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于1949年7月24日，茅盾為主席。從那一刻起，至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盾的后半生是與中國作協風雨同舟、休戚與共的。如果說，中國作家協會在漫長的風雨歲月中真有什么文學之魂的話，茅盾就是當之無愧的魂靈式人物。

一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會上的悼詞中，對1949年后茅盾的文學貢獻有兩段評價：“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從事文化事業和文學藝術的組織領導工作，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特別是一貫以極大的精力幫助青年文學工作者的成長，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全國解放前夕，他不顧艱險，間道來到北平，積極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籌備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他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作家協會的前身）主席。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長，并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政協第四屆、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幾十年來，他勤勤懇懇，殫思竭慮，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國人民的進步文化事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獻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經受了十年浩劫的嚴重考驗，始終與黨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后，對黨的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擁護。他在最后幾年里不顧衰病，努力寫作回憶錄，雖然沒有全部完成，仍然為現代我國文學史和政治社會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寶貴的史料。可以說，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始終沒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筆為人民服務。”這些評價涉及茅盾先生與中國作協工作相關的，至少有四方面內容：一是文學組織、領導工作，二是文學評論，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學回憶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茅盾54歲。他擔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至1965年底）。盡管毛澤東、周恩來曾跟他談話，說只是掛掛名，在這兩個部門會給他配備得力的助手，可以讓他免于事務性工作之勞，但事實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動和國務活動，還得由茅盾親自出場。所以，公務接待和會議占據了茅盾的大量時間，加上體弱多病，讓他多次萌生要辭去文化部長等職務的念頭。

茅盾文集

茅盾家人在紀念茅盾的文章中說，新中國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邊清凈處購買住宅，以便安心寫作，這是他當時的想法。動蕩生活了半輩子，社會安定了，希望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這一想法未免有點理想化了。像茅盾這樣享有巨大社會聲譽的知名人士，并且跟中共有長期淵源關系的文壇領袖，中央政府怎么會隨隨便便放置在一邊呢？像第一次文代會籌備之初，《文藝報》的試刊工作是茅盾親自負責進行的。當事人的回憶文章，都有明確的記錄。后來《文藝報》成為中國作協的機關報，從上世紀50年代《文藝報》發表的文章和座談會紀要情況看，茅盾始終是重要作者和重大活動的參與者。丁玲作為茅盾的學生，始終對茅盾懷有深厚的師生感情。在回憶文章中丁玲寫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學生，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學，都是聽他講授文學課的。后來我從事文學事業，雖不是他的影響，但他卻在諄諄課讀之中培養了我對文學的興趣。1932年至1933年，我們在‘左聯’同事，我做過一個時期‘左聯’書記和‘左聯’黨團書記。1949年至1953年，我們又在新中國的作家協會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當作老師，他的態度也始終是我的老師，我們相處非常融洽。”粉碎“四人幫”后，丁玲去看望茅盾，師生感情還是那么深厚，比較一下丁玲在書信和文章中對周揚的態度，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中國作協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對他的擁戴和理解。

作為新中國以來長期擔任文藝界領導的茅盾先生，承載著共和國文學的榮光，為繁榮文學傾盡心力。像《人民文學》創刊，他親自去找毛澤東主席，希望能夠題詞，毛澤東題詞“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毛澤東推薦郭沫若，認為郭沫若更為合適。

作為《人民文學》的第一任主編，茅盾積極團結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時間內成為國內文壇矚目的對象。刊物影響力上來了，但門檻并不人為地抬高，而是面向廣大的文學寫作者，尤其是對于基層的文學愛好者，茅盾積極扶植、認真培養。《人民文學》來稿中，有一些基層文學愛好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門外。只要作品有生活積累，有可取之處，茅盾就予以推薦發表。后來茅盾不擔任主編了，但一些重要的稿件，編輯部還是會找茅盾審稿，或征求他的意見。從《郭小川日記》《張天翼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參與稿件的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茅盾的意見具有說服力和權威性。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對楊沫《青春之歌》的評價。這部小說剛一出版，就招致讀者來信的嚴厲批評，《中國青年》《文藝報》等開辟專欄予以爭鳴，中國作協領導，包括何其芳等文藝界人士非常同情楊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綱上線的批評，最后請出茅盾來評價楊沫的《青春之歌》。茅盾的肯定意見具有說服力，平息了這一風波。

二

1949年后，茅盾不再創作小說，主要興趣轉向文學批評。曾有研究者統計，1949年到“文革”之前，茅盾撰寫的評論和理論文章總數超過100萬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讀偶記》《鼓吹集》《鼓吹續集》《關于歷史和歷史劇》《讀書雜記》《茅盾評論文集》《茅盾近作》。這龐大的批評文字，相當一部分是研讀作家作品的心得。這些評論文字，體現了茅盾對于青年作家作品的關注和關心。像他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不僅維護了一個作家作品的文學生命，而且也給人們確立起一種文學批評的風范。他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1960年短篇小說漫評》，依稀可以見出茅盾早年那種文學批評的敏銳痕跡。

茅盾

主要表現為，對最新小說創作態勢的準確把握。茅盾早年對《小說月報》發表的小說創作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曾在文學史上產生過積極影響，這種評論習慣在他晚年的評論中依然存在，譬如《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是對《人民文學》1958年6月號上的短篇小說的一個評論，通過對這些作家作品的評論，茅盾探討了當時小說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茅盾自己的審美趣味偏向寫實性強的作品，這也是當時創作理論鼓勵的一種寫作方式。但在這一創作風氣之下，真正有文學意味的作品并不是特別多。所以，清理脈絡也就是確立一種文學審美標準。在對具體作品的評價中，茅盾善于發現一些文學新人，譬如對茹志鵑、陸文夫作品的評論，就是發現新作家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評價茹志鵑的《百合花》，認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嚴謹、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于抒情詩的風味。”茹志鵑后來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說，“我從先生二千余字的評論上站立起來，勇氣百倍。站起來的還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我身邊的兒女。”對于陸文夫的小說，茅盾有過批評，但非常看重這位作家的才能。茅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記中，記有“下午讀陸文夫小說至此共閱陸作品（小說）二十篇（最近發表于《雨花》之《棋高一著》，刊去年四月號），作札記數萬字，凡此皆為應《文藝報》之請，寫一篇論文也。”茅盾對于這兩位青年作家的評論，至今依然還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顯示出評論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上世紀60年代中國作協的諸多活動中，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是中國作協領導對一個時期文學創作情況的意見交流和理論總結會議。茅盾在1979年8月30日給邵荃麟評論文集作序時，曾有一段文字涉及這次會議情況：“大連會議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連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會議地址決定在大連。我白天到會，聽大家發言，晚上我就沒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還有分組會，還要做總結，所以是日夜操勞。”“要不要描寫中間人物？我與荃麟同志的意見是一樣。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殺身大禍’。我不知道他曾因此與張春橋、姚文元發生爭論。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時一些紅衛兵幾次向我探詢：中間人物論是誰提出來的？我答以‘記不起來了’。他們還要問我有沒有記錄（指開會時我自己作的記錄），意欲查看。我答以‘沒有’。這也是實情，我向來不會當場自作記錄，因為手慢，記了這句，就掉了那句，還不如不記。”茅盾自己沒有記錄（茅盾日記中，對1962年7-8月間的大連會議情況，還是有記錄），但中國作協還是有記錄，后來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中的《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面就注明是根據大會記錄整理的。大連會議應該是一次氣氛非常輕松和諧的會議，茅盾、周揚、邵荃麟、侯金鏡、周立波、趙樹理、康濯、馬加等十多位與會者發表自己對當前創作問題的看法，發言之間，茅盾、周揚等都有插話。

茅盾與周揚（左）、郭沫若（右）

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中國文聯和各個協會的恢復工作慢慢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林默涵是負責人。茅盾作為中國作協主席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具有撥亂反正的標志性意義，茅盾為這次會議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藝報》工作過的劉錫誠先生，在《在文壇邊緣上》（修訂本）中，有一段記錄茅盾與第四次文代會的材料。他指出，在籌備大會期間，鑒于一些文學界的知名人物還沒有徹底平反、代表資格受限的情況，茅盾致信負責文聯恢復籌備工作的林默涵，反映情況。茅盾在信中說：

默涵同志：

您好！近來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會今春就要召開了，這次相隔廿年的會議，將是文藝界空前盛大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應是一次大團結的會議，一次心情舒暢的會議，一次非常生動活潑的會議，一次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會議，一次文藝界向二十一世紀躍進的會議！

我認為代表的產生，可以采取選舉的辦法，但也應輔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不漏掉一個，都能參加。這些同志中間，由于錯案、冤案、假案的桎捁，有的已經沉默了二十多年了！

由此我想到，應盡快為這些同志落實政策，使他們能以舒暢的心情來參加會議。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為文藝工作者落實政策上，動作緩慢。就以我的家鄉浙江而言，像黃源、陳學昭這樣的同志，五七年的錯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議是否可以向中組部反映，請他們催促各省市抓緊此事，能在文代會前解決；還可以文聯、作協的名義向各省市發出呼吁，請他們重視此事，早為這些老人落實政策！

請考慮是否有此必要？匆此即致

敬禮！

沈雁冰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胡耀邦十分重視茅盾的建議，批示中組部和文化部把各省市自治區分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找來開會，解決問題。正是因為有茅盾這樣的積極推動，才保證第四次文代會真正開成一個心情舒暢、繼往開來的團結的大會，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標志性會議。茅盾自己不顧年老體弱，親臨大會，致開幕詞，為廣大文學工作者鼓勁打氣，體現了一代文豪的文學情懷和理想抱負。

茅盾文學獎獎牌

四

作為作家，茅盾晚年文學寫作的重要工作是文學回憶錄的撰寫。據韋韜、陳小曼所著《父親茅盾的晚年》一書所記，茅盾回憶錄的準備工作，從1976年3月24日開始，采取口述錄音，再由家屬整理的辦法。但茅盾看完這些整理后不滿意。后來這項工作斷斷續續在進行。1978年春節前夕，茅盾在醫院正巧遇到胡喬木，胡喬木提到中央建議老同志撰寫革命回憶錄，在討論時，陳云特別提議請茅盾先生寫回憶錄。茅盾是參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活動的早期共產黨員。1921年中共成立時，茅盾和他弟弟沈澤民是成員之一。茅盾60年的文學生涯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胡喬木提議之后，林默涵也致函茅盾，催促他撰寫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干脆帶著出版社編輯來茅盾家拜訪，希望茅盾給予即將創刊的《新文學史料》以支持。茅盾答應予以支持。茅盾的兒子、媳婦給他做助手，查詢資料，茅盾自己撰寫回憶錄，這樣慢慢寫出了40多萬字的回憶錄。但因為身體原因，整個回憶錄只寫到1934年，沒有寫完茅盾就病逝了。一部分口述內容，后來出版回憶錄時，韋韜、陳小曼將口述材料整理后，補充了進去。茅盾的文學回憶錄內容豐富，文筆精彩，是值得閱讀的歷史材料。尤其是關于早期在上海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活動，為我們生動揭示了現代政治與現代文學相互驅動的密切關系。

茅盾是與魯迅、郭沫若齊名的現代文壇領袖，20世紀中國文學的坎坷經歷，遺留在他們身上，形成了獨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茅盾在他生命的最后，還懷有濃厚的政治情結和文學情懷。在自知病將不起的情況下，1981年3月14日，他請兒子韋韜筆錄，口述了致黨中央的信件：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

他口述的第二封信，是給他自己創建的中國作協的同事們：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

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禮！

茅盾先生的最后囑托，一是政治生命；二是文學事業。他留給中國作協的最重要遺產，是茅盾文學獎。從1982年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到2019年即將開始的第十屆評獎，茅盾文學獎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最矚目的國家獎項，也是中國作協最重要的工作。可以想見，茅盾的名字將與中國作協的工作融匯在一起，每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隨著時間的積累，影響會越來越大，也會讓一代又一代文學家們緬懷茅盾的功德，追隨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