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莫言在2017、2018年井噴式發表了一批題材多樣、風格各異的作品。諾獎之后，莫言的創作心態如何？這些作品呈現出哪些新的特征？5月16日上午，2019首屆呂梁文學季“莫言研討會：諾獎之后的莫言”在賈樟柯母校山西汾陽中學召開，文學界對莫言的關注從獲獎話題逐漸轉向作品本身。正如首屆呂梁文學季文學總監、詩人歐陽江河所說，“莫言獲得諾獎時才57歲，寫作生涯還很長”。

首屆呂梁文學季莫言研討會現場

莫言在首屆呂梁文學季莫言研討會現場

頭頂桂冠，身披枷鎖

“諾獎之后的莫言”自然成為與會者發言的焦點。“一個‘頭頂桂冠，身披枷鎖’的人”，作家蘇童這樣評價諾獎之后的莫言，“他所有的寫作其實都是把那只手從枷鎖里探出來，要把這個枷鎖打碎，要把桂冠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帶來了聲譽，同時，也帶來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所以很多感受莫言有，我們沒有，我們只能夠設身處地去想象，想象他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的寫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容易的還有對作家自身局限性的超越。首屆呂梁文學獎年度小說獎獲得者梁曉聲說，每一個作家都想要超越，但其實“超越是很難的”，“我們讀李白的詩，讀得多了，也會發現，氣韻都是相似的。我覺得，努力、認真地寫作，保持心態平常，就是可敬的。”

盡管莫言面臨著這樣一種別人無法體會的處境，但很多評論家還是對諾獎之后莫言的創作表示肯定。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認為，從2017年開始，莫言恢復了活躍的創作，他依然保持著對此時此刻的中國現實生活、對此時此刻復雜經驗的高度敏感。在評論家王堯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沒有把莫言壓垮，“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激活了他”。

也有評論家注意到了莫言在諾獎之后的改變——“平靜、內斂、節制”。“莫言的力道還在那里，他的近作，與其說不露鋒芒，不如說更加內斂、節制。他能說出中國鄉村的故事，以他特有的方式和特有的真實”，評論家陳曉明說。評論家謝有順也從莫言近作中感受到“他比以前更加平靜，明顯顯得更加寬闊”。他認為，莫言之前的寫作是熱鬧、狂放、喧囂的，迫不及待，有很多話要表達。諾獎之后，他的寫作出現了一個新的跡象，里面有一種平靜感。他的寫作，包括他看待世界與自我的方式，變得節制與平靜。

從鄉村出發，寫故鄉人事

“新文學是從哪兒出發的？看上去是從北京大學、從大城市展開的新文學運動，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文學是從鄉村出發的。”批評家張清華認為“從鄉村出發的寫作”是一個非常好的題目，它不只是此次呂梁文學季的一個主題，它應該也是新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中國是農業社會，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學家們很少寫鄉村，寫田園詩時才會寫到鄉村，幾乎沒有小說寫鄉村。新文學推開了一扇窗戶，窗外是世界文學，中國作家、中國知識分子獲得了世界視野后重新發現了鄉村。魯迅先生筆下的魯鎮其實就是鄉村，他寫得最生動最重要的那些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都是鄉村人物。

“莫言也是從鄉村出發的，他是當代中國作家從鄉村出發的一個代表性作家。”

張清華認為，莫言身上和他的文字當中一直負載著家鄉，他是從家鄉走出來的，負載著家鄉的全部信息，負載著中國農業社會和中國當代社會的全部信息，走向了讀者，走向了世界。而評論家王春林認為，“莫言對故鄉人事的書寫，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魯迅先生致敬，是在向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啟蒙傳統致敬。”

現在，鄉村題材依然是莫言關注、書寫的主題。莫言獲獎之后的作品，以回憶故鄉往事為主，與當下若即若離。陳曉明從細部切入小說文本，《地主的眼神》描寫階級斗爭進入鄉村后發生的矛盾，凸顯的是人世與人心，篇幅雖短，但小說的時間跨度、歷史感以及內在張力十足，尤其是那種樸實的鄉土味、生活味，淳厚，意味深長。《斗士》可以看出莫言一貫擅長表現出來的執拗的性格，鄉村鄰里的恩恩怨怨和故事里的蹊蹺被描述得淋漓盡致。《左鐮》是一篇力透紙背的小說，力道在不經意間閃現。陳曉明說，研討這些文本，是理解莫言、當代文學重建、當下鄉土中國的一種視角。

王堯也認為莫言近些年的創作其實從未中斷過和故鄉的聯系。從其近作《故鄉人事》和其他作品來看，莫言重新賦予了鄉村斑駁陸離的生活和人文結構以意義，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按照傳統話語權力的對立模式，也不是一種立于都市對鄉愁的緬懷。莫言能把鄉土世界中人文結構的復雜性尋找、呈現、還原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

首屆呂梁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獲得者王笛注意到，莫言的作品關注鄉村，書寫的是鄉村的歷史和革命年代、改革年代疾風驟雨的命運變遷。寫歷史的人，很容易受到歷史的局限，文學家通過他的眼睛，通過他的思考，所展示的那種社會、文化、個人的經歷，實際上從另外一個角度為歷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文本，為歷史學家了解過去、了解中國鄉村、了解中國的社會問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據。王笛認為莫言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學界要討論的，歷史學界也需要深入討論。

文體豐富，更傾向戲劇創作

莫言近年來的創作包括戲曲劇本《錦衣》和組詩《七星曜我》（《人民文學》2017年第9期）、小說《天下太平》（《人民文學》2017年11期）、《故鄉人事》（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鐮》三個短篇，《收獲》2017年第5期）、小說《表弟寧賽葉》《詩人金希普》（《花城》2018年第1期）、小說《等待摩西》和詩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飛翔》《誰舍得死》（《十月》2018年第1期）、歌劇《高粱酒》（《人民文學》2018年第5期）、歌劇《檀香刑》（《十月》2018年第4期，與李云濤合作）等，涵蓋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多種文體。

莫言近來創作的小說與他過去長篇小說鋪陳狂放的風格相距甚遠，與他過去的中篇小說內力張狂也有所區分。莫言在90年代初發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說講奇人異事，頗有古代筆記小說的影子。而近期發表的筆記小說，故事非常簡短，也頗有古意。陳曉明說，莫言的寫法內斂、含蓄，風格趨向于寫實，文字極為樸素。戲劇性既是文學內在性機制的活躍因素，也是文學把握生活豐富性和廣闊性的外向視野，而莫言小說深得戲劇旨趣，不管是場面還是細節，處處透著表演性。莫言擅長從中國民間藝術中汲取豐富的養料，也借鑒世界優秀文學藝術經驗，這形成了他內涵豐富、有張力的表現方法。

謝有順說，莫言既吸納了新文學的要素，又接受了古代戲曲和小說元素，比如《聊齋志異》《儒林外史》，比如很多民間的說書作品，“他其實是把新文學的傳統擴大了的作家”，恰恰是對新文學傳統的擴大，成為今天莫言寫作受到世界關注的重要原因。張清華和王堯也將莫言的筆記體小說創作看成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建立關系的意愿表達或者是對于人文傳統的恢復。他們認為，莫言通過自己的想象，試圖把筆記體這樣一種小說文體重新激活，過去莫言和民間的文化聯系更多，但是現在似乎又多了一個維度，就是自覺不自覺地和傳統的文人之間建立起聯系來。

關于莫言的詩歌，評論家們認為，莫言詩歌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以敘事作為重要的表現手段，并且有一種強烈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雨中散步的猛虎》等詩歌看似是率性之作，但確實是寫眼中所見、心中所想，貌似脫口而出，看似雜亂無序，卻又妙語連珠，所謂詩性或者詩句的關聯邏輯走的都是點石成金和隨機應變的險棋。

評論家們把目光更多放在了戲劇上。陳曉明認為，《錦衣》這部戲劇作品元素豐富，莫言深諳中國民間戲劇的門道，兼通歐洲戲劇之精要。莫言以小說筆法入戲劇，由人物性格帶動情節發展，顯示了莫言將小說與戲劇兩種藝術雜糅交合的藝術才能。戲劇劇本《高粱酒》對原小說作了較大改動，基本格局未變，于占鰲多了一點滑稽色彩，戲劇性和表演性因素都十分充足。王春林認為民間化是莫言戲劇的重要特點，尤其是《錦衣》。他認為當代文學史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去戲劇化，從這個意義出發，莫言堅持寫戲劇，首先有一種文體平等的意義。雖然形式上是借助了戲劇這樣一種本土化、民間化的文學文體，但是它非常深刻地傳達出了現代啟蒙的精神價值立場和人道主義情懷。

在李敬澤看來，莫言選取戲劇這種文學形式，并非有意為之，而是一個深思熟慮的藝術考量，莫言可能通過這樣一種人間戲劇的路徑重返文學現場，戲劇這種文體更有利于回到鄉土，回到大地。

返鄉：重構與超越

莫言諾獎之后的“返鄉”意識似乎更加明顯。這不只是世俗倫理上的親情式的返鄉，也是現實意義上和精神意義上的返鄉。張清華認為，當莫言回到故鄉，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現實，因為現實不是盛大的“夾道歡迎”，現實是非常真實的日常生活，包括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每當他回到故鄉，他就會找回這個現實。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李師東說，故鄉是莫言的精神家園，他從中找到立足點，能夠讓自己沉下心來寫作。實際上還是在重寫自己的過去和認知。

“莫言在醞釀第二次革命。”蘇童說，莫言進行了詩歌、戲劇、小說上的諸多嘗試，他在重新摸索，再次出發。但鄉村依然是莫言的根據地，依然是他精神的著迷點。謝有順認為，莫言在觀察、書寫鄉村的同時也試圖在超越鄉村。莫言是一個精神體量龐大的作家，他的近作體現出了他寬闊、龐雜的視野，他的整個精神氣息也透露出來了。有了這種精神體量，才會有一種更大的格局。一個作家最終能否走得更遠，主要取決于他是否有那種壓抑不住的、能讓人體察到的莊重之心，這份莊重之心會讓作家將自己作為審判的對象、被觀照的對象，寫出大的作品，而且整個寫作格局還會更大。莫言是有莊重之心的作家，諾獎之后，他也一直在謀劃大的作品。

最后總結時，莫言說，一個作家所有的感受，實際上都來自于他的寫作。一個作家如果在某個方面跌倒了，爬起來的唯一辦法就是用筆寫作。莫言還是那個講故事的人。

（攝影照片由呂梁文學季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