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下午，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迎來了第12位駐校作家——張煒入校儀式暨創作四十年學術研討會在京師大廈舉行。

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主任莫言、北師大文學院分黨委書記康震為張煒頒發聘書

入校儀式上，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主任莫言、北師大文學院分黨委書記康震為張煒頒發聘書。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北師大副校長陳麗、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韓子勇、北師大文學院分黨委書記康震以及批評家宋遂良等致辭，入校儀式由莫言主持。

李敬澤在致辭中談到，40年的創作中，張煒登上一個又一個高原。他談起自己第一次讀張煒的《一潭秋水》，一切仿佛還在眼前：炎熱的夏天，甜膩夏日午后的瓜田，瓜地的老人以及瓜地里像精靈一樣的那個少年，巨大的歷史變遷在少年的心、少年的困惑和他跳動的生命力上展現著。

張煒的作品中充滿了對歷史、對生活、對世界的深刻思考，正如莫言所說，張煒對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商品化浪潮覆蓋一切、沖擊一切的社會有強烈的反思態度，在小說中常呈現出不同的觀點與聲音。同時，他在思想上不斷深化，寫作形式與文體上也銳意創新，從80年代初的清純和干凈，慢慢發展到《古船》的厚重，《刺猬歌》的尖銳，最后發展到像高原那樣寬闊。莫言說：“在我們的文學史、思想史上有許多了不起的著作是需要慢慢閱讀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有人重新從浩瀚的作品里發現它的當代性，發現它與當時的社會緊密相連的價值所在。”他評價張煒是這個時代作家里勤奮的勞動者，深刻的思想者，執著的創新者。

張煒曾說過，人最終還是靠思想站立的。40年來，他將這些思考落于筆端，創作了1800多萬字的作品，平均每年創作45萬字，每天寫1200多字，并且全是手寫。但是，張煒也意識到，作為一個創作了四十多年的寫作者，走得越長，就越容易陷入一種困境，感謝一直以來的朋友們對自己多年的幫助和鼓勵，他將在文學的旅途中繼續開疆擴土。他表示，作家進入大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榮幸成為北師大駐校作家。

入校儀式后，袁忠岳、陳曉明、孟繁華、唐曉渡、施戰軍、賀紹俊、歐陽江河、西川、李洱、韓春燕、李國平等幾十位專家學者圍繞“精神高原上的詩與思”的主題，回顧、探討了張煒四十年的創作。研討會由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主持。

站在高原的精神守夜者

陳曉明用“致廣大而盡精微”來概括張煒的創作，認為他非常顯著地標識著精神高原，長篇小說《你在高原》就是很好的體現。全書總共三十九卷，分十個單元，各自有其獨立性，又有精神上的一致和統一。小說以家族為開端，大歷史作背景，但它的開篇卻是由“花”進入：“我”在地質研究所看到盛開的花，由此想起祖父花園中的花。陳曉明一直對這些“花”念念不忘，認為這個家族激烈的歷史，是人類歷史上最獨特的世紀，充滿暴力、戰爭和動亂，但是張煒的寫作呈現出這段歷史的美，“花”就是美的一個表征。

袁忠岳在1993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曾談到張煒寫作中視角的轉換問題。他提出，《古船》有一種歷史的視角，可能是較早的對歷史有著比較人性化敘述的作品；到了《九月寓言》，這種視角由歷史轉到自然。張煒把人看作一棵會移動的樹，用樹的身份感受世界，發出自然之聲。歷史有大小之別、高低之分，可是在自然視角面前這些都泯滅了，一切都是平等的。

張煒的寫作不僅追求平等的自然視角，還追尋著遙遠、神秘的浩渺虛無。歐陽江河認為張煒意識到了這種追尋的存在，它的本質就是作家對“詩”與“思”的追尋。這種追尋讓張煒的創作登上高原，這高原不僅包含高和深，同時還有坡度與幅度，即遼闊的視野和寫作精神。歐陽江河說，當我們到達張煒寫作的深處和背面，就會發現這種浩瀚，你愈走近它，它本身就愈遠愈神秘，這種浩渺內涵著詩歌和思想。

在浩渺和高原的背后，西川認為，可能是一種反現代性的力量在推動著張煒的創作。“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當中反現代性的聲音不是很強，但是張煒的小說中有一種反思現代性、反思發展、反思社會的價值觀存在，這讓他的寫作有了一定精神高度，也成為在背后推動他獲取“詩”和“思”的力量。

孟繁華稱，張煒的作品表現了中國文壇純粹的“精神守夜者”的心路歷程。張煒在1995年寫過一篇散文《心上的痕跡》，談到不斷有人慫恿人民去經歷金錢的冒險體驗，但虛幻的泡沫終會破滅，一個民族如果走入不幸的狂歡是非常可怕的。孟繁華說張煒不是一個先知，但是近20年過去，他所說的這些不期而至，當下許多中國人仍然走在這條冒險的道路上。但張煒一直守護著民族純粹的精神高原，這種守護背后，是他對當代中國的現實關懷。

張煒創作40年學術研討會

對于激蕩現實的理性思考

張煒的作品始終關注現實，思索中國社會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及其問題。陳曉明談到張煒對歷史變革的敏銳洞察力。上世紀80年代是反傳統的時代，是熱烈地迎向“現代性”的時代，但是1985年的《古船》卻敢于肯定中國傳統價值，預言般地表現了90年代以及21世紀中國文化的可能性，這正是張煒有感于現實而提煉出的價值取向。

李洱認為，張煒是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作家，他受到俄羅斯文學和中國儒道文化的共同影響，形成了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張煒筆下的農民是在思考問題的”，他的小說既傾向于中國傳統文化，又突出地描寫了這種文化處于懸浮狀態的精神現象。

在賀紹俊看來，張煒有一種強大的理性精神，但“他雖然看重理性，小說卻絲毫沒有說教痕跡，他把理論碾碎，揉進文學形象中，所以他小說中的形象具有象征性和隱喻性，值得我們細細咀嚼，《古船》就是一部很經典的隱喻。”賀紹俊認為， 張煒從《古船》起，幾乎所有長篇小說都表達了一個基本主題，他一直把重建民族精神信仰作為自己的文學追求。

赤子之心和自然之眼

張煒關注現實，但是，正如陳曉明所說，“借現實說浪漫，是張煒非常顯著的寫作特點”。

唐曉渡眼里的張煒是一位“詩人作家”，他用這個復合詞來強調張煒寫作的一體性，皆是發自心靈、為心靈而寫。“你會對他作品里自然所占的比例留下深刻印象，這不僅僅是題材意義上的親近自然，它讓我感受到一種潔凈，一種綠色的力量，是滲透到語言節奏和調性里面的力量。”張煒最初寫詩，多年來以小說聞世，他并未遺忘詩歌創作。唐曉渡說：“這就是張煒的小說、散文、詩歌，同時呈現給我們的一以貫之的詩性精神。因為詩就是思，它是本真之思、原初之思，它本身就是詩。所以我稱他為詩人作家。”

同樣，施戰軍也認為張煒有某種人文詩學的理想。“他的小說展現了童心赤子的藝術追求。” 他認為張煒一直注視的東西是“美”，不只是人性之美、人情之美、風光之美，更是勞動之美和自然之美，張煒對于自然萬物充滿敏銳的感受和精神的熱愛，甚至有一點搜集博物的癖好，尤其體現在他的散文和詩歌里。施戰軍還注意到張煒作品里的植物，比如《家族》《九月寓言》中都出現的蒼耳，張煒還有一首長詩專門寫蒼耳。這些蒼耳都不是一般植物學意義上的，《家族》里說“沒有人見到蒼耳開花，只是見到它的果實”，這帶有非常強烈的喻體的感覺，應該深入到作家創作的內容里去細細體會。

“抒情是張煒創作中一個非常關鍵的脈絡”，黃發有說，“就像是為樹葉輸送滋養與活力的血液，而且他作品中的抒情有一種特殊的結構功能。”黃發有還提到張煒創作中對于史詩品格的追求，這種追求從《古船》開始，一直是他的長篇小說中最為核心的一個品質。張煒的創作不是浮于表面的歷史記錄，而是把個人生命體驗融入其中，將理想主義和浪漫追求貫穿創作。把抒情和史詩有機融合在一起，是張煒創作的獨特品質。

參加入校儀式及研討會的學者、評論家還有宋瀟凌，楊青，顧廣梅，趙林云，趙月斌，劉永春，陳愛強，路翠江，邊遠，張莉，熊修雨，劉艷，姜肖，孫海燕等。

（攝影照片由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