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61年的長篇小說《紅巖》，迄今發行已超過1000萬冊，堪稱中國當代發行量最大的革命歷史小說。它講述1948年至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重慶“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里，身陷囹圄的共產黨人與窮途末路的敵人展開殊死搏斗的故事。小說成功塑造了許云峰、江姐、華子良、成崗、齊曉軒等共產黨員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江姐，經由電影、歌劇等藝術形式的改編和再創作，成為獨具華彩的女英雄形象，流芳后世。《紅巖》中的英雄烈士以頑強不屈的行為展現堅定的革命意志，他們用生命詮釋“紅巖精神”，詮釋何為信仰與忠誠，至今仍具有無窮的感召力。

重慶歌樂山紅巖魂廣場烈士群雕

發表在《紅旗飄飄》上的紀實文學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紅巖故事第一次以回憶錄的方式與全國讀者見面

1961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在經過了三年多時間的精心打磨之后，隆重推出了署名羅廣斌、楊益言的長篇小說《紅巖》。當時，無論是該書的作者、編輯、幫助修改書稿的作家，還是為該書的寫作和出版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各級黨委政府部門，都沒有意識到，《紅巖》將成為中國當代發行量最大的革命歷史小說。《紅巖》中的革命故事早已成為幾代人難以抹去的記憶。

《紅巖》的寫作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稱作個人回憶寫作階段，包括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回憶文章和宣講提綱，以及他們對渣滓洞、白公館大屠殺其他幸存者的回憶文章的整理。其中較有代表性且與長篇小說《紅巖》有較為密切關系的，有羅廣斌、劉德彬等在1950年1月編印的《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以及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三人編寫的《圣潔的血花》。根據學者錢振文的研究，最早對重慶解放前夕發生在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大屠殺事件進行個人回憶性書寫的，是大屠殺幸存者任可風的《血的實錄——記11.27瓷器口大屠殺》（原載1949年12月6日重慶《大公報》第4版）、鐘林的《我從渣滓洞逃了出來》（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重慶《國民公報》連載），以及楊祖之（楊益言）的《我從集中營出來——瓷器口集中營生活回憶》（1949年12月5日至12月16日重慶《國民公報》連載）等。這些回憶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敘述故事，是相當典型的個人記憶表達。

《紅巖》作者之一楊益言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修改書稿

后來，當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受組織的委派和出版單位的邀請，編寫有關渣滓洞、白公館大屠殺回憶材料，對寫作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說進入了寫作的第二個階段，或者可以稱作國家記憶紀實文學階段，具有了較為自覺的國家立場的追求。因此，紅巖故事在第二個階段的寫作雖然在“紀實”這個基本特點上與此前的個人記憶寫作保持了一致性，但在寫作方式和寫作效果等方面與前一個階段有了明顯的區別。

這里需要簡要提及催生長篇小說《紅巖》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是一家隸屬于共青團中央的出版機構，自成立伊始，不僅能夠很好地把握國家的出版方針，而且擁有一批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專業眼光的編輯，出版了《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等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當代文學標志性作品。中國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向紅巖故事作者約稿是在1957年4月。1956年夏天，中國青年出版社為了編輯對青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讀物，在第二編輯室（即文學編輯室）里建立了傳記文學組，并創辦了一個新型刊物《紅旗飄飄》。據長篇小說《紅巖》初版本責任編輯張羽回憶：

創刊伊始，我們制訂了一個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憶錄或傳記名單，向四方征稿。當我們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時候，收到四川省長壽縣讀者趙山林的一封來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眾的意見：他們聽了羅廣斌同志介紹解放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血錄，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過寫小說的形式出版發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

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的紀實文學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紅巖故事第一次以回憶錄的方式與全國讀者見面

正是這封讀者來信，促成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向羅廣斌的第一次約稿。半年以后，他們收到由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位作者整理而成的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這就是1958年2月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上的紀實文學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記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死難的烈士們》。這也是紅巖故事第一次以回憶錄的方式與全國讀者見面。

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又將修改后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作為重點圖書出版了單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使紅巖故事在全國廣為傳播，并被改編成電影產生巨大影響，成為新中國紅色經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這也推動了紅巖故事從回憶錄向長篇小說的發展，紅巖故事的寫作也由此進入第三個階段即長篇小說創作階段。

重慶市委準許小說創作人員到公安部門查看絕密級敵特檔案，提審在押敵特人員，為小說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寶貴素材

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共重慶市委為小說《紅巖》的創作給予了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時任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組書記、社長兼總編輯的朱語今到四川組稿，專程到重慶會見了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肖澤寬。朱語今曾在南方局工作，對紅巖故事中許多人物的經歷都比較熟悉。他不僅在與肖澤寬會見時動情地建議重慶市委重視有關獄中斗爭的文學創作，宣傳先烈風骨精神，向青少年進行革命斗爭傳統教育，還專程到重慶長壽湖農場，與在那里勞動鍛煉的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見面，鼓勵他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寫好長篇小說《紅巖》。中國青年出版社兩任社長朱語今和邊春光都對《紅巖》的寫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多次約請作者進京改稿，召開作品研討會，為小說出版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支持。

重慶方面，肖澤寬本身是原川東地下黨老同志，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從事地下斗爭，既與朱語今熟悉，也熟悉獄中許多同志。因此，肖澤寬十分贊同朱語今關于寫獄中斗爭小說的建議，并且“當即向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和分管文藝的書記李唐彬報告了。任白戈、李唐彬也很高興，經過考慮，任白戈表示支持。任白戈說：‘要把這當作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考慮。’”此后，肖澤寬代表中共重慶市委密切關注和指導長篇小說《紅巖》的創作，不僅為創作人員請創作假，而且把幾位作者專門抽調出來集中精力搞創作，還提議并經市委同意，準許小說創作人員到公安部門查看當時控制極嚴、輕易不讓人接觸的絕密級敵特檔案，提審在押敵特人員，為小說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寶貴素材。在作者寫出初稿后，肖澤寬又親自主持座談會討論作品得失，并且出面邀請著名作家來渝指導作者修改作品，支持幾位作者到北京改稿。

《紅巖》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國文字

長篇小說《紅巖》在各方面的支持幫助下，于1959年8月完成初稿。但有關方面讀后反響并不好，提了很多意見，包括“低沉壓抑”“滿紙血腥”“缺乏革命的時代精神”等，作者一時也陷入迷茫之中。中國青年出版社和重慶有關方面并沒有簡單要求作者按照當時的主流話語修改作品，而是給予了熱情關懷和鼓勵，采用了一些更符合創作規律的方式幫助作者深入領會這一題材的意義以及文學的時代要求。據楊益言回憶：

隔了幾個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卻熱情約我們到北京討論初稿。重慶市委安排我們去北京參觀十大建筑，開闊眼界。1960年夏，羅廣斌和我終于成行，到了北京。沒有想到，我們到京以后，卻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時候，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在內部展出毛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全部電報手稿。我們一走進展覽館，就立刻發現：原來，小說里缺少的一個重要東西，就是我們對解放戰爭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實，因而不敢放手描寫那個時期瞬息萬變、錯綜復雜的敵我斗爭。一看全局，那么尖銳復雜、變幻無窮、規模空前的戰局，毛主席、黨中央尚可瞭若指掌，指揮若定，自己的心境頓覺豁然開朗，覺得小說中再復雜的斗爭也可以組織了。

《紅巖》書名的修改也是神來之筆。長篇小說《紅巖》在此前的寫作中，一直都是使用作者早先所起的《禁錮的世界》這個書名。直到小說最后修改定稿時，才被確定為《紅巖》。該書名不僅格調高昂，而且預示了渣滓洞、白公館的斗爭與紅巖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關系，受到各方面一致認可。

當然，由于歷史語境的局限，1961年12月出版的長篇小說《紅巖》初版本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遺憾，包括不少研究者指出的小說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史實錯訛等。其中最大的遺憾是紅巖故事的另外一位重要寫作者劉德彬，1958年在極“左”思潮中被認為犯了錯誤，從而人為地被取消了參與作品修改和最后署名的權利，使這位真正的“紅巖”之子抱憾終生。

電影《烈火中永生》劇照，趙丹（左）飾許云峰，于藍飾江姐

“如果說‘文學作品是生活教科書’的話，那么《紅巖》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書”

長篇小說《紅巖》在正式出版之前并不被看好，然而該書在1961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卻好評如潮。用該書初版本責任編輯張羽的話說，“小說一出，洛陽紙貴。北京所有的宣傳機構幾乎不約而同地行動起來，紛紛著文介紹，形成開國以來少有的對一部小說進行宣傳的熱潮。”高頻度出現的評介文章和刷新紀錄的出版發行量，掀起了一股“《紅巖》熱”，也使《紅巖》迅速進入了文學經典化進程。

首都文學界一批著名評論家對小說的高度評價，為《紅巖》走向社會和讀者提供了基本定位。其中，羅蓀、曉立的《黎明時刻的一首悲壯史詩》、朱寨的《時代革命精神的光輝——讀〈紅巖〉》和閻綱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是較為突出的代表。羅蓀、曉立的《黎明時刻的一首悲壯史詩》開篇就明確提出：“《紅巖》一出版，就在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共產主義教科書，無論是所反映的生活的廣度、思想上所達到的深度和所發揮的藝術感染力量，都有巨大的成就。”朱寨在文章中也認為：“《紅巖》在近些年來我國出現的許多優秀的長篇小說中，受到讀者熱情歡迎的盛況是空前的。它從一九六一年底出版以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已印行了四百余萬冊，遠遠地超過了過去長篇小說中發行量最高的數目。即使這樣的數字，也遠不能說明它的讀者的廣泛程度。它突破了一般文藝作品的讀者范圍，即主要是愛好文藝的知識青年的范圍，而走進更加廣泛的社會讀者群眾中去，其中包括那些平時并不一定閱讀和喜愛文藝作品的讀者……如果說‘文學作品是生活教科書’的話，那么《紅巖》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書。”閻綱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更是在1962年3月2日的《人民日報》第5版以幾乎整版的篇幅刊出。在閻綱看來，“作者以他們高亢的革命音調和現實主義真切動人的力量，謳歌馬克思主義者震驚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張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激發起人們向一切反動派作殊死斗爭的意志，而使他們的這部作品成為1961年長篇小說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

電影《江姐》劇照：“繡紅旗”

《人民日報》發表閻綱的這篇文章后，全國各地的報紙開始大量發表有關《紅巖》的評論文章和讀后感，不少報紙采用開辟“專版”“專欄”的“重點報道”的形式，“青松”“紅巖”圖案也成為1962年報紙副刊上一再出現的符號，以至于這一年的報紙副刊可以當之無愧稱為“紅巖年”。

由于意識到《紅巖》的重要性，當時《文藝報》負責小說評論的副主編侯金鏡還專門組織了一組“《紅巖》五人談”的評論專輯，包括王朝聞《戰斗的心理描寫》、羅蓀《最生動的共產主義教科書》、王子野《震撼心靈的最強音》、李希凡《一部沖擊、滌蕩靈魂的好作品》、侯金鏡《從〈在烈火中永生〉到〈紅巖〉》等，刊發在1962年第3期《文藝報》，對《紅巖》出版后的讀者閱讀，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張羽在他的日記中還提到一件事，1962年2月，中宣部組織文藝理論家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的理論會議，其間，何其芳、王朝聞、張天翼、張光年、陳荒煤等17人讓人買來《紅巖》，每人一冊。

經過來自權威機構和著名評論家的評論和推介，小說《紅巖》的聲譽不脛而走。不過，從根本上講，“《紅巖》熱”的產生源自那個特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與小說《紅巖》的深刻契合。正如閻綱所說，“《紅巖》一經出版，就博得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和日益增長著的審美要求的讀者的普遍喜愛，絕不是偶然的。這說明了《紅巖》作為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已經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難于突破的一關，而且是首要的一關——能夠和廣大讀者進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說《紅巖》出現一書難求的境況。各大城市新華書店門前，人們排著長隊爭買《紅巖》，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大文化景觀。甚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現熱議《紅巖》的現象。有讀者說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園里或在無軌電車上，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們在談論著《紅巖》，他們時而談到威武不屈的許云峰，時而談到堅韌倔強的江姐，時而談到勇敢沉著的成崗，也時而談到為了黨的事業勇于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長期裝瘋的華子良……是的，《紅巖》是生活的教科書，是共產主義的教科書，它以它特有的藝術力量，感召著人們，鼓舞著人們，人們所以那樣熟悉書中的每一個細節，熟悉英雄們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談起來又是那樣的有興趣，有感情，不正是說明了這些英雄人物在他們心上，已經生根開花了嗎！”

大型現代舞劇《紅梅贊》劇照

江姐的故事是《紅巖》中最有華彩的篇章，僅國家圖書館文津搜索“江姐”條目就多達4400余條

“《紅巖》熱”不僅表現在小說本身，而且還帶來了小說在文化傳播鏈條中的改編熱潮。紅巖故事的改編其實自1958年《紅旗飄飄》發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在烈火中永生》單行本后就已經開始，從起初的曲藝、電影、戲劇、連環畫，到后來的電視劇乃至電子游戲，一直延續至今。有關小說《紅巖》的衍生品多達數十種之多，充分說明了“《紅巖》熱”的豐富性和廣泛性。

上世紀60年代“《紅巖》熱”的高潮是該作品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推薦為愛國主義教科書，小說《紅巖》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選入教材，使得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在學校教育中受到《紅巖》影響，《紅巖》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國家喻戶曉。

江姐的故事是《紅巖》中最有華彩的篇章，僅國家圖書館文津搜索“江姐”條目就多達4400余條。特別是解放軍空政文工團1964年改編的歌劇《江姐》獲得巨大成功，使江姐成為中國當代最光彩奪目的女英雄形象。主題曲《紅梅贊》是由詞作者閻肅和曲作者羊鳴、姜春陽、金砂精誠合作、幾易其稿創作出的經典。回憶起《紅梅贊》的創作過程，羊鳴說：“因為這是首非常重要的主題歌，我們先后寫了8個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來，都怕不能傳唱，改了20多遍仍很擔心，不知道這樣寫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團原駐地——北京燈市口同福夾道大院里，演員唱，孩子唱，連食堂里的大師傅也邊和面邊唱‘紅巖上紅梅開……’，我們心里就有了底，這首歌肯定能流行！”“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時至今日，《紅梅贊》的旋律仍時常回蕩在大型晚會和演出現場。2009年5月，《紅梅贊》入選中宣部、中國文明辦等10部委推薦的100首愛國歌曲。

新時期以來，《紅巖》依然保持了長盛不衰的發行勢頭，持續產生著影響。批評家孟繁華充分肯定《紅巖》的超時空精神價值，曾指出：“《紅巖》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但《紅巖》的浪漫、激情以及對革命信仰的描寫，已經植入幾代人心理意識的深層，它仍然散發著巨大的思想魅力和道德感召力。”

但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人們對《紅巖》的興趣也有所變化，不僅有對作品中共產黨人人格魅力的崇敬，也有因為小說題材背后還有太多的故事而產生的神秘感，以及小說寫作過程中作者與編者的故事、作者之間版權官司的故事等，進而衍生出厲華的《紅巖檔案解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何建明與厲華合作的《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羅學蓬的《紅巖密檔》（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一大批紅巖故事衍生作品和紅巖人物探索熱潮，再一次顯示了《紅巖》作為一部具有豐富“可寫性”文本的魅力。

長篇小說《紅巖》自1961年12月正式出版以來，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了170多次，社會總發行冊數超過1000萬，并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國文字。《紅巖》和“紅巖精神”影響了幾代中國人，至今仍在發揮革命的生活教科書的作用。這或許正是《紅巖》長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作者：周曉風，系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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