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7月16日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開宗明義地再次強調文藝事業的這一重要地位和特殊職能，不只是對黨和國家有關文藝事業重要性的再次宣示，更是對文藝工作者肩負責任神圣性的特別重申。賀信不僅充分肯定了70年來幾代文藝工作者為實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而且特別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于杰出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新呼喚，同時也對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及廣大文藝工作者通過履行團結引導、聯絡協調、服務管理和自律維權職能，努力創作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民族的優秀作品，提出了新要求。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 。而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任務，就是要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切實履行“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神圣職責。而這一職責的實現，有賴于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及廣大文藝工作者對于自身使命任務的正確認識和切實踐行，更有賴于文藝創演實踐對于思想內容生產這個核心任務及其價值引領作用的特別注重與不懈追求。結合一個時期以來文藝創演存在著的種種問題，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 ”“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和“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等等，要想更好地踐行這一職責，竊以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堅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時刻注重并努力校準文藝發展的價值指針。

如所周知，文學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從創作表演的角度去看，可以說是情感體驗的詩化抒發和思想認識的審美表達；從欣賞接受的角度去看，則可說是休閑娛樂的憑借手段與滋養心靈的精神食糧。而站在國家民族更高更大的宏闊視野去看，其獨特價值與重要作用，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時代前進的號角” 。進而還可以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離不開文藝事業繁榮發展” 。

正是文藝的這種特殊屬性與重要作用，使得對其的創作與表演，便不是簡單一般的個體行為與私人事務，而是關系國家與民族的發展，關乎社會與人心的塑造。“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 ，便成為“當今文藝工作者的神圣職責” ；“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 ，便成為“當代中國文藝的崇高使命” 。

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文藝發展的歷史足跡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文藝創演的偉大實踐已然昭示，我國的文藝事業及整個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一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贏得了空前的發展。但也毋庸諱言，如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的那樣，與廣大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文藝欣賞需求相比，與偉大時代對于文藝創演的深情呼喚和深切期待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同樣有著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 ，重市場效益、輕社會效益，重形式包裝、輕思想內涵，多聲光電、少精氣神，乃至追求性感、不講美感，譏諷崇高、褻瀆英雄，惡搞經典、顛覆傳統等等現象，無不提醒和警示我們，對于文藝創演而言，價值的追尋即指針的遵循，是須臾不可忘卻而必須時刻牢記、意義十分重大而影響非常深遠的根本性問題。

單從理論的角度去看，無論是古今中外文藝理論的經典作家，還是過去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都對文藝之于社會和人生的價值與作用，進行過各自有別卻導向一致的充分闡述。體現在當前中國共產黨有關文藝政策的規范表述即2015年10月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中，就是，文藝創演要：“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中國精神為靈魂，以中國夢為時代主題，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以創新為動力，以創作生產優秀作品為中心環節，深入實踐、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推出更多無愧于民族、無愧于時代的文藝精品，不斷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 ”

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代中國，是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指導方針。為此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建立經得起人民檢驗的評價標準。要聚焦中國夢的時代主題，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唱響愛國主義主旋律，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中國精神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 ；同時要“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應當說，這些論述，對于文藝創演的“價值論”及“目標論” ，說得再清楚不過。但是，為什么還有前述那么多的問題赫然存在，并一直影響著文藝創演的健康發展與正常繁榮呢？

這就逼迫著我們從文藝實踐的種種現象入手，進一步檢視創作表演中存在的具體弊端，并逐步加以改進。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對創演實踐的問題揭示與偏向矯正，才能在“本體論”和“技巧論”的層面，厘清認識并解決矛盾，從而將正確的思想認識，轉化為切實的創演行動。

首先，要強化文藝的本體意識，尊重文藝的主體地位。文藝對社會人生乃至國家民族的健康發展，固然有著重要而又深遠的特殊作用。但文藝要想很好地發揮這樣的作用，首先需要強健自身，多出精品。用迷人的故事、典型的形象、美好的情愫和精彩的表達，亦即讓作品本身說話，通過優秀的作品來吸引人和愉悅人，進而陶冶人的心靈、滋養人的品性。但現實中的創作表演，一個非常重大的弊端，就是無法處理好“目的”與“手段”或者說“動機”與“效果”的關系。具體表現，就是常常將文藝作品弄成宣傳報道。為此不惜“題材決定”“主題先行”“圍繞中心”“隨時跟進” ，結果勢必會“形象刻板”“故事老套”“穿靴戴帽”“標語口號” 。一些集體性的主題式創演，特別是群眾性的文藝類活動，在這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和典型。這就要求我們重溫并厘清文藝與宣傳的辯證關系，牢記魯迅“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的經典提醒，也牢記杜甫“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詩意啟迪，將文藝的創演實踐，首先凝結定位于真正優秀和典范的各類作品，同時再用富含正能量、品質有大美的情感思想及其蘊含和承載這些內容與形象的審美創造及精妙表達，去發揮自身的獨特作用。為此，必須注重文藝的本體創造，尊重文藝的主體地位；藉故事渲染，憑情感共鳴，靠形象影響，用技巧支撐；既強基固本，又潤物無聲。

其次，要校準文藝的評價標尺，遵循文藝的發展規律。文藝創演有自身的規律，創演者只有深入生活，熟悉表現對象，才有可能有所發現、有所思考，并獲得靈感、觸發激情，首先點燃自己，而后照亮別人。其間，既有對創演技巧的高妙要求，更有對思想情懷的境界養成。只有像杜甫、曹雪芹和光未然、冼星海們那樣，懷著憂患與愛恨，蘸著淚水與心血，才能寫出家國命運、悲歡離合、不屈精神與愛國激越。這使文藝的創作與表演活動，既有必然的規律可循，更有偶然的不確定性。有的人高產，有的人慢工；“大江東去”的“宏大敘事”固然可喜，“小橋流水”的“淺唱低吟”也很可貴；反映現實應當鼓勵，觀照歷史也應注重。這就要求我們，對于文藝的繁榮和發展，既不能有前置性的題材、體裁、主題及風格規定，更不能以簡單機械的數量標準包括收視率、點擊率和高票房等經濟效益作為主要乃至唯一的評價尺度，而是要把藝術質量及社會效益作為首要乃至最終的衡量標準；要讓時間去考驗而非用評獎來檢驗，要引導文藝家追求社會和人群的口碑，而不是汲汲于機構與組織的獎杯；要不唯數量論繁榮，而應以質量為準繩。同時，既要鼓勵藝術上的創新，更要尊重對傳統的繼承；尤其要激勵和扶持長篇巨制的史詩性創演，杜絕短平快的碎片化經營。當下文藝創演數量的空前繁多，包括長篇小說每年數千部的出版量而較少為大眾所知曉并捧讀的數量反差，以及每年以萬集計的電視連續劇生產而很少有被觀眾持續看完并熱切追捧的現象出現，均使文藝的創演存在著過旺的虛火而較少沉潛的修煉，有“高原”而少“高峰”也就在所難免。而那些偏頗評價的標準背后，實際上反映出的是對“為誰創演”的方向迷失。即主要是為賺錢和獲獎即“名”和“利”創演，還是主要為藝術和民眾即“實”和“義”負責。其間的差別，是不言自明的。“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古名” ，理應成為當今有理想的真正文藝家的自覺追求。

再次，要改善文藝的管理方式，尊重文藝家的創造性勞動。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積累形成了一整套領導文藝工作的成功經驗，有著非常明確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政策與措施，包括“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倡導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演導向。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與偏頗，走過一些盲區與彎路。比如曾經存在而被糾正過的簡單“傳聲筒”式的“為政治服務”和“寫中心、唱中心”的宣傳套路，就是影響文藝真正繁榮的創演大忌。近些年來，針對一個時期以來文藝評獎過多過濫的問題，中央專門開展了集中整治，有力遏制了管理層面的一些偏向，大大緩解了由評獎焦慮癥帶來的畸形文藝工作政績觀。但是，對于文藝的投入扶持包括政策激勵與資金支持，仍然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比如資金的投注問題，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和探索。一方面，許多創演因缺乏資金的支持而無法開展；另一方面，一些立項申請的創演扶助資金，也不一定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除了舞美制作和宣傳推廣等費用可管可控外，創作和表演意義上的扶持資金，實際上很難實現對應的效能。道理很簡單，花錢不一定買得到創意，重賞不一定激勵出勇夫。這就提醒我們，有的資金可以提前投注，而有些回報則需事后獎賞。對于創演而言，沒有錢可能確實不行，有了錢也不一定都能搞定。現在許多地方動輒投入幾百萬上千萬排大戲搞歌舞，但最后多以“聲光電”的光鮮制作應景交差而乏“精氣神”的審美創獲，就是由于缺少深入生活的時間、精力和情感投資，缺乏沉潛、歷練和打磨的創造積累。如何更好地通過政策手段及經濟杠桿有力撬動文藝的創演繁榮，因而還有許多事情可做。

同時，要培育文藝的良好生態，培養民眾的鑒賞習慣。歷史發展到現今時代，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精細，文藝創演的職業化程度空前增強。創作表演早已不是文藝家的自說自話和自娛自樂，而是與社會人群的互動交流及審美對話。社會文化的生態狀況，直接影響著文藝的繁榮發展。一方面，當今文藝的自身業態，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以影視劇和曲藝等表演藝術為例，就普遍存在著腳本創作的匱乏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癥結之一，乃是腳本創作專業人才的匱乏。腳本創作專業人才匱乏的原因之一，則是行業內部回報分配的嚴重不公。比如一個著名演員的出場費，要遠遠高于一個腳本作家的稿費。而這類現實問題的大量存在，導致那些綜合性較強的表演藝術發展，出現“木桶理論”的掣肘概率就會很高。由此帶來的“劇本荒”與“曲本荒” ，又嚴重影響著藝術創新的內容生產。雖說在藝術創演的問題上“金錢不是萬能的” ，但在這個“內容為王”的時代，行業倫理如此這般地嚴重紊亂與尷尬錯位，拉扯文藝繁榮的后腿，便在情理之中，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特別關切與高度重視。而對文藝消費群體或者說受眾的培養，則是另一個直接影響文藝繁榮和發展的重要生態性要素。僅以曲藝和戲曲為例，就存在著觀眾嚴重老化和流失的問題。在許多地方，一邊是很少有曲藝和戲曲的演出，另一邊則是有了演出卻很少有人買票觀看。久而久之，即便是送戲下鄉、送藝上門，也因是屬“嗟來之食” ，事實上存在著“購銷”信息不對稱形成的欣賞消費的被動性。特別是那些宣傳說教性很強的準藝術品，送來送去，反而會倒了觀眾的胃口，產生不良的后果。同時也降低了文化的身份，消解了藝術的尊嚴。這種動機雖好而效果較差的做法，某種意義上是對正常文化消費習慣的消解和健康文化市場的破壞。試想，當人們不眨眼就點一桌幾百上千元的飯菜大吃大喝且剩余浪費嚴重；當人們動輒順手花去十幾乃至幾十元喝一瓶名牌啤酒或者吸一包精裝香煙，卻不愿意花費百十元或數十元看一場戲、聽一場相聲或買一本小說與詩集，并且認為花錢去看演出沒有面子，從而習慣于等著有人來送演出票，則中國的文藝市場如何來培育？受眾又如何去培養？這個看似是屬消費習慣的問題，實際上屬于生活觀念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輿論和價值導向問題。非得采取綜合措施，既強化文藝本身的吸引力，又強化社會輿論的影響力；既要管控好書刊與演出的營銷價格，又要激發并培育民眾的文藝欣賞習慣，使之形成良性互動，共同營造適宜文藝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的社會生態條件。也只有這樣，文藝才會更好地發展和繁榮。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