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圣經》（和合本）出版100周年。這本由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助手翻譯的《圣經》（和合本）是第一部被全國廣泛采用的白話文《圣經》譯本，它的出版成為信徒語言的范本，對我國基督教乃至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圣經》（和合本）對中國基督教會意義重大，其影響遠遠超出基督教的范圍。

在《圣經》（和合本）問世之前，中國廣大基督教信徒讀的不是同一個譯本或同一種語言的《圣經》。《圣經》翻譯是基督教傳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基督教本土化和本國化的邏輯起點。基督教《圣經》中譯的工作甚至早于基督教入華。1807年，第一個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前，拉薩和馬士曼就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印英學院開始了中文譯經工作。

到了19世紀末，百余種《圣經》譯本流行于中國各地基督教會，其中包括20多種中文譯本，70余種方言譯本，這顯然造成諸多不便。

《圣經》（和合本）集各種《圣經》譯本之大成，從此將基督教中文《圣經》“定于一尊”，成為中文世界最有權威、最受歡迎和最為普及的基督教《圣經》譯本。盡管尚有不少缺陷，過去百年間有不少新的譯本相繼問世，但包括修訂本在內的《圣經》（和合本）的權威地位不曾動搖過，今天仍然是絕大部分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的首選。《圣經》（和合本）使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國基督徒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捧讀同一版本《圣經》，對維系海外華人基督徒的文化認同和國家意識，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圣經》（和合本）對基督教外的世界同樣貢獻巨大。《圣經》（和合本）與“五四”運動同庚，與新文化運動同時。作為中國最早使用白話文的高質量大型譯著之一，《圣經》（和合本）與白話文運動有緊密關系，為確立白話的“合法性”作出了貢獻。同時，《圣經》（和合本）在出版之時起就擁有較大發行量，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從作家個人、文學體例、表現手法到話語方式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如同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圣經》則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如不了解《圣經》，就根本談不上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而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圣經》知識，主要來自《圣經》（和合本）。

《圣經》（和合本）的中譯，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盛舉和國際合作的一個典范。

眾所周知，《圣經》（和合本）從翻譯到出版歷時29年，參加譯經的西方傳教士先后共有16人，聲名最著的是相繼擔任譯經委員會主席的狄考文和富善。

除精通中文的西方傳教士外，參與這一劃時代翻譯工程的還有為數更多的中國助手。近年來，從歷史文獻和檔案中挖掘出這些隱姓埋名的中國助手的故事，包括指認他們的真名實姓(目前已知的有鄒立文、王元德、張洗心、劉大成、李春蕃、誠靜怡等)。這些中國助手不可或缺，對翻譯工作作出了至少與西方傳教士同樣的貢獻。《圣經》（和合本）是中西方通力合作的產物和文化交流的果實。

不過，《圣經》（和合本）的翻譯主要是由西方傳教士發起和主持的，這點并不會因年代的久遠和歷史的變遷而被遺忘或低估。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出版和出口《圣經》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基督教會也在持續不斷地探索中國化方向和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圣經》出口國之一，這在《圣經》（和合本）問世的年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反映了今日中國基督教會的嶄新面貌。然而，盡管《圣經》大批量的出版和出口，但仍缺乏高附加值。中國基督教只有真正成為神學、教義和教儀的生產者而不僅僅是消費者，發揮其在釋經學領域中的主導作用，加強與各國基督教會共享和互鑒，才能作出更大貢獻。

自基督教入華以來，中國基督教會一直在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下，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理解和詮釋《圣經》。與聯合詩歌集《普天頌贊》一樣，出版《圣經》（和合本）的初衷之一就是推動教會之“和”，這是中國基督教會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在一定意義上，《圣經》（和合本）就是基督教中國化的先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在《圣經》詮釋基礎上的基督教中國化，一定能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