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地域文化與寫作的關聯度，有著豐富閱讀經驗與寫作實踐的作家，會如數家珍般地說出：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劉亮程的庫車，顏歌的平樂鎮，王安憶的上海弄堂等等；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筆下耶路撒冷和基布茲兩重交相疊印的世界——胡狼嚎叫的地方，福克納郵票一般大的南部小鎮田納西州、奧利維婭·萊恩的烏斯河等等。一個作家、詩人都有或大或小的一塊精神領地，一紙有邊界的王國。這塊領地與王國承載著一定的地域文化，或許，它是他一直沒有走出去且為之吟唱不已的家鄉，或許，它是他用類似行走的方式開疆拓土般打造的精神帝國。前者會類似托爾斯泰晚年固守的一座莊園，后者，也有可能是奈保爾通過行走后形成的紙上的中東或印度。對作家、詩人而言，對這塊領地擁有的真正標志是作品的呈現——其形式可以是小說、詩歌、劇本，當然，也沒有人能剝奪其采用非虛構方式的權利。

發現一塊屬于自己的精神領地，是一個作家、詩人多大的福祉。這需要足夠的智力與眼力。21世紀初，我因為工作關系到了賀蘭山下，發現了西夏這座歷史富礦。對這座富礦的文學探掘，曾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寫過反映西夏的小說《敦煌》，也有寧夏本土作家、詩人寫過詩歌、小說，但沒有人以非虛構文體創作過。發現一個好的寫作題材，對一個作家、詩人來說意味著初戀般的激動、歡喜、新鮮。西夏，這個湮滅了800多年的神秘王朝留給后世更多的是空白，這對我如何書寫它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從有限的歷史資料、文獻中發現它在地域文化內的獨特歷史魅力，如何從有限的閱讀資源里提升獲取力和審美的構建力，如何解讀內蒙古草原、河套平原、青藏高原、川西大峽谷、河西走廊等托載西夏的地域文化，成了橫在我面前且需要跨越的門檻。

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的序中說，“歷史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一個作家都甭想去超過它。”這句話對我選擇以何種書寫方法體現西夏的地域文化點亮了一盞燈：我選擇非虛構。我放棄了之前一直堅守在騰格里沙漠南緣的詩歌創作，轉向面對一片巨大地域承載的歷史文化的非虛構寫作。這不是簡單的寫作方法取舍，而是要更精準地表達自己發現的題材，如何以現代思維方式及適合自己的寫作手法面對傳統歷史題材，如何以非虛構的方式給西夏的歷史表達提供一條可靠的渠道。這種選擇需要眼力，需要田野調查能力、現場觀察能力和情景感受力，敏感地捕捉穿越一個個地域文化場時的細節。這其實也是解決一個作家“寫什么”的選擇難題。

邂逅西夏且選擇以非虛構的方式來書寫這個歷史題材時，是選擇了慢書寫，要有一個巨大的胃來消化大量的文獻資料和采訪素材，是自己要打造一輛手推車丈量歷史的細節和有關的地域文化。人文書寫和田野調查就是這輛手推車的兩個輪子。西夏的具體疆域和其文化魅力的影響區域，對我就是巨大的難以抗拒的召喚，我放下了自己已經堅持10多年的詩歌創作，將寫作的方向盤毫不猶豫地撥向了西夏之路。20多年的堅守之后，我才發現，這不是偶然的選題動念和寫作沖動，是對一場文學召喚做出的明智呼應。20年的寫作堅守也印證了這是一次文學創作長旅的預謀和積累，自己是被詩歌借去一段時光的非虛構寫作者。

選擇對西夏王朝的書寫，就是選擇了在一張大紙上落下一滴墨，其印跡很快擴散，讓我的寫作視域不斷拓展，寫作邊界不斷擴散。20多年來，我的寫作視域還涉及了“大西北地理”“青藏高原”“黃河”和“伊斯蘭文明的中國之旅”等或塊狀或線條狀的地域文化。非虛構的寫作方式需要以腳力丈量大地，通過田野調查獲取寫作素材。以西夏為例，為了探尋建立西夏王朝主體民族黨項羌的族源，我多次前往甘肅、四川和青海三省交界處的黃河流域及青海湖北部地區，記者的職業讓我在田野調查中獲得了便利，收獲了大量珍貴的采訪資料；為了尋找西夏王朝滅亡后其皇室后裔的逃亡地帶，我前往四川和云南交界處的藏羌彝文化走廊、西藏的日喀則地區、西藏和尼泊爾交界地帶，僅為追尋西夏后裔的去向與落腳點，我的足跡遍布中國20個省區，記者、行者、學者、作者的身份集聚，在作品中得到了體現。

中國有史傳文學的傳統，外國也有巴爾扎克寫編年史、列夫·托爾斯泰寫民族史、羅曼·羅蘭寫心靈史，探尋西夏的過程中，我逐步產生了史的書寫概念。這或許就是奈保爾所說的“作家視角”的問題，這不是簡單地給自己的作品冠以“史”的頭銜，而是讓作品具備史的氣質和靈韻。這才有了關于西夏的非虛構作品《王朝湮滅》《西夏王朝》《王族的背影》《西夏史》《西夏陵》《消失的帝國》等書的問世。對西夏的穿越過程，我的足跡恰好也穿越在黃河流域，便有了《大河遠上》《中國新天府》這樣的書。賀蘭山對西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便完成了《賀蘭山，一部立著的史詩》。而穿行于和西夏有關的青海、寧夏、內蒙古等地時，其地域文化更是各有千秋，走過看過之后我寫下了《寧夏之書》《青海之書》《內蒙古之書》《文字背后的美麗》等人文地理之書。從帕米爾高原沿著絲綢之路到西安，從新疆塔城到黑龍江漠河的草原游牧地帶，我抱著“替熟悉的陌生朋友”說話，完成了“伊斯蘭文明的中國之旅”的《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間的信仰》《青藏的屋檐下》等書。這些非虛構作品，是自己的筆力體現出對不同地域文化中不同的歷史、文化、民俗、信仰、變化的多元書寫，是20多年的非虛構書寫初心不變的答卷，是講述自己的“中國故事”。

選擇非虛構，并不是簡單地解決“如何寫”的技術問題，也不是簡單讓歷史文化、地域文化和寫作巧妙地和解的問題，這是我在拜會寫作的上帝途中，與普通人打招呼的真實圖景，是我在地域文化的多元表達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聲道。

地域文化不是山水文化的簡單搬運或描摹，如何打造屬于自己的地域文化構建力、評判力，所選擇題材的駕馭力、理解力、解碼力及寫作中的表達力，最終達到重建文學與歷史、現實甚至未來關聯的寫作實踐，體現時代的寫作敘事能力，是這個時代的作家應該具備的素養。良好的眼力和勤奮的腳力，僅僅是獲取文學創作素材的前提，文獻資料通過案頭儲備掌握了，寫作素材也經過田野調查獲取了，該如何進入寫作程序？怎樣書寫地域文化中暗含的歷史？如何寫出在同代作家中具備辨識度、經得住時間考驗的作品？如何營造一個激活的狀態并用時代的精神敘事方法來完成自己的書寫？如何把感人的歷史細節植入合理想象的設計中？如何在枯燥的文獻資料中打撈出歷史人物的靈性？如何解決非虛構的核心問題——怎樣講述真實？如何準確地書寫選擇題材的時代精神與真相？如何“一下子就從各種毛糙的感受中一把拎出那最耀眼的細節？（雷達語）”

這些問題的解決，我依然在努力探索與認真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