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國民黨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企圖“以水代兵”阻止日軍南下，結果卻淹沒了豫、皖、蘇三省四十多個縣，而受災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這沉默的大多數。這場大災難的代言人，也是見證人，就是河南籍作家李準。他的《黃河東流去》，講述了這場大災難的受害者——難民——在家園被毀以后，面對絕望，如何活下去的故事。

《黃河東流去》上集完成于1979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這部55萬多字的大作品，是李準創作生涯中的分水嶺。李準前半生的創作，基本上是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引起轟動的，帶著一定局限性。如：1950年代初引起文壇轟動的他的短篇處女作《不能走那條路》；1960年代初，他的小說《李雙雙小傳》和電影《李雙雙》，在國內引起“李雙雙旋風”；1970年代末，他的電影文學劇本《大河奔流》發表，隨后引發關注。

河南老一代評論家孫蓀，也是作家李凖一生的摯友，他用幾十年的時間跟蹤研究李準，把李凖作為中原及中國作家的一個標本，借以反省共同的經驗教訓。他在李準評傳《風中之樹──對一個杰出作家的探訪》一書中寫道：“李凖反思五六十年代的所謂‘運動文學’，概括說：‘人未死，作品已經死了。’”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李凖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時，就更為不安和痛苦。可見，李準作為一個農民之子、自然之子，他身上既有精明的成分，更有淳樸善良厚重的成分，他對土地和農民有著深深的愛和責任感。

這個性情熱烈、豪爽的人，能夠承認自己的問題和失敗，尤其是，經歷了“文革”磨難的李準，已經年過半百，對于文學和世事的認識，有了更深的了悟，加上新時期開放的文學氛圍煥發了他的激情、活力和幽默感，徹底為他松了綁。他更深地意識到，文藝“不要為政治服務，不是要脫離政治，而是要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長遠的政治聯系”。

新時期文壇復蘇期，文學主潮是書寫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創傷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李準卻把目光堅定地投向了歷史——黃泛區難民的生活。這個過于沉重的大話題，意味著一個作家要傾注全部的精力和年華去扛起。寫下半部時，作者用了5年時間。也是生活和命運，選擇了李準去寫這部大書。用孫蓀的話講，“歷史已為一個作家的出現準備了許多重要的條件”。

從《大河奔流》到《黃河東流去》，李準完成了他文學道路上的重大轉折。

出生于洛陽下屯村的李準，在14歲時，就接觸到了黃泛區的難民；21歲時，他作為農村銀行信貸員，到黃泛區給返鄉的農民發放麥種和農具；“文革”期間，李準被打為“黑幫”，在黃泛區農村住了三年多。農民兄弟沒有嫌他“黑”，沒有把他當外人，請李準這個“文化人”為死者寫“祭文”，一村傳一村，李準寫了幾十篇“祭文”。每一篇“祭文”，都連著黃泛區難民們的“家史”。在此期間，李準交了許多難民朋友。其子李澈在《溫暖的記憶》一文中說：“星移斗轉，陰差陽錯，正是父親在農村住了三年多，熟悉了幾十戶農民的家史，積累了生活、積累了感情、積累了細節，才為后來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黃河東流去》“開頭的話”中，李凖坦誠乃至自責地表達自己的創作愿望，“我決不再拔高或故意壓低人物了”。李凖從前半生創作的經驗教訓中走出來，決絕地要寫真實。

從小說開篇的視點看，敘事人就是成千上萬的難民之一，在其中感同身受。他以一個村民的驚恐感受，寫出大水到來的氣息：

到了黃昏時候，天空中忽然出現了奇異的景象。天忽然黃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暉，卻像是一層幾十丈高的黃塵和水霧彌漫在天空。接著狂風呼叫起來，這風也怪，它是從地面溜過來的，不見樹梢有大的擺動，卻把地里的麥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頭一樣直不起腰來……

“怎么這么大灰氣？什么也看不清！”話音還沒落地，只見從東北方向，齊陡陡，一丈多高的黃河水頭，像墻一樣壓了下來。

李麥還當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幾個大麥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聲喊：“水！黃河水下來了！”

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啊！面對這壓頂之災，村民全嚇懵了，亂哭亂跑，徐秋齋這個老人、智者，他喊李麥——帶大家到村西沙崗上。他們向沙崗上跑著，黃河水就號叫著朝赤陽崗沖過來了。李麥讓兒子天亮回村里找孤寡老人申奶奶，這個老人不想活了，天亮硬把她背到了沙崗上，她說：“怎么活？逃荒，路走不動了；要飯，連只狗也打不動了……”李麥擦著淚說：“嬸子，走不動路，我們背著你；要不動飯，我們給你要！” 大水滔天，仁愛在。這個李麥，是小說中寫得傳神的女性人物，赤陽崗人稱之為“鐵老婆”，剛強、豁達、睿智、重情義。

村里的房子都泡塌了，一切都吞沒在水里了……這個夜晚，藍五含淚拿起了嗩吶，他知道鄉親們都快被愁苦憋死了！幾個小伙子讓他揀最熱鬧的吹，那熱烈的嗩吶聲在大水和夜空之上響起來！中原百姓還懂得這樣活！還有鳳英和春義的水上婚禮，結了婚才方便一起去逃荒，徐秋齋老人在沙崗地上主持婚禮：“上有皇天，下有厚土，新郎新娘拜天地！”這個時候，還能不茍且。

李準在和孫蓀、余非三人的《百泉三日談》中講到，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有原型，“徐秋齋的原型是我祖父，其中也有我父親、我，三位一體”，李麥的原型是他母親。因此，小說中的人物寫得逼真、感情飽滿。他還談到，“中國文學太注意戲劇性情節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然主義，幾乎沒有”。而《黃河東流去》表現出了自然主義風貌。

黃河水三兩年退不了，赤陽崗人的頭腦徐秋齋告訴大家：“能向西走一千，不往東走一磚。上洛陽。”赤陽崗人帶著鍋碗瓢勺、推著獨輪車，王跑還牽著他的驢，大家扶老攜幼，相互幫扶著，開始了一路向西的逃難。

富有影視經驗的李準，采用自然主義的廣角，讓我們跟隨赤陽崗人的足跡和目光，看到無數難民們經過村莊、小鎮、碼頭、車站，到達古都洛陽、西安、寶雞，從東到西，地跨兩省，這是一幅史上罕見的巨型流民圖！

在這逃難的過程中，淳樸的赤陽崗人難免遭遇人禍——官、商、兵、匪、漢奸隊，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在小說中出現了，如同真實的生活。

從時間上看，小說以編年史的寫法，寫了“逃難八年”難民的生活史：連續的災難——1938年黃水到來的夏天，1939年黑色的春天，1940年的大饑荒，1941年的蝗蟲，1942年的大旱；水災、蝗災、旱災，還有人為的禍害，黃泛區難民從這壓頂的災苦中走出來，1945年回到故鄉。

饑餓讓王跑學會了最精明的抓黃鱔技能，甚至在冬天他也能在泥里找到黃鱔。可愛又令人心酸！逃難中，這些人物，各顯其能，如李麥說的“是雞都帶著兩只爪，是人都長著兩只手”。漢奸隊搶走了王跑的愛驢，徐秋齋居然用他算卦的本事，想出把蛐蛐放到驢耳朵里等辦法，幫王跑把驢錢賺回來……可謂悲欣交集，再苦他們也能找到活著的樂趣。李準深知中國農民的堅韌、達觀，他沒有把苦難寫成黑暗。

難民們的生命倫理是再苦也要活下去，傳統的貞操觀念被打破了，如小說寫到唱戲的愛愛，拼命打胎，李麥就勸愛愛的“糊涂娘”，“到了這種地步，還要講面子？”同時他們又俠義、仁義地活著，人餓得像紙糊的一樣脆弱，但鄉親們之間至死都相互幫扶著，如海老清發現鄭四老漢餓死后，把狠心買下的一個燒餅放在他胸前，又替他把扣子扣好。“他知道鄭四老漢是種了一輩子莊稼的人，臨死應該給他個燒餅帶著……”

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讓我震撼的還不是災難，而是身處災難中的人們身上迸發出的力量、仁義與愛，還有生存的智慧。

在李準的小說和影視創作中，公認的最具特色之處，是他語言的藝術功力。李準成名早，用他自己的話說，“開頭跟的師傅高”，一代文學大師老舍、趙樹理、茅盾、冰心等，都就他的小說語言談過看法，這使他自覺意識到自己小說語言的特色，更有意識地收集研究和吸收中原農民的口語。他在《李準談創作》中說：“群眾的語言是極豐富的。我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還是小學生。到每個地方，蹲的時間稍長一點，我就要交一個能說的朋友。當他的學生，這個太重要了。”說這話的李準，風趣可愛，他是善于向各種師傅學習的人。

詩人、文藝評論家張光年在《黃河東流去》序言中，評價李準的語言“帶有河南農村的鄉土氣息，而淘洗了過于生僻粗野的東西”。“在《黃河東流去》一書里，他機智幽默的笑聲，卻帶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調。這是帶淚的筆，是深刻的幽默。”相對于描述性語言，小說中的人物對話，最見精彩，黃泛區難民們大樸帶巧的口語，質樸中帶著剛強，樂觀自嘲中帶著辛酸，匯聚成如黃河水一樣奔騰不息的生命詩篇。評論家孫蓀深入研究后，總結《黃河東流去》的美學風格是“悲中見壯”。

《黃河東流去》于1985年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更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文學之根由此深深地扎在了故土苦難深重的厚土中，扎在了與黃泛區難民的命運與共中，也扎在了他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李準出色完成了對于重大題材的書寫，完成了對于大歷史的書寫與記憶，也完成了“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長遠的政治聯系”，成為了一個真正書寫中國經驗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