以音譯方式保留原文的獨特音韻、古詞、原型及其文化藝術特征，通過注釋等手段給譯文附加很多文化因素，盡可能多地傳達出原文的深刻內涵；而后者則更加注重譯文給讀者的閱讀快感，盡量用譯入語的音韻詞語消弭譯出語的獨特性，無疑這會在一定程度上丟失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基因。每一部史詩都是本民族文化的標桿，其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如何在翻譯時處理好上述關系也是我們在編纂口頭史詩時不容回避的關鍵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