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湖帆自鐫“既丑且美”印

圍繞“周本”《董美人》所創作的詞作實際上有127首，涉及67人，吳湖帆最終選定、裝入“周本”冊后的則是123首，真堪稱洋洋大觀，也是鑒藏史上的奇跡。由此，吳湖帆的才情和人脈關系，可見一斑。不過，隨著傳統詩詞的落幕，這種風雅已經難以為續了。因此可以說，吳湖帆代表了上世紀金石書畫鑒藏圈中最高水準，同時也是最高級的一位“玩家”。

《董美人墓志》（以下簡稱《董美人》）由于拓本稀少，殊為難得。吳湖帆（1894—1968）一生與“董美人”頗有夙緣，先后入藏過徐紫珊初拓本，后贈周煉霞（以下簡稱“周本”），陸樹彰舊藏本，后贈潘景鄭（以下簡稱“潘本”），以及整紙本《董美人》一種。其間頗多掌故可征。

“周本”是吳湖帆所藏《董美人》中的白眉，剪裱本。此冊吳湖帆于1927年五月得于“滬上”，具體來源不詳，與其妻潘氏家族無關。吳氏因為家中有祖傳金冬心舊藏《常丑奴墓志》拓本，一直在為它尋找合適的“伴侶”，終于得償斯愿。他認為這是徐渭仁寒木春華館初拓本，故自署云：“隋美人董氏墓志。徐隋軒初拓精本。四歐堂寶籍。”并先后評云：“《董美人》世傳覆本不一，往往肥瘦失度，咸入滯相，視此原石自具豐韻，絕無凡骨，是隋刻中無上上乘品 也。”（《吳 湖 帆 年 譜》，頁059）“不失肥不兼瘦，修短合度，恰合美人身分，此原石第一精拓，方許傳其精妙。”（同上）“淡墨籠紗，真如蟬翼，且鋒棱畢現，自是石墨上乘。”（《吳湖帆年譜》，頁060）對于此冊的入手，吳氏自是欣喜萬分，不但將其與《常丑奴墓志》配對，合裝為一函，題曰“既丑且美”，同時又“鐫此小印為押”。需要指出一點，很多人都認為該印為陳巨來所刻，但從風格上來看應是吳湖帆自鐫。如果是陳氏所刻，吳氏在題跋中應該會有所交代，他一般不會掠人之美。而且此印風格近于黃牧甫，與陳氏一貫的風格也大不相同。自此以后的30多年時間中，吳湖帆先后征集同時代的詞人題詞60馀家，并一一唱和。

“寶董室”原是吳湖帆外祖父沈韻初的齋號，源于其家藏董元《夏山圖》《溪山行旅圖》。沈氏因此還請“西泠八家”之一的錢松刻了“寶董室”之印。沈韻初去世后，《夏山圖》也輾轉流出沈家，到了其孫沈湘之時，僅存一印。1918年十月，由于和家藏名不副實，而恰好此時吳湖帆得到了董其昌《戲鴻堂法書》十卷，于是沈湘之就將此印轉贈給了吳湖帆。從此，吳氏多了“寶董室”這一齋號。詳見“周本”《董美人》吳湖帆題跋：先外祖韻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圖》卷及《溪山行旅圖》軸，遂以“寶董”名其室，仁和錢叔蓋（松）為之制印。歲戊午（1918），余得董文敏臨摹魏晉唐宋元書真跡十卷，表兄沈君湘之因二圖已歸他姓，即以“寶董”小印貽余，距錢氏刻此印在己未（1859），適六十年矣。昔之所寶北苑者，易寶香光矣。丁卯（1927）又得此志，不啻與“董”有前緣云。湖帆又識。（轉引自《吳湖帆年譜》，頁060）這里所謂的“董文敏臨摹魏晉唐宋元書真跡十卷”，是指董其昌摹刻的《戲鴻堂法書》十卷，原為常熟翁氏（翁同龢家族）舊藏。對于該冊，吳梅見后也激賞有加，認為是“希世寶也”，并于“每卷題小詞二首，效青門題畫體”［《吳梅全集》（作品卷），頁163—166］。甚為有趣的是，這段因緣竟然成為吳氏愛好詞曲的開端。吳湖帆雖然以“寶董室”名其齋，但實際上與其外祖父沈氏的“寶董室”所指的“董”而言，已是物是人非了，即“昔之所寶北苑（董元）者，易寶香光（董其昌）矣”。而1927年五月，“周本”《董美人》的入藏，又讓“寶董室”增添了另一層含義，即“董”在董其昌之外，又兼指董美人。1929年三月初六，吳湖帆又將董其昌《畫禪室小景圖冊》收入囊中。對于此冊，他極為寶愛，先后題跋累累，其中也有涉及“寶董室”,與前面所題均大同小異，這里不作贅引。實際上，吳湖帆一生所收藏過的董其昌書畫數量不少，據《吳氏書畫錄》所載有15種（《吳湖帆文稿》，頁443），而據凌利中先生統計，吳氏收藏、題跋過的董其昌書畫有近30種之多（《吳湖帆的手與眼》，頁084—085）。由此可見，其齋號“寶董室”，相對其外祖而言，雖然所指不同，但也足以名副其實。民國年間，沈氏所藏的《夏山圖》輾轉被龐元濟藏入其虛齋之中，雖然吳湖帆無緣將之收入囊中，以還原其外祖父“寶董室”本來面目，但是于梅景書屋中所收藏的董美人、董其昌而言，也是無愧于這個齋號的。更何況對于吳氏而言，在此鑒藏過程中所蘊含的種種樂趣，實際上要遠遠大于藏品的本身。

“周本”《董美人》入藏梅景書屋之后，吳湖帆并沒有馬上將其與《常丑奴墓志》合裝在一起，而是要到1932年夏，吳湖帆才將《董美人》《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貴》《元智姬夫人》一起“共裝四冊題之”。根據佘彥焱整理的《梅景書屋題跋記》（《歷史文獻》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可知，《元仁宗》是指 《隋東宮右親衛元仁宗墓志》，也是沈韻初舊藏，《惠云》是指《隋慧日道場惠云法師》，是諸城劉氏（劉墉家族）拓本，《陶貴》是指《隋士行參軍張通妻陶貴墓志》，為出土最初精拓本，這三種都為一冊；《元智姬夫人》是指《初拓足本隋太仆卿元公暨姬夫人墓志》，是沈雪廬（塘）舊藏，單獨裝為一冊，再加上《常丑奴墓志》和《董美人墓志》，剛好符合“四冊”之數。顯然是因為這六種都是隋碑拓本，因此吳湖帆才將其進行配套裝裱，這符合吳氏書畫碑帖裝裱的一貫作風。

1933年3月22日，蔣榖孫來梅景書屋，吳氏請其題“《元仁宗》《董美人》墓志觀款”（《丑簃日記》，1933年3月22日條下）。這里所指的《董美人》是指與《元仁宗》等四冊之一的“周本”，而不是“潘本”。“潘本”的觀款是蔣祖詒在“己巳（1929年）冬日”所題，而且此本已于1932年秋贈給了潘景鄭。1934年夏，張大千為吳湖帆作《美人圖》，后來吳氏將其作為董美人造像，裝入“周本”《董美人》前：

甲 戌（1934）之 夏，張 大 千兄旅居北京頤和園中，約余北游，即攜此《董美人志》與《七姬志》孤本隨行笈。一日同飯于御園中，即席作此小景冊相贈。余遂裝冊前，以為董美人也可。吳湖帆記。戊寅（1938）春日補識。（《吳湖帆年譜》，頁060）

此條可補《張大千年譜》之闕。按是年，張大千寓居頤和園聽鸝館。查《丑簃日記》，吳湖帆是這一年七月到北平的，可惜吳氏因“夏日狂熱，多未記”，不然可以留下更多藝林掌故。不過在王季遷舊藏《吳湖帆仿元八家山水合璧卷》中，我們仍能看到一些相關信息：“甲戌七月，偕季遷硯弟往故都，攜此雙卷，乞心畬、叔明王孫昆季題字，皆誤題余款，歸為季遷識之。”“七月杪，余應大千道兄、恭甫如弟函約，游北平，為正社開畫會，季遷弟攜此二卷偕行，余乞心畬、叔明昆季為之題，竟忘為季遷物矣。九月辰重陽夜讀罷，識之。”（王季遷舊藏《吳湖帆仿元八家山水合璧卷》，見寶瑞盈拍賣圖錄）由此可知吳湖帆這次北平之行，是張大千和彭恭甫合約，為“正社”開畫會，并先后與溥儒（心畬）、溥僡（叔明）等舊雨會面。此次“正社”畫展，是從9月9日至22日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共組織社員作品200余件，影響極大。畫展舉辦后，吳氏返回上海，此行前后一月有馀。

1937年2月17日，陳巨來到梅景書屋，吳湖帆又拿出“周本”《董美人》來欣賞，并請陳氏題觀款一行：“自丁卯迄今，十年以來獲觀不下數十次，丁丑正月巨來陳斝又觀，因識。”吳湖帆在《日記》中說：“如此題觀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與帖無關者所能辦也。”的確如是，60家題詞中好多還是陳巨來幫忙“代求”的。所以吳氏有此一說。是年四月，潘靜淑請王季遷夫人鄭元素“摹宋人紈扇圖”（《吳湖帆年譜》，頁060）。1938年，吳湖帆又將該冊進行重裝，把張大千、鄭元素所繪之作裝入冊中，其中張大千《美人圖》置于冊前，并寫了上述題記。

1961年春，因政治形勢和身體欠佳之故，吳湖帆的收藏興致大約也殘存不多。開始陸續將平生收藏散出，此冊《董美人》即轉贈給了素有紅顏知己之稱的“螺弟”，即大名鼎鼎的周煉霞：

余得此《志》后已題詞五十家，繼并女史四家，展為六十家。初和作四十六首，后陸續足成十首，旋得中風病，不能細楷。索螺川補書十首，續和之女史詞二首，由螺川任之。螺川愛此志，物歸所好，緣償斯愿。辛丑（1961）之春，吳倩病起識。（《吳湖帆年譜》，頁060）

吳湖帆將“董美人”贈與“周美人”，我想其中是有深意的。從跋中可知，吳氏先是征集了50家詞人題詞，后來又征集了“女史四家”，這樣他又決定擴展到60家，但實際上收到的題詞卻有64家。另外四家就是下面所提到的彈民學、董壽慈、潘承謀、顧煒昌。收到諸家題詞后，先是吳湖帆和了46首，潘靜淑和了兩首。這些大約都是1931年前的事。后來由于戰爭及潘靜淑去世等原因，吳氏興致漸淡，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約在1960年中風之前，吳氏又和了十首，并倩周煉霞補錄在原玉旁。同時潘靜淑未能和完的另外兩首女史詞，也由周氏續之。潘氏生前所和兩首分別是《踏莎行·董美人墓志》和《點絳唇·同上》，見《佞宋詞痕》卷后所附《綠草詞》。除了夾在“潘本”中的四家之外，其馀60家詞人原玉及吳、潘、周三人和詞，均被裝裱在“周本”之后，形成厚厚一巨冊，蔚為壯觀。因此，約在1960年前后，該冊有可能進行過一次裝裱，將這些題詞裝入其后。

關于吳、周二人之間的韻事，近年來劉聰先生勾稽甚多，這里不作展開。另據劉聰先生賜示，這次題跋很有可能是吳湖帆筆下最后一次涉及周氏。從1952年開始相交至此，吳、周二人的緣分也許即將告一段落，這冊《董美人》也成為這段情感歷程劃上句號的見證。從1927年入藏，到1961年轉贈周煉霞，此冊在吳湖帆齋頭凡34年，自是他的銘心之物。最后此冊又如何被上海博物館收藏，其中想必也有故事可以掇拾，可惜囿于材料，不能詳及。據徐云《丹青優雅——我的祖母周煉霞》一書中提到，“文革”中周煉霞被認為是 “反動文人”，扣上“封修資”的帽子，并說她是“鴛鴦蝴蝶派”，以致被人用皮帶打傷失明，家中之物也被抄走。此冊《董美人》想必也在其中。

關 于“潘本”《董美人》，仲威先生已多次撰文提及。關于此冊的入藏時間不詳，應該在1927年之前。因為該冊中題跋時間最早的是1927年六月，這是其入藏時間的下限。1932年，吳氏在題“周本”《董美人》中曾提到他的三件《董美人》，他是這么說的：

余舊藏《常丑奴志》，頗欲覓此志為丑美伴侶，十年來搜羅之勤，所得三本：一即此冊，淡墨籠紗，真如蟬翼，且鋒棱畢現，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濃墨拓，嘉興陸氏鬲鼎樓舊物；一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為可貴。（《吳湖帆年譜》，頁059）也就是說從1922年至1932年的十年間，吳氏前后共入藏三種《董美人》，其中“周本”得于1927年五月。吳氏既然將時間從1922年算起，說明是年開始他就有《董美人》入藏了，因此不是“潘本”，就是”整紙本“。從“潘本”的題跋集中在1927年六月至1929年冬月之間的情況來看，“潘本”很有可能也是得于1927年。如果該假設成立，那么在1922年入藏的應是“整紙本”。由于未能得到與家藏《常丑奴墓志》相配的銘品，吳氏一直在尋尋覓覓，終于在五年之后如愿以償。吳氏題跋中提到，在1932年前所得到的“周本”“陸氏鬲鼎樓舊藏本”和“整紙本”這三種《董美人》，與目前存世的吳湖帆三種《董美人》，即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周本”“整紙本”和現藏上海圖書館的“潘本”進行梳理，所謂“潘本”實際上就是“陸氏鬲鼎樓舊藏本”。此冊原為陸樹彰舊藏，內有陸氏“歸安陸樹彰季寅父收藏金石書畫之記”一印可以為證。陸樹彰是陸心源之子，而“鬲鼎樓”，是陸心源的齋號。父子相傳，應是同為一種。不過這里吳氏卻將“吳興”誤作為“嘉興”了。

此冊冊首有吳郁生的題署，其后有1927年秋馮超然所繪《美人香草圖》。接下去，還有趙叔孺“美人董氏志”的題署，吳湖帆的金粉題記。卷末還有吳氏題跋一段：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為上海陸耳山之子得于興平。旋歸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傳世絕尠。咸豐癸丑（1853）滬城之亂，徐氏遭陷，石亦毀去。至今片紙拓本珍如星鳳矣。隋志中以《常丑奴》為最難得，余藏金氏冬心齋舊本，久欲得此為侶，十馀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無量，遂鐫“既丑且美”小印為押。丁卯（1927）六月養疴嵩山草堂題。吳湖帆。（《隋墓志名品》，頁021，上海書畫出版社）這段題跋是在得到“周本”以后所作，因此其內容與“周本”題跋似曾相識。1932年秋，吳湖帆將此冊“奉景鄭兄覽賞”。景鄭，即潘靜淑的內侄潘景鄭。

相對“周本”而言，“潘本”顯然要稍遜一籌,但也不失為佳拓。卷中有王同愈（1927年八月）、趙尊岳、陳承修（1927年冬日）、翁長芬（1928年正月）、陳文龍、張士彤（1928年二月）、馮幵、陳巨來（1928年正月）、張鐘來（1928年十月）、蔣祖詒（1929年冬日）等人的觀款。冊中還夾有彈民學、董壽慈、潘承謀、顧煒昌應吳湖帆之請，題《董美人》的詞稿四葉。這四家題詞未被裝入“周本”《董美人》冊后，其原因不詳。也許是交稿較晚，未能來得及裱入冊內。當然，也不能排除吳氏將他們剔除在60家之外的可能。而且除潘詞之外，其他三首均未錄入上海圖書館所藏《襲美集》鈔稿本內，當是遺珠。

在這里不妨再插一下發生在1927年冬和1928年冬，吳湖帆和陳承修就《董美人》和《常丑奴墓志》“各易題字”之事，詳見吳湖帆在陳承修所藏《董美人》（現藏上海圖書公司）中的題跋：

丁卯之冬，淮生道兄攜示《隋常丑奴墓志》，與余藏冬心齋本相校勘，賞析竟日，各易題字，以識石墨勝緣。余并示以《董美人志》，意亦欲共觀，而先生亦以此冊未攜為悵，蓋《丑奴》《美人》俱隋志中銘心絕品，僅有之本也。吾二人俱雙有之，豈非奇緣？戊辰（1928）冬日，訪先生于寓齋，因得飽眼福，并屬余錄鄭小坡題《西河》詞及余和詞于后。（轉引自陳麥青《碑帖鑒賞：故紙堆中檢出“天下第一〈董美人〉”》）陳氏是吳湖帆的金石之友，在吳氏所藏的碑帖中，很多都有陳氏的題跋，如“四歐堂”所藏四種“歐帖”。從題跋中可知，1927年冬，陳氏是攜《隋常丑奴墓志》來與吳氏家藏本進行校勘的，并“各易題字”。而陳氏所藏這冊《隋常丑奴墓志》，竟然也是吳湖帆外祖父沈韻初的舊藏。

這里需要糾正《吳湖帆年譜》中的一則疏漏。其1926年條下云：“五月，陳承修自延鴻閣主人愛新覺羅·溥倫處得《隋常丑奴墓志銘》冊，持示吳湖帆。是冊曾為吳湖帆外祖沈韻初、祖父吳大澂所藏，是時方歸吳湖帆所有。”（《吳湖帆年譜》，頁43）第一，陳氏藏本（沈韻初、溥倫遞藏本）與吳氏藏本（沈韻初、吳大澂遞藏本）不是同一本；第二，吳氏藏本為家藏本，與陳氏、溥倫均毫無關系；第三，陳、吳二氏互賞《隋常丑奴墓志》，并相互易題的時間是1927年冬月，而不是1926年五月。像這樣的錯誤，《吳湖帆年譜》中并不止一處。同時，吳氏還將家藏的兩種《董美人》也一并拿出來欣賞，并請陳氏題跋，其中“潘本”所題為“丁卯冬月，武進趙尊岳、閩縣陳承修同觀”（《隋墓志名品》，頁021），可見趙尊岳也在場同觀。至于“周本”，陳氏另有題詞一首。當時陳氏，“以此冊未攜為悵”。一年之后，即1928年冬月吳湖帆才在陳氏寓所，看到陳氏所藏《董美人》，并寫下如上題跋。陳氏也與吳氏一樣，與董美人、常丑奴有緣，雙“雙有之”，以致吳氏也不得不說“豈非奇緣”！同時陳麥青先生還指出，吳湖帆在此冊后所錄的唱和之作，可補《佞宋詞痕》之闕。其實這還是吳湖帆56首題詠、唱和《董美人》之外的另一首。

吳 湖帆將諸家《董美人》題詞及和詞匯成一冊，題名曰《襲美集》。其鈔稿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其前有吳氏小序，云：

丁卯之夏，獲上海徐氏寒木春華館所拓《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本，蟬翼籠紗，明光瑩潤，嘆為得未曾覯。前有嘉定錢紅稻（繹）署眉及二跋。曩余家傳有金氏冬心齋舊藏《隋滎澤令常丑奴墓志》，因合裝一函，題曰“既丑且美”，并征近人六十家題詞，一一和之，合一百廿首。為仿稼軒《秋水篇》括體例，制《哨遍》詞于卷前，又集宋人詞句調《金縷曲》于卷后，并題《洞仙歌》為殿尾。時余初習倚聲，本不足存，聊以自玩而已。并將原作錄入，名曰“襲美”正不獨有襲于“董美人”也。（轉引自梁穎《詞人吳湖帆》。《吳湖帆的手和眼》，頁227）錢繹，號紅稻村農，錢大昕之侄。由此可見“周本”《董美人》原為錢繹舊藏，冊中尚存有錢氏的“署眉”和跋。此冊與《常丑奴墓志》均為名人舊藏，難怪當年吳湖帆要欣喜若狂，將之配對、題詠，樂此不疲。由于題詞原玉吳湖帆準備裝入“周本”《董美人》冊后，因此《襲美集》稿本實際上是吳氏用來唱和諸家的底本，所以抄錄有時不免隨意，涂改的痕跡也較多。

前面已經提到，吳湖帆先后共收到64家詞人題詞，加上吳氏和詞56首，潘靜淑二首，周煉霞二首，這樣共計124首，再加上前后吳氏所作《哨遍》《金縷曲》《洞仙歌》等三首，圍繞這冊“周本”《董美人》所創作的詞作實際上應該是127首，涉及67人。吳湖帆最終選定、裝入“周本”冊后的則是123首，真堪稱洋洋大觀，也是鑒藏史上的奇跡，說它空前絕后也不為過。由此，吳湖帆的才情和人脈關系，可見一斑。不過，隨著傳統詩詞的落幕，這種風雅已經難以為續了。因此可以說，吳湖帆代表了上世紀金石書畫鑒藏圈中最高水準，同時也是最高級的一位“玩家”，他的謝世，實際上暗示了一個時代的落幕。在參與《董美人》題跋的60多人當中，能擁有《董美人》的也只是少數，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陳承修之外，僅吳梅、褚德彝（后轉售給陳景陶，現藏上海圖書館）、潘景鄭（吳湖帆轉贈）等數人而已。另外，翻檢《龍榆

（上接14版）生全集》，發現其題《董美人》的《虞美人》系于1964年下，由于“周本”《董美人》吳湖帆已于1961年轉贈周煉霞，因此很有可能是誤置。

對于吳湖帆當年是如何一一請人題詞的具體情況，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很難知其詳情。而且他的《日記》恰恰始于1931年，也沒有留下相關故事的可能。不過在王中秀編的《黃賓虹年譜長編》中，有一封當年黃氏寫給吳湖帆的信，剛好談到為“周本”《董美人》題詞之事，恰好可以稍稍彌補一下其中的遺憾：

湖帆先生鑒：頃自皖歸，途中成倚聲題《董美人志》，拙劣，希削正。如勉強可附驥尾，再行錄下冊中。示敦煌寫經卷值，商之前途，已允遵售。專此，只頌道綏。黃賓虹謹啟。十月廿五日。

玉勾斜外金鳧逝，銜出銷魂字妖嬈。何似金寶兒嬌，已是碧螢無焰照前朝。 洛神風韻簪花貌，筆陣歐、虞早。君家更有丑奴兒，莫誤東鄰處子效西施。調寄《虞美人》奉題湖帆先生藏《隋董美人志》。又《常丑奴志》亦精絕，故尾語及之。錄呈郢正。天都黃賓虹草。（《黃賓虹年譜》，頁241—242）

該信寫于1929年十月廿五日。黃賓虹不擅填詞，此作實是汪律代作，黃氏僅易數句而已。由此筆者不由想到，在這100多首詞作中，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代筆現象的存在？而且這批詞作，大多都沒有被收入作者的個人詞集，包括吳湖帆本人的和詞。如果有一天能夠將“周本”《董美人》和《襲美集》整理、影印出版，不但可以彌補諸家詞集之闕，同時也是一份很好的藝林掌故錄，必將嘉惠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