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70年，它是共和國的產物，伴隨著共和國一起成長。共和國的成立來之不易，它是數十年來革命斗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之果，因此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也就成為了剛剛誕生的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寫作資源。以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為題材的小說創作不僅開創了當代文學的輝煌，而且也為當代文學鋪上了一層明亮、沉著的底色。

紅色經典奠定基調

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夜所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就懷著勝利的喜悅對作家們發出號召，去寫給人民帶來勝利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他說：“這將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歷史上最有價值的藝術記載。”以1949年出版的《新兒女英雄傳》（孔厥、袁靜）和《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為標志，一批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相繼出版，如孫犁的《風云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馮德英的《苦菜花》、劉流的《烈火金剛》、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等。這些小說幾乎都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如《紅日》1957年初版就印了4.5萬冊，兩年間的發行數高達65萬冊；《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時就連續6次印刷，共印刷了39萬冊；《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計發行100多萬冊。這些作品后來被稱為“紅色經典”。紅色經典宣揚了革命歷史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張揚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和民族團結的中華民族精神。紅色經典實際上已為當代文學奠定了基調，它使得當代文學基本上沿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向前延伸，并以表達時代和人民心聲作為正道。

宏大敘事是紅色經典的基本敘事模式。被馮雪峰譽為“英雄史詩”的《保衛延安》（1954年出版）是第一部大規模正面描寫并謳歌人民戰爭的長篇小說。作品全景式地反映了1947年毛澤東、彭德懷領導的延安保衛戰，歌頌了廣大軍民浴血奮戰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畫面。作品在藝術上有其獨特的風格。首先，作家著力把英雄人物高尚、壯美的精神世界和對戰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強烈的激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且通過詩歌般的語言表現出來，它浸透著作家對戰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強烈的激情，它不是在空洞乏味地議論和矯揉造作地抒情，而是體現出一種哲理性與詩情的有機結合。195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紅日》是吳強的成名作，更是一部規模宏大、具有史詩意味的描寫革命戰爭歷史的長篇小說。小說以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最后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七十四師的史實為依據，以1947年漣水、萊蕪、孟良崮三個戰役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對一個軍隊由挫敗到勝利的戰斗歷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共和國初期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洋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這并非一種有意的安排，而是作家們發自內心的真誠表達。因為絕大多數作家都是從革命斗爭現場走過來的，自身的經歷使他們對革命有著深切的體驗，對于用血肉之軀創造新生活的戰士們懷有真誠的贊美、敬仰之情。寫《保衛延安》的杜鵬程，寫《鐵道游擊隊》的劉知俠，寫《紅日》的吳強，都沐浴過戰爭硝煙。杜鵬程作為新華社記者，跟隨西北野戰軍的一支部隊，轉戰于陜北，參加了許多次戰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吳強在部隊長期從事宣傳領導工作，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戰役。寫《林海雪原》的曲波就曾是一支小分隊的指揮員，在東北深山密林里進行過艱難的剿匪戰斗。羅廣斌和楊益言都是作為革命者被抓進國民黨監獄，是監獄斗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將共和國早期的一批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稱之為“紅色經典”是有道理的。這不僅寓意著革命的本質，而且還因為這些作品浸透了作家們內心的真誠和熱血。后來有些作品的紅色基調不那么鮮明了，這既與作家的思想跟不上時代發展有關，也與作家缺乏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有關。

主題開掘剛柔相濟

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作為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的基本主題，充滿了陽剛和高昂的氣勢。但如果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將其作為共同追求的主題，放棄對革命歷史價值的多方位開發，便會帶來概念化和審美風格固化的問題。因此，上世紀50年代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偏重于強調革命最終勝利的意義，而對個體生命價值本身的關注不夠。有些作家注意到這個問題，并針對這一問題進行補救，他們在主題開掘上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柔”，做到剛柔相濟。這主要體現在對人性和詩意的書寫上。

孫犁是最早嘗試“使革命文學藝術化、人性化”的作家，他透過戰爭風云，去“發現那些在日常倫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視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他的《風云初記》反映抗日戰爭初期，共產黨在滹沱河兩岸組織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曲折歷程，但孫犁不把筆墨放在正面描寫戰爭上，而是寫戰爭如何激發了一群普通男女的激情。孫犁特別擅長描寫農村的青年女性，深入她們豐富、復雜的感情世界。茹志鵑的《百合花》發表于1958年，作者用抒情的筆法，抒發了同志間的真摯友誼和異性間朦朧的愛戀，通過女文工團團員和新媳婦共同懷念通訊員小戰士的內心活動，寫出了“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茹志鵑巧妙地處理了大與小、剛與柔之間的辯證關系。《百合花》看似寫日常小事，但小事來自于戰爭這樣的大事，小說的一動一靜都是由大事所引起的。《百合花》看似著筆于人情人性之柔，但柔的背后是景仰英雄精神之剛。它通過戰爭語境下人的生存情態與情感波折的展示，來表達作者對愛的理解、對人性美、人情美的追求。這種柔性的藝術色調在當時革命歷史敘事中整齊的陽剛大合唱中顯得格外新鮮。上世紀50年代在柔性上進行主題開掘的代表性作品還有歐陽山的《三家巷》。這是一部反映廣州大革命時代歷史圖景的作品，表現了工人階級成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必然歷史過程的重要主題，雖然仍是宏大敘事的結構，但作者總是壓抑不住地要去揭示人性的復雜性。

新時期以后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成果，革命歷史敘事在主題開掘上呈現出多種思路。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對“剛”的政治單一化理解，在“剛”中加入新的金屬質地。如周梅森的《軍歌》《國殤》、莫言的《紅高粱》系列等等，均是注重對民間英雄觀和倫理觀的價值開發，夯實了革命歷史的人民性基礎。另一方面，主題開掘在剛柔相濟上越來越完美。如朱秀海的《音樂會》、鄧一光的《我是太陽》和《我是我的神》、艾偉的《風和日麗》、都梁的《亮劍》、鐵凝的《笨花》、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李亞的《流芳記》等等，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歷史題材在主題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革命歷史敘事中的去政治化傾向，賦予作品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主題開掘的剛柔相濟，在鐵凝的《笨花》上表現特別突出。這部小說是通過家族史和鄉村史去反映20世紀中國革命的風云變幻，關涉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最深刻的變革和中華民族最深重的災難，而如此宏大的主題，鐵凝是通過華北平原一個山村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來的。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的交相輝映，就像書名“笨花”所寓意的是笨重與輕柔的組合。鐵凝認識到剛與柔、大與小之間的辯證關系，她寫的是鄉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她從日常生活的細節里看到的是“這群中國人的生活，他們不敗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類，世俗煙火中的精神空間，閉塞環境里開闊的智慧和教養，一些積極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勞作和過日子當中，面對那個紛繁、復雜的年代的種種艱難選擇，這群人最終保持了自己的尊嚴和內心的道德秩序”。

在《笨花》中能看到宏大敘述和日常生活敘述這兩種敘述的融合。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形成的兩大敘述類型，在當代文學階段，宏大敘述成為主流，而日常生活敘述曾處于極度壓抑的處境之中。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常生活敘述逐漸正常化和普及化，而與宏大敘述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也為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在主題上的剛柔相濟提供了敘述上的充分條件。

藝術形式古為今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二十年間，人們對于革命歷史的認識處在相對比較固定的層面，這也就決定了當時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創作在思想主題上的相對一致性，革命作為“大我”的存在似乎也讓作家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對于革命歷史的主題預設，因此他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體的創新上，希望通過更有效的敘述方式達到吸引更多讀者的目的，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借鑒了中國傳統小說中英雄傳奇的表達形式。英雄傳奇是傳統小說中很重要的一個類型，其淵源可以上溯到漢代以后的志怪小說。這類小說在明代得到興盛的發展，如被稱為古代小說的四大名著中就有兩部屬于英雄傳奇。當代文學最初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創作在人物塑造、藝術結構、敘述風格乃至主題的處理方式等諸多方面都充分借鑒了古代英雄傳奇這一小說類型，逐漸形成了一種適合反映革命斗爭和革命戰爭的革命英雄傳奇的小說類型。由于英雄傳奇的審美特征與中國民眾欣賞習慣的密切契合，這些帶有英雄傳奇特征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也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林海雪原》是革命英雄傳奇小說的代表作。《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首先就在于作者曲波是把革命戰爭的傳奇性作為一種美學追求來構思小說的，因而極大提高了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的藝術品位。小說以孤膽英雄楊子榮化裝成土匪，深入匪巢，“突破險中險，歷經難上難，發揮智上智，戰勝魔中魔”，全殲匪徒的故事為中心線索，集中寫了三次戰斗：奇襲奶頭山、智取威虎山、火燒大鍋盔。作者吸收了古典章回體小說的結構方式，采用單線發展、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結構方式，使作品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作者所追求的題材新穎奇特、故事情節傳奇驚險、環境設置神秘奇異等等特色，使作品具有了無法比擬的傳奇色彩和浪漫主義特色。比較典型的革命英雄傳奇小說還有《新兒女英雄傳》《紅旗譜》《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革命英雄傳奇這一小說類型也成為當代文學最成熟的一類，因而使其具有一種抗干擾的能力，在以后政治動蕩相當激烈的時期，許多文學樣式在政治的極端干擾下變得面目全非，唯有革命英雄傳奇基本保持一定的藝術水平，并有所作為。如“文革”期間出版的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楊佩謹的《劍》、郭澄清的《大刀記》等。上世紀90年代以后大眾文化迅猛發展，對嚴肅文學帶來沖擊，革命英雄傳奇因其貼近大眾審美習慣而再次披掛上陣，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開》《高地》、石鐘山的《軍歌嘹亮》《中國血》《男人的天堂》、都梁的《亮劍》等都帶有鮮明的英雄傳奇特征，共同以洪鐘大呂的文學之聲與當時流行的風花雪月、淺吟低唱的文學相抗衡。

革命英雄傳奇有兩大要素，一是革命英雄斗爭歷史，一是傳奇。中國具有崇尚歷史的傳統，甚至就把文學認同為史的演義，因此任何一段歷史在作家眼里都是豐富的文學材料。革命勝利之后，革命斗爭歷史理所當然地成為文學的首選，但作為首選并不能保證產出的文學作品能像這段歷史一樣輝煌。所幸的是，作家們找到了英雄傳奇這種傳統文學樣式，這是一種經過千錘百煉的藝術形式，具有鮮明的民族和民間特色，為表現中國革命斗爭提供了很好的藝術平臺，因此，革命英雄傳奇小說從一開始就具有較高的藝術質量，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徐貴祥是新世紀以來成功運用革命英雄傳奇的代表性作家，但他能夠將現代小說敘述與革命英雄傳奇模式糅為一體，完全跳出了過去的窠臼。

精神富礦價值連城

新世紀之后，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創作進入第二個豐收期。中國革命斗爭和革命戰爭史是一座價值連城的精神富礦，作家們越來越重視對這座富礦的開采。第二個豐收期尤其體現在對其精神價值的多方位挖掘上，作家們對革命歷史的敘述不再是滿足于歷史本身所具備的宏大主題，而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認識歷史，從而使其主題既宏大又豐沛。

其一，作家不是單純地從政治層面，而是擴展到從人文和人性的層面去書寫革命歷史中的精神資源。鄧一光對父輩的英雄主義精神深為敬仰，《我是太陽》創作于社會上普遍流行犬儒主義的90年代，作者卻勇敢地攙扶起被打倒的父輩，證明父輩身上的英雄主義精神如同太陽一樣，即使落下去了，第二天照樣升起。后來他又寫了《我是我的神》，通過一個革命英雄的家庭史，揭示出這樣一個真理：英雄主義精神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顯現。陶純在《浪漫滄桑》中塑造了一個特別的女性李蘭貞，她竟然是為了追求浪漫愛情而投身革命。陶純在這個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這樣一層意思：愛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無關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燒。嚴歌苓創作了一批以革命歷史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等，作為一名定居海外的華裔作家，將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對話帶入革命歷史敘事中。

其二，作家能夠以綜合思維和辯證思維來認識革命歷史和戰爭的復雜性，克服了過去固定的二元對立創作思維的局限，因此在書寫革命歷史時已經不滿足于簡單地從正義和非正義的角度來確定小說的主題，而是在正義歷史觀的敘述中展開，從人性、情感、生命意志等諸多方面講述和詮釋歷史和戰爭。《英雄無語》中“我”對父輩的審視，《音樂會》中音樂精神與戰爭精神的交織，《楚河漢界》中戰爭歷史與軍營現實的重疊，《歷史的天空》中軍人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的磨煉，它們各自從不同角度去表現革命與個人命運的關系，由過去僅僅關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而側重于關注中國革命的精神意義。《重慶之眼》寫的是重慶大轟炸，但范穩并沒有簡單地將其寫成一部揭露和控訴侵略罪行的小說，也沒有簡單地書寫重慶大轟炸來表達愛國主義之情。而是通過重慶大轟炸以及對后人的影響，來反思戰爭與和平之間、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復雜而又辯證的關系。這樣的構思表現出作者范穩國際化的視野和現代性的思想高度。

其三，對暴力美學進行必要的反省，讓革命歷史和戰爭在和平年代得到更合適的表現。應該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當代文學是以革命暴力為靈魂來敘述歷史的。這種敘述不僅決定了文學結構基本上由革命暴力搭建成，而且對革命暴力加以道德化、審美化，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暴力美學。暴力美學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能強化英雄主義，另一方面它又在價值觀上具有曖昧性，因此對其進行必要的反省是現代文明的結果。《圣天門口》可以說是劉醒龍為了質疑暴力的歷史合法性而寫作的，因此他在這部小說中鮮明地貫穿著反對暴力的主題。小說以大別山區的天門口鎮為舞臺，上演了一出展現20世紀中國歷史風云的正劇，而在這場歷史正劇里，有一種聲音不能忽略，這就是呼喚和平的聲音。海飛的《回家》講述的是鄞州抗日根據地的故事，小說寫殘酷的戰爭卻用了一個非常溫馨的標題。海飛是要告訴人們，戰火燒到了跟前，他們不得不投入戰斗，但戰斗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回家。回家是一個非常動人的和平主題，這一主題開拓了抗日戰爭敘事的視野。

其四，在面對革命和戰爭的殘酷性時更要呼喚美與文明。關于這一點，不妨以90歲高齡的老作家徐懷中的新作《牽風記》為例。徐懷中在談到這部小說的創作初衷時說：“我們的戰爭文學，當然要寫金戈鐵馬，要寫血與火的考驗，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淪為套路。軍事文學寫英雄豪情，也寫人之常情，還要寫在特殊環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現。不光是反映炮火連天，硝煙紛飛，普通基層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軍人的堅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純和脆弱，都可以寫。”徐懷中的話代表了眾多作家的心聲。《牽風記》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主要講述了三個人物和一匹馬的故事。小說寫了戰爭中的美，美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夠超越戰爭，也能夠化解戰爭中的殘酷。青年女學生汪可逾就是美的天使，特別是她攜帶著一把古琴出場，更深化了美的內涵。她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成為了齊競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員，她悄悄地以美影響著軍隊，也彰顯了人性之美好。不言而喻，戰爭毀滅了美好，但是《牽風記》提醒人們，毀滅美好的不只是戰爭。戰爭和敵人毀壞了汪可逾的身體，而曾是革命戰友和戀人的齊競卻摧毀了她的精神，重創了她的內心。像徐懷中這樣把美引向戰爭中是需要膽量和見識的。

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創作在新中國70年的歷史進程中有起有落，但它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力量。如果說當代文學70年是一曲恢弘的交響樂，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就是其中的“洪鐘大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