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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演賈樟柯發起的呂梁文學季活動現場，1963年出生的作家蘇童回憶自己成長的地方：那么一個小橋流水，一個彎彎曲曲、陰暗潮濕的小巷子，巷子里兩人碰到了，一人必須要像壁虎貼在墻上，另一個人才能過去。

蘇童少年時期的記憶輾轉于兩條相反方向的水平線上：往南是蘇州城，往北是郊區（鄉村）。他就讀的中學位于中間靠著郊區的地方，教室窗外能看到農民的菜地。有時上著課，施肥的味道就順著窗戶飄進來——窗外有人在澆糞。蘇童寫過一篇文章叫《800米故鄉》，“城市在這一側，郊區在那一側，我在中間。一方面我算城市人，但是鄉村從來離我們不遠。”

那個年代，鄉村與城市也是不同的。當時蘇童就讀的學校里一半是城市的孩子，一半是郊區生產大隊的孩子。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總有那么幾個同學，突然從課堂消失了，沒發生任何事情，就是被父母喊回家種地，覺得讀書沒用。每學期都會走掉幾個人，蘇童路過菜市時，看到其中一個特別能干的同學站在婦女中間賣菜。

故鄉，是世界提供給我們的最初的輪廓，這個輪廓在蘇童的記憶中，已經伴隨著明顯的分野，還有傷痛。蘇北蘇南以長江為界，蘇童的家位于長江中間的一個島，某天蘇童家里來了幾位揚中親戚，父母用鄉音同他們交談，被鄰居們聽到了，彼時上海人瞧不起蘇北人，蘇州人同樣瞧不起蘇北人。蘇童記得，那個聲音在蘇州那條街非常刺耳，每個人都聽見，每個人都看一眼，他們家怎么用蘇北口音講話？被同齡人嘲笑的蘇童問父親原因，父親很尷尬：島上一半人講蘇南話，一半人講蘇北話。很不幸蘇童家的親戚是蘇北口音，這讓他很痛苦，此后特別害怕揚中的親戚來訪，那些口音又會暴露他家是蘇北人的秘密，“我甚至想買本地圖，告訴別人我的老家不是蘇北，只是長江中間的一個島。”

如今再也無需這樣的焦慮，即便在鄉村，人們也早已不在乎操著何種口音的來處，更關心的是帶來多少財富的歸途。隨著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發展，著有《江南三部曲》《望春風》的先鋒作家格非在鄉村文明的消逝中，窺見了某種潛在的、巨大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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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將鄉村納入資本主義文化秩序，這是西方城市化運動的開端，也是鄉村文明發生巨大變化的起點。格非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彼時某些西方作家對城市化推進毫不留情面：美國作家愛默生認為現代化大都市好比一個怪物，在人類社會出現是一種陰謀；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把倫敦描寫成由400萬顆頭顱和800萬只眼睛組成的黑色軟體動物；對奧地利作家來說，維也納是有無數面孔、胳膊、大腿、牙齒的漫無目的行進的大軍；1844年，恩格斯直接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寫道：在這種街頭的擁擠中，已經包含著某種丑惡的違反人性的東西。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代表著各個階級和各個等級的成千上萬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樣的屬性和能力、同樣渴求幸福的人嗎？難道他們不應當通過同樣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點上建立了一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 有位學者去日本時，被城市化模式嚇到了：地鐵里來來往往的人穿著統一西裝，面色凝重，不交流不說話，這不就是地獄嗎？彼此無溝通，匆匆奔向一個地方，那不就是死亡嗎？這位學者回到歐洲后參與了歐共體創建，希望歐洲古老傳統與文化能夠得以留存并延續。

自然，也有作家歡迎城市的到來，認為它代表著新生的希望與活力。1865年，英國詩人惠特曼的詩歌《橫過布魯克林渡口》就不吝惜對城市的贊美：鑄造場的煙筒呀，把你的火苗高高竄起吧！在日暮時把黑色的影子、把紅黃色火光投在屋頂上！現在或今后的相貌，是你身份的標志…… 繁榮吧，城市——寬廣浩蕩的河流，攜帶你們的貨物，攜帶你們的姿色，擴張吧，沒有什么比你們更加崇高，各守其位吧，沒有什么比你們更加恒久。

在厭惡抑或贊美中，格非看重的是兩種視野：一種視野我們展望城市，通過城市生活看向未來；另一種視野我們回溯過去，追問鄉村，了解過往。西方城市化過程恰好是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這樣的社會變革中，蘊含著復雜的價值觀的對立、文化的對立——自我與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與宗教，工業與勞動…… “其間一直伴隨著一撥撥永不停息的對城市文明的懷疑、反省、批判，這個過程在西方延續了四五百年，到今天也未結束。”

今日的中國亦如此，一方面我們留戀于鄉村的淳樸，一方面我們對城市提供的機遇抱有期待。格非敏銳地感知到，這樣一種既迎合又抗拒、既接受又懷疑的雙重視角所包含的矛盾運動，催生了現代思想和現代話語的產生，導致當下文化藝術發生巨大變革。正如德國詩人諾瓦利斯的那句名言：哲學就是懷著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精神家園。

格非的長篇小說《望春風》是一部關于故鄉和鄉村題材的收官之作。小說以鄉村里各種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村民為切入點，刻畫村莊由簡樸內斂逐漸衍變的復雜過程，并展現它可能的未來——“鄉土中國”面臨終結。當時弟弟帶格非回老家，格非發現老家沒了，全部都是瓦礫廢墟。細雨中他在家門口的廢墟上坐了兩個小時，“四周空無一人，我卻好像聽到鄰居在說話，我出現了一種恐懼。”

關注鄉村的作家對內部變化極為敏感。隨著人口大量遷移，作家阿來注意到，關心道德教育、維系人倫理法的鄉村士紳階層不復存在了。“現代化使得留在農村的人必定會減少，但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我們應該留下一些有文化、有體力、有智力的人經營鄉村。” 作家葉兆言在呂梁文學季的演講題目為《廢墟上的懷舊》，但他的主題最終導向了專業人士對鄉村傳統文化的觀照與保護——“我是外行，只能表明一個態度，真正懂行的團隊挺重要。”實際當下不少青年人在悄悄進行著對鄉村的反哺——遠離城市壓力與喧囂，回到鄉村，開書屋、開詩社，建立社區服務文化點…… 在已近凋敝的凈土重新啟動文化實踐。

03

相較于“諸如上海這樣的現代大都市如何出現在中國”的研究觀察，中國內部城市化發展道路并不被重視。在呂梁文學季專場活動的有限時間中，格非沒有忽略這個話題。過去中國城市化發展是相當緩慢的，鮮少發生城市與鄉村的直接對立，二者是相互平等的兩處生活居所，交通自由并且隨時往來。人們去城市無非是打官司、行貿易、讀書做官。在鄉村的倫理觀念中，無論去到多遠的地方，最后都要回歸——所謂衣錦還鄉、葉落歸根——“鄉村和城市價值尚沒有高下之分，如果有，也一定是鄉村高于城市。”

而今的時代，人人皆游子，故鄉已不知。這點上蘇童似乎比格非更為憂傷：今天的故鄉不是用來回歸的，而是用來懷念的。人們的遷徙法則發生了改變，離開的信念倒很明確，去哪里？可能并不清楚。鄉愁這個詞越來越虛弱，人們在感懷鄉愁時，已從談論生活變為談論書本、詩歌，變為清明時節用回老家祭奠的方式維系最后的血脈關系。

格非有位美國朋友，對美國城市化深惡痛絕。他本想在有著千年鄉村傳統的中國或許能找到他想要的，前幾年到南京后卻大失所望，在信里向格非表達他的苦悶：我非常痛苦，所有希望都破滅了，南京比美國的許多城市還要發達，我受到了沉重打擊。

如果要追溯中國鄉村與城市從合一到疏離的發展變化，自文學作品中可見端倪。格非認為，西方意義上的現代都市在中國的出現，反而刺激了中國人尋找鄉村。上世紀20年代，以魯迅為代表出現了鄉土文學運動，有意思的是，這些鄉土文學作家群體大都寄寓在都市，在對現代文明與宗法農村差異的觀察下，于文學上呈現出自覺而可貴的民族化追求。

如今鄉村在社會視野中漸漸隱去，植根于其中的倫理文明與社會秩序也消失不見了嗎？格非看來并沒有。“我在清華給學生上課，常問他們這樣的問題：魯迅到南京、北京、廈門，最后到上海，他在城市中的生活時間遠超過紹興，為什么所有小說都是鄉村而不寫城市？莫言也如此，很早出來當兵，對城市的了解遠超過鄉村，他寫過城市小說嗎？很罕見。不管中國如何變化，目前為止還是鄉村社會，倫理價值維系在幾千年的鄉村文明基礎之上。”

然而當下這個牢固的、持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正在逐漸瓦解。30年前格非同很多人一樣離開鄉村到城市念書、工作，城市對他們來說是陌生與神秘的他者，“你會不舒服，怎么過馬路？甚至第一次見到水龍頭還不會擰。” 如今對青年人來說，城市已經變成經驗主體，鄉村反而成為需要科普或找尋的東西——再次回到鄉村，可能已經是以旅游的形式了。格非意識到，這也造成中國文學正在面臨重大變化：寫城市的作品越來越多，年輕人要學會描述城市，因為城市是他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活經驗發生地。

格非用鄉村與城市文明相互交替的過程來看待當下中國社會遇到的問題。有人說中國人素質有待提高，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甚至小孩子隨地大小便…… 想一想，這些行為其實在鄉村很常見。中國迅速發展，承襲千年的鄉村文明與傳統價值正在消解，而城市化的新制度、新規范、新倫理還沒來得及完全建立。一些城市如日本有專門課程教授城市化生活制式，中國城鄉混雜，很多人離開鄉村沒幾天就到了另一個新環境，出現無法進入與理解的問題。

“對于我們做文學的人來說，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快速發展導致的這種感覺，非要描述的話，我愿意把它稱為一種失重感。”失重感的一方面是，格非不大會用手機購物，對各種手機App 摸不清，共享單車掃碼也讓他犯難。去銀行，怎么開通賬戶，怎么管理你的錢？坐著排隊等號的大都是老年人，年輕人在手機上按幾個鍵就能解決。“這個社會的變化也沒問你行不行，直接就來了，像升降梯，失重突然就眩暈了。”

失重感的另一方面，格非說，是我們的生活逐漸變輕，真正的失去重量。在中國傳統文明中，個人不是最重要的，一個人背后有著他的姓氏，他的家族，他的生源譜系。過去一個大家族的傳承往往靠家中一人的飛黃騰達，闖出天地后有義務反哺，血脈關系賦予這種厚重的家族責任，就像《趙氏孤兒》前赴后繼犧牲那么多人，只是為保護一個小嬰兒，那是趙家最后一根苗，關乎一個家族的生死存亡，只要有他，就還有綿延的希望。

相較之下，當今城市化的社會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東西，格非稱其為“原子化的個人”。我就是我，是一個完整獨立的生命個體，一切選擇與權利是我為自己而做，我只對我負責。連格非的兒子也對他說，你們這代人太沉重了，壓力太大了。

生于那個年代的格非對這樣的變化深有感觸：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牢固堅實家庭關系在松動。過去你要認識社會，要了解社會，父母都是封建家長制的，對你的要求非常嚴格，孩子多，家里有老大，大哥的話你能不聽嗎？小孩實際已經進入了社會化的過程，等到他們成年后能夠自然的融入社會。但是今天有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所有的小孩，都被父母保護得非常好，把他捧在手心里，尊重他、保護他，避免他受任何的傷害，讓兒童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等到他有朝一日踏上社會，一旦面對社會的殘酷競爭，根本來不及反應，會覺得難以接受，這是造成今天這個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精神問題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文學也如此，大量消費主義寫作的出現，讓文學變得非常輕，不再具有承擔歷史、社會、民族使命的自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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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策劃的呂梁文學季，在不少人眼里是“沒干正事兒”，一周時間下來，效果卻出乎意料的好，現場文學氛圍熱烈，參與的作家們和大眾都交口稱贊。在賈樟柯眼中，文學指向一切。

《小武》是賈樟柯在1998年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我就想拍一種新的人。為什么呢？因為時代在轉變，社會在轉型，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戰。市場經濟大潮沖擊而來，傳統人家關系與交往都發生了巨大改變，深處在這樣一個改變中的人們，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人。就好像魯迅先生寫阿Q，或者寫孔乙己一樣，那是屬于那個時代的人物。在我生活的時代，我觀察到了這樣一個人物，我想寫一個在縣城里面無所事事的人，他可能從事一個古老的職業，而這個古老的職業在變革中遭遇很大挑戰。我就拍了一個小偷，小偷有很多道德負擔，同時它也是一個古老職業，作為具體的人，在變革中他會經歷什么？整個構思的過程，其實都是文學性的思維過程。”

對于當今中國鄉村的狀態，文學涵蓋的已不只是文學這么簡單，阿來提醒，今天的鄉村，今天的農民，涉及的不是單獨一個村，而是一個普遍性、國際性的問題。不少作家在書寫鄉村時依舊按照某種想象，忽略了今日鄉村面臨的全球化挑戰。

路遙《平凡的世界》中兩兄弟一直在鄉村與城市中穿行，進城的時候，用鄉村的眼光來打量城市；回到鄉村，又用城市的眼光打量鄉村——路遙提出的問題值得思考：我們依靠什么東西建立城市文明、城市倫理的基礎？身為作家，格非認為必須在路遙的問題之上，繼續向前。就像多年前余華的一篇小說《18歲出門遠行》：落日時分，海浪一樣的道路通向遙遠的地平線，伸向何方？沒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