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的“奈斯畢特”讓劉禾著迷，劉禾對“奈斯畢特”融合了考據學和刑偵學的“解法”更讓我著迷。一貫以學者嚴謹面目出現的劉禾出此奇招究竟想干什么？雖然在后記里面她說：“也許只有這種開放式的寫作才能讓我充分地、自由地講述一個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既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有關，也和我對20 世紀蹉跎歲月的整體思考有關，其中包含著許多內心的困惑和糾結。”但這種作家的自述顯然不能回答全部問題，這也是劉禾一再提醒我們的——當文本生成，它已經滑出了作家的“意圖”，開始主動地生產意義。作為一種暫時還難以歸類的文體試驗作品，《六個字母的解法》①顯然包含了太多復雜的指向，它既是虛構與非虛構的融合，又是故事與小說的合一，它既指向遙遠的歷史的回聲，又在這回聲中傾聽到當下的雜音。劉禾和她的敘述者在納博科夫的文本中漂流，最終找到的卻是一個個歷史的幽靈——其中也包括那個目光執著的“自我”……這種種的指向結構為一個獨特的文本，并形成意義的“歧途”。“頭頂著發現者的巨星”②，劉禾追隨納博科夫的腳步，而我，追隨著六個字母的多重敘事。

一 跨文體敘事

“《六個字母的解法》這本書的結構主線，是考證納博科夫小說中一個叫‘奈斯畢特’（NESBIT）的人物原型……不過作者的驚人之處，是放棄論文體，換上散文體；淡化學科性，強化現場感；隱藏了大量概念與邏輯，釋放出情節懸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圍、物質細節……一種偵探小說的戲仿體就這樣橫里殺出，冠以《幽影劍橋》或《魂跡英倫》的書名都似無不可。” ③考證人物的原型，原是文學史研究中常見的研究方法，比如日本的現代文學研究專家竹內實就有一篇《阿金考》④，考證魯迅作品中一個普通女性阿金的身份，這一研究方式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被稱之為“本事”。正如韓少功所言，這類研究常用的方法無非是文本細讀和資料歸整，脫不了考據辨識的窠臼。正是在這一點上，韓少功發現了劉禾在文體上的獨特性——“將思想理論寫成偵探小說”。作為一個文體家，韓少功可謂敏銳。但偵探小說或者偵探小說的戲仿體這樣的命名還不能完全凸顯《六個字母的解法》在文體上的實驗性，或者說，這個命名僅僅是看到了《六個字母的解法》作為故事的一個層面。就我的閱讀感受來說，很奇怪的是，我雖然不停地受到“奈斯畢特是誰？”這個疑問的驅使，去閱讀整部作品，但我幾乎是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將不會有一個具體的、可靠的答案。作為一個讀者，對“偵探小說”習慣性的“水落石出”的線性閱讀在這里被悄悄置換為尋求一個“思想過程”的多維閱讀。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為一個敘述結果所牽引，而是為這個敘述過程所牽引，這正是《六個字母的解法》在敘述上極具創造力的一個嘗試，敘述行為不是為了強化一個線性的目的論式的結果（后果），而是在其敘述過程中塑造其自身，將敘述行為本身敘述為一個“故事”，因此，徐志摩在劍橋是否與納博科夫相遇（這是一個偵探小說或者通俗文學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志摩在劍橋生活的那些饒有趣味的細節——他并不住在劍橋，而是租住在離劍橋足足六英里之外的沙士頓，去一次劍橋都非常不容易；他幾乎沒有參加過劍橋最有特色的學生活動和沙龍；他對伍爾夫的態度前倨而后恭；他投稿《語絲》卻遭到魯迅尖刻的嘲笑——這些細節看起來像是“閑筆”，但在我看來這些“閑筆”是高度自覺的敘述元素，構成了《六個字母的解法》最富有質地和溫度感的部分，這些細節如此之多，最終化解了“思想史”研究冰冷的學理邏輯，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人情味的“故事”邏輯。在這個邏輯里面，虛構和非虛構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非虛構指的是，文本所有使用的材料都是可考的，經得起最嚴苛的考據學分析；虛構指的是，研究者變成了一個作家，她以一種虛構的方式（講故事的方式）來重新裝置這一切原材料，并完成了出色的敘述。在這個地方，身份的轉換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某種約定俗成的原因，我們幾乎天然指認文本中的敘述者“我”就是那個現實中的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的著名教授劉禾，但卻忽視了在文本之中，她可能已經發生了“變身”——即使她沒有完全變成一個陌生的敘述者，至少她也是一個化了妝、易容過的敘述者——在某些時刻，她僅僅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只要將那些歷史人物見不得人的事情八卦出來即可（此時她多么像一個小說家）；而在另外一些時刻，她又是一個高度精神緊張的思想者，思考著20 世紀文化史中最重要的歷史命題；還有一些時刻，她不過是一個好奇的女讀者，對于她鐘情的納博科夫，像迷戀一只蝴蝶一樣著迷。這是劉禾的分身術，她移形換位，魅影重重，由此文本被充分地展開，它完全沒有局限于“偵探小說”，而是一個跨文體的敘事：在史料的層面，這是一個文學研究（同時兼及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文本；在故事層面，這是一個追蹤“奈斯畢特”這個人物原型的偵探文本；在非虛構敘事的層面，這是一個探究20世紀知識分子心靈史的思想著作。這三層敘事相互纏繞，互相呼應，構成了《六個字母的解法》多重的“可寫性”空間。

二 奈斯畢特是誰？

奈斯畢特是誰？無論如何，這是《六個字母的解法》敘述的一個基本推動力。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不過是劉禾的一個道具。這個“道具”最基礎的部分由“拆字法”構成，“文本分析的方法之一，是拆字法。這個游戲的迷人之處在于它的解碼潛力，如果通曉并能夠運用這個潛力，它往往會幫助你找到一條通往真相的小徑”⑤。但有意思的是, 在《六個字母的解法》中，“拆字法”卻不僅僅是通向“真相”的途徑，它同時也是通向一個個“假象”的隱秘魔咒。它甚至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是一個具有召喚能力的符碼——多么像那些古老宗教的不可識別的神秘字符——它通過敘述者將眾多的人物一一召集起來：真相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奈斯畢特是每個人物的一部分，他可能是保守黨政客巴特勒，他可能是大科學史家李約瑟，貝爾納，他也許是戲劇家普利斯特利……

這正是劉禾通過“六個字母”要變出來的“大戲法”。NESBIT——六個字母因為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可以像漩渦一樣將1919 年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段重新聚集起來。1919年10月1日，納博科夫正式注冊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學生，這一年他正好20歲。他流亡和寫作的歲月和整個20 世紀捆綁在一起，同時捆綁在一起的，還有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包括：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布萊克特、里爾克、普利斯特利、奧威爾、艾略特、海耶克，同時也有中國的徐志摩、蕭乾等等。這簡直就是一部20 世紀知識分子的簡史，現在，他們因為劉禾的六個字母而聚集在一起，他們擺脫了在教科書中正襟危坐的形象，而呈現出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心靈和精神的困惑。于是，有人向左，企圖在列寧和社會主義那里尋找出路，也有人向右，在資產階級的價值體系中尋找寄生之所，也有人，如納博科夫，既有舊貴族的失落，又有流亡者的悲苦，他在政治的旋風中無所定向，最終只得以極其高明的寫作來確認自我的存在感。

劉禾凝視著這一切，在這些“世界公民”的身上，毫無疑問地糾纏著20 世紀那些最重要的命題：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又如何理解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和美學是截然對立的嗎？世界史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既是理性的又是人性的”？毫無疑問，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可以脫離20 世紀這個大的具體的歷史背景，也沒有任何一個“個體”可以站立在歷史之外思考這些問題。也許奧威爾很適合作為典型案例。這個在冷戰時代被封為“經典”的作家有其不為人知的一面——他居然是英國諜報部門IRD 的親密“戰友”，曾向該部門提交多達135人之多的“黑名單”，幾乎當時歐美所有具有左傾傾向的知識分子都赫然在列；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賴以獲得世界聲譽的作品《動物莊園》其實是一部很拙劣的作品，以至于當時無論“左、右”的批評家（郭蘭茲、艾略特、燕卜蓀）都嚴詞批評。但因為它的主題適合冷戰的需要，于是英國諜報部門（IRD）不惜全力動用國家資源進行全面推廣，于是“一部失敗的小說搖身一變，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偉大經典”。嘲諷奧威爾當然不是劉禾的目的，她的目的僅僅是要揭穿歷史的黑箱，將本有的背景展示出來，于是，普遍的真理就被湮滅在具體的歷史局勢之中，在這個局勢中，誰都不能置身事外。想想我們今天的很多作家，動輒就拿那些“經典”來作為寫作的資源，卻罔顧那些“經典”所賴以產生的歷史語境以及背后所涉的意識和階級的斗爭，怎么可能深刻地認識歷史和當下——在2013 年，中國的很多作家還在微信中頻頻轉發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不突破這些自命真理的認知框架，又怎么可能創造出屬于自己時代的經典？

“不能置身事外”，這就是作為一個“歷史人”的真實境遇。在這個意義上，奈斯畢特是誰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參與了時代精神搏斗的“歷史人”。在這個意義上，劉禾對這些20 世紀知識分子的書寫，帶有冷靜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三 同時代的凝視

霍布斯鮑姆在其“ 年代系列” 中將1914—1994 這一歷史時段命名為“極端的年代”，而在該著作的前言中他特別說明：“我不是以一個學者的眼光而是以一個同時代人的眼光在觀察公共事務，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⑥這種“同時代人的眼光”使得霍布斯鮑姆在觀察這一“掐頭去尾的20世紀”的時候具有一種別樣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在劉禾的《六個字母的解法》里面同樣能找到，而且因為文體方式的變化，而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劉禾當然不是20 世紀的同時代人，但是誰又能說20 世紀就已經完全過去了呢？不錯，物理意義上的20 世紀已經過去了，但精神意義上的呢？柄谷行人在 《歷史與反復》中提醒我們，歷史有一種重復的結構，“所謂歷史的反復并非意味著相同事件的重復。能夠反復的并非事件（內容），而是形式（結構）”⑦。站在21 世紀的門檻上，我們會發現，20 世紀的精神遺產其實還堆積在那里，我們甚至都來不及完全消化。《六個字母的解法》的復雜性正在于此，劉禾在她的敘述中兼具兩種“眼光”——請讀者注意這個細節，在《六個字母的解法》中，敘述者經常性的動作就是凝視、眺望等等——一種是歷史的反芻者，在這里，她與檔案、資料和古老的孤立的圖書館、博物館為伍，而另一種則是一種當下的觀察，在此，她穿梭在一個個具體的時空，發現在瑞士的英特拉肯小城里也有那種遍布全球的廉價中餐外賣店。在她的歷史檢索中，是納博科夫、李約瑟這樣的寫作者和思考者，而在她的當下觀察中，卻是一些以漢語為母語的寫作者：北島、韓少功、歐陽江河等等。“北島瘦削的面容增添了一層憂郁的陰影，在眾人期待的目光下，他走到麥克風之前，平靜地說，最近寫了一首新詩，叫作《鄉音》……我當時的印象是，這首詩的意象準確得讓人心悸，隔了多年以后再讀，依舊如此。一個人獨自對著鏡子說中文，這近乎于瘋狂的舉動，比任何一種修辭都能夠傳達流亡者的心境。”⑧“波蘭卡不禁讓我想到另一個文學人物，那就是韓少功筆下的鹽早。我讀《馬橋詞典》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鹽早，與其說是這個人物本身，不如說是農民鹽早與敘述人‘我’之間的那種無形的，但無法穿越的心理屏障……我恍惚看到了魯迅的身影。”⑨。從納博科夫到北島，從波蘭卡到鹽早，到魯迅、韓少功。歷史既是同構的，又是反復的。在此，中國、漢語與20 世紀、歐洲、美國等等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納博科夫作為劉禾寫作的起源，在此具有更復雜的隱喻，他是一個流亡者，同時也是一個在母語之外的寫作者，而劉禾卻調轉頭來，“用母語寫作和思考”，并試圖在一個后理論時代通過一種新穎的文體重新思考“這個紛紛亂亂、假象叢生、怪誕不義的世界”。

不僅要思考講什么，還要思考怎么講，將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以最合適的形式講述出來，這是劉禾的雙重選擇，同時也是雙重挑戰。不僅是挑戰自我認識限閾，更是挑戰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在一個知識和觀念過剩的時代，面對如此復雜的世界，知識分子還能做什么？《六個字母的解法》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因為答案就藏在寫作和實踐的行為中——不能在世界之外理解世界，同樣也不能在中國之外理解中國。如果說歷史的反復和結構是“公理”，那么，中國的當下就是一種特殊的“時勢”，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不管是歐美的還是中國的）和當下21世紀的知識分子面臨的是同樣的命題，那就是如何讓“個體精神”與時代精神互動，如何在“公理”和“時勢”間辯證，最后“在獨特的情境和行為中展現普遍的精神”，并重新獲得那最具有創造性的“巧奪天工的片刻”⑩。

結語：無“解”之“解”

這一過程無比艱難。正如尋找那個幽靈一樣的奈斯畢特一樣。“在此之前，世界上發生了那么多的事，活過那么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呢？一千年以后呢……這一類的胡思亂想經常干擾我的思緒，加之幾次尋找的線索，都化作捕風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棄。”11

但不能放棄，即使最后敘述者——同時也是探求者或魯迅筆下的過客——站在空空的廣場上，這個過程依然沒有結束。誰讓我們處在這么艱難的時勢中呢？著名的亞歷山大大帝可以毫不猶豫地斬斷那糾結不清的歷史的繩索，但那僅僅是傳說而已。作為一個歷史人，一個不能置身事外的人，我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像劉禾那樣，不斷地“解”下去，雖然我們知道，歷史本身可能是“無解的”。

注釋：

① 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

②引自《保羅?策蘭詩文選》之《埃德加?熱內與夢中之夢》，王家新、芮虎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③ 韓少功：《六個字母的解法?序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

④ 竹內實：《阿金考》，收入《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著，程麻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版。

⑤ ⑧⑨ 11 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0、29—30、96—97、9 頁。

⑥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頁。

⑦柄谷行人：《歷史與反復》，王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版，第4 頁。

⑩汪暉：《公理、時勢與越界的知識——在帕西歐利獎（2013 Luca Pacioli Prize）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