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更與當代社會背景、事物或事件的存在和發生引發自我的精神感受有關，也與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審美習慣、精神價值有著深層的聯系。過去四十年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表明，表現手法過于西化與本土傳統語境的丟失成為當下中國當代藝術存在的最大問題。

◆中國當代藝術應該在一次又一次的探詢和確認的基礎上，通過反復的嘗試，才能塑造和建構自己的藝術語言和精神指向。

前不久，中國某知名當代藝術家涉嫌抄襲的事件引發輿論普遍關注，由此推動了美術界人士對中國當代藝術現狀的一種整體性反思。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文化之間的相互借鑒、相互交融，包括相互碰撞也日趨頻繁。如何立足于自身，又不拒斥外來文明的養分，而是積極主動地消化與融合各種異質文化，深化、拓展、推動自身的藝術發展，真正建構起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身份與價值體系，越來越成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曾有過類似的文化焦慮。二戰后，日本藝術的發展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以及1966年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相繼舉辦，日本的文化和民族自覺意識開始覺醒，他們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開始考慮他們的文化定位問題。1960年代末“物派”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是對當時日本社會、政治、藝術、文化的語境一種呼應，改變了日本藝術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追隨歐美藝術發展潮流的做法，而轉向對藝術亞洲化問題的探討。目前作品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挑戰的靈魂:伊夫·克萊因、李禹煥、丁乙”特展中展出的藝術家李禹煥，雖是一個韓國人，卻最終成為日本“物派”的靈魂人物和理論奠基者。他針對當時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主張要探尋另一種不同于西方的藝術規范。他從東亞的美學、佛教形而上學和道家哲學中找到了依據，利用當代哲學和批評理論建構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主義藝術，重新解讀亞洲自身的文化。“物派”的出現可以說重新界定了文化身份和日本藝術的發展方向，創造了日本現代藝術的獨特內涵和形式。“物派”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傳統與當代、東方與西方相融合、相碰撞的狀態。

反觀自身，20世紀以來，中國美術最大的命題就是東西文化的交匯和融合，是西方的影響和中國的回應。中國幾代藝術家置身于國際化的文化視域之下，披荊斬棘、執著堅韌，尋找中國藝術發展的全新路徑。而當今社會，知識更新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廣。一方面，經濟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動；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覺日益高漲。全球化和本土化兩極互動，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文化脈動。

美術是文藝的先導，文藝是文化的先導。真正的藝術經得起時間與歷史的考驗，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它都能給人以美的體驗或思想的觸動。當代藝術是時代的先鋒和代表，它所呈現的新觀念、新形態和新媒介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現有的藝術邊界，擴展藝術的內涵。但由于特殊的歷史進程，使得中國當代藝術一度模仿抄襲西方模式成風，盲目地照搬西方當代藝術表面的形式感與視覺感受，一定程度上成為西方當代藝術在中國的翻版。實際上，當代藝術除了提供嶄新的視覺感受，強調用多元化的藝術形式來表達之外，更與當代社會背景、事物或事件的存在和發生引發自我的精神感受有關，也與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審美習慣、精神價值有著深層的聯系。過去四十年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表明，表現手法過于西化與本土傳統語境的丟失成為當下中國當代藝術存在的最大問題。

應當看到，中國藝術的發展，有其自身的文化和社會邏輯。只有正確理解中國藝術的本源性和文化性，并從中國自身的文化和社會邏輯出發，才能對西方的東方主義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內在化、中國化、本土化有所警覺和抵制。另外，如何獲得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平衡與發展？在我看來，意義與精神的重建是關鍵，對世界多元文化的廣納是前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汲取是重點。眼下，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肯定需要本土文化精神的支撐，但這決不是簡單地“回歸”，而是在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的“重建”。我們應該在一次又一次的探詢和確認的基礎上，通過反復的嘗試，才能塑造和建構自己的藝術語言和精神指向。

實際上，中國已經有不少藝術家正在進行著這樣的藝術嘗試和實踐探索。比如龐飛的《墨象》系列、陳彧君的《搖擺的信仰》系列、以及毛宗種的《云上的日子》等，受西方抽象圖式語言的啟發，將自然物象進行了形式化的抽象處理，但作品的精神內核反映的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思維方式，那就是崇尚主客體不分、強調人性與自然調和共生、重視自然存在的東方思想。

再比如丁設與王燮達，更傾向于對中國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性的轉換。丁設利用中國古典藝術書寫性特質，讓他的水墨抽象不同于西方式的抽象繪畫，而是具有中國獨有的精神與氣質，并形成高辨識度的視覺圖像和特有的語言符號。而王燮達的抽象雕塑“子曰”系列，持續地創作了很多年，近期他在原有抽象雕塑的基礎上發展為具有獨特禪意風格的裝置作品。這些作品，我們既可以看到西式抽象思維和裝置觀念對他們的影響，但更為強烈的是中國傳統書法與古典審美趣味對他們的深刻塑造。實際上，透過王燮達這些帶有東方意境的當代作品，我們以此可以窺見多元文化疊加之下的時代縮影與文化趨勢。

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國際視域和中國方式首先是一種藝術態度和文化立場，既有多元開放的文化視野，洞悉世界藝術潮流的變化起伏，又有獨立自主的文化自覺。其次，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對具有強烈文化主體意識的藝術作品進行分析和研究,從中可以探尋具有中國方法論意義的當代藝術思想和創作實踐規律。其三，國際視域下的中國方式其實是當下藝術創作的一種思維，一條取向，既為中國藝術的發展供給動力和資源，又能重振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并突破當下中國藝術發展的新局限。

（作者為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