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新時代是“強起來”的新時代，必然會產生自己的偉大的“書記員”；新時代是“創造性”的新時代，必然會催生自己的“文藝旗手”；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新時代，必然會伴生自己的“精神主將”。新時代，文學家、藝術家何為，方能堪當“杰出”與“高峰”，方能不負人民、無愧時代？

弄筆時代大潮

輝煌的大唐氣象，往往是跟這些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吳道子、李龜年、顏真卿……燦爛的文藝復興，離開這些名字會黯然失色，他們是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鄧斯泰布爾、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論詩的名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解釋說：“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恩格斯曾稱贊意大利文學家但丁標志了“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他呼喚有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只有緊跟時代，才能像但丁那樣感應時代、把握時代、應和時代，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

文學家、藝術家的杰出，在于他們和自己的優秀作品一起，成為時代的聲音與靈魂，給偉大時代以精神鼓舞和助力。其影響之大，當后來的讀者閱讀這些作品，那些崢嶸歲月就在這些文字和線條、音符和顏色之間生動起來，使當下的心靈、思緒、情感、精神具有了厚重而鮮活的歷史感。去年在隆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時，不少文學家、藝術家作為“改革先鋒”被表彰，有謳歌改革開放的歌唱家李谷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表演藝術家李雪健、“改革文學”作家的代表蔣子龍、助推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電影藝術家謝晉、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路遙……一個時代，因為有其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而富有意味，并向未來敞開。

人民的奮斗，是孕育和推動新時代的根本力量。文學藝術不深入人民，不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不能深刻把握時代，不能深刻把握歷史趨勢。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有扎根人民，才能感受到時代大潮的方向。文學家、藝術家不僅要詠嘆潮頭激蕩飛舞的浪花，更需呈現深隱于潮頭之后、浪花之下的洶涌潛流。

任何一個時代，其主體都是人民，正像無論哪一個春天，都無不植根大地一樣。文藝表現時代、反映生活離不開人民，離開人民的時代和生活是抽象而空洞的時代和生活，是沒有本質、缺乏力量的時代和生活。只有人民能夠代表時代，只有他們才是時代的真正本質。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誠心誠意表現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才能緊跟時代潮流，在記錄時代中把握時代、在書寫時代中引領時代、在謳歌時代中創造時代。也唯此，他們才可能弄筆新時代大潮，成就其優秀與杰出。

塑造經典形象

文學家、藝術家的杰出，不只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作品，在于其作品中呈現的經典藝術形象。可以說，塑造一批屬于時代的經典藝術形象，是文學家、藝術家成就“杰出”和“高峰”的根本，正如同福斯塔夫、哈姆萊特、麥克白、夏洛克之于莎士比亞，阿Q、閏土、孔乙己、祥林嫂之于魯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家要“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這一方面揭示了時代精神圖譜的三個層次，另一方面，也為如何塑造經典藝術形象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和引領。“畫像”是直觀的層次，畫像寫意傳神，從表象的方面、從共時性的層面呈現時代精神圖譜；“立傳”是縱觀的層次，寫一個時代的來龍去脈、起伏大勢、歷史定位，從歷時的層面呈現時代精神圖譜；“明德”則是深觀的層次，寫一個時代的價值追求，人文取向，對于國家、民族的意義，甚至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從這樣三個層面去表現時代、刻畫藝術形象，才會真正展現出時代精神圖譜的全部豐富性和進步性，從而也體現出藝術形象的經典性來。

塑造經典藝術形象是有較高難度的，關鍵要突破兩點。一是人與現實生活的媒介化。我們如今看到的人、感受到的生活，很少是原汁原味的人和生活，而是被媒介化了的。媒介物，特別是電子產品，無時無刻不在占據人們的眼睛和耳朵，媒介物的便攜化，使其有能力在我們的所有時間和空間鋪展開來，無論站著、躺著、坐著、走著，抑或是在家里、在公園、在商店、在格子間，閱讀媒介幾乎成為我們生活的所有。包括文學家、藝術家在內，大多的人們就這樣被媒介化了。如何認識自我、認識他人、認識生活，成為一個困惑，這個困惑也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特質。塑造藝術形象，必須突破媒介的障壁，發現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生活。這樣才能為經典的創造奠基。二是創作的套路化。或許文學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沒有什么創作方法是沒有被嘗試過的，或者是沒有先例的。新文藝家玩前人的套路，玩別人的套路；老文藝家玩自己的套路，也玩別人的套路，有時玩別人的套路多了，也就混淆了別人的和自己的界限。告別套路的路徑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條，就是“萃取”，即把精華的創作方法綜合、整合起來去表現。人和生活的復雜性、多維性，既決定了對其進行理解和把握的思維方式的復雜性、多維性，也決定了呈現形式或表達方式的復雜性、多維性。主調的價值取向、復調的藝術形式或將成為未來一個時期文藝創作的主流。

文學家、藝術家如沒有對人與生活的真實把握，沒有打破套路、走出舒適區的勇氣，以及萃取方法、探索新路的努力，塑造新時代經典藝術形象，就是難以想象的。

堅定文化自信

杰出的文藝作品之所以杰出，主要在于其塑造的藝術形象心靈的充盈和精神的光華。而藝術形象心靈的充盈和精神的光華，來自于從文學家、藝術家內心深處升騰出來的文化自信。巴爾扎克曾說：“誰又能說，枯萎的心靈和空無一物的骷髏，究竟哪一樣看上去更可怕呢？”文藝創作喪失文化自信，將如同枯萎的心靈，不僅毫無生氣，而且還將在虛無中走向幻滅。

堅定文化自信，可以為文藝創作增強主體意識。主體意識或主體性可謂藝術形象之根，其基本特征是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同質物的依附。從實質上看，堅定文化自信就是確立文化主體性，即確立民族文化精神、核心價值觀對文藝創作所發揮的主導性支撐和引領作用。文化主體性是一種具有精神向心力的內核，一旦確立，就能夠避免各種異質精神傾向、價值傾向的逆反。堅定文化自信，確立文化主體性，文學家、藝術家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才能擺脫被動狀態，體現出心靈和精神的光彩來。

堅定文化自信，可以為文藝作品增厚內涵意蘊。意蘊深厚是藝術形象之魂。日常生活中極平凡的現象和細節，一旦進入到優秀文藝作品中，即“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原因就在于文藝創作賦予了其深厚意蘊，使之有了別具一格的形外之意、象外之旨。優秀國畫家畫梅蘭竹菊，雖極常見，亦會使我們長久思悟；優秀文藝家以作品揚善懲惡，亦極常見，仍會使我們心動神會。就在于這些經歷長期文化建構的意象和母題已經滲透著文學家、藝術家對于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強烈自信。文化自信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我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和言說方式，能夠使我們自覺到日常生活的文化蘊涵，這種自覺體現在文藝表現上，就能夠深化日常生活在文藝圖景中的意義和特質，從而使作品意蘊深厚。

堅定文化自信，可以為文藝創作增強底氣和中氣。底氣和中氣是藝術形象感染力的源泉。在一個較長時期，我國包括文藝在內的一些文化領域歷經歐風美雨激蕩，一些文化產品、文化形態、文化人格被西方文化所牽引，得了“軟骨病”和“失語癥”，底氣虛、中氣弱，無精打采、失魂落魄，成為文化上的寄宿者、精神上的異鄉人。徐特立說過，任何人都應該有自尊心、自信心、獨立性，不然就是奴才。文藝創作也是如此，失去了自尊、自信和獨立性，就會充滿奴性，成為被奴役的文藝。沒有文化自信、欠缺民族文化主體意識的文藝產品、文藝形態、文藝人格，根本無法承擔振奮民族精神的重任，當然也不可能成為流傳久遠的文藝經典和文藝大家。

擔綱共同價值

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的杰出作品，幾乎都帶有某種程度的“未來性”，體現在創作蘊涵和傾向上就是關切人類發展、擔綱共同價值。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新時代，是新的高峰，我們站在高峰，矚望未來，理應視野更遠，襟懷更寬，擔當更重。

以人類的名義、以普遍關懷的名義進行創作，過去，我們或許會覺得西方文學家、藝術家更是擔綱者，認為他們更具有人類意識和普遍關懷的價值取向。在新時代，這個擔綱者的角色或許應轉到中國的文學家、藝術家身上。

當前某些西方國家政客極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國際關系領域令世人大跌眼鏡的自私、失信和霸凌，當然并不一定代表一國文化的總體傾向，但卻從現實的層面擊碎了一些西方國家普遍關懷的文藝鏡像，使西方文藝致力構筑的所謂“普世價值”黯然失色。而新時代的中國，卻自覺扛起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應該說，我們古有大同社會理想，今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推己及人，以文學藝術的方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擔綱全人類共同價值，顯然是更為順理成章的，也是更有底氣和自信的。

作為共同價值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著眼于全人類的福祉，著眼于人的解放，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倫理取向。在文藝創作上，這也意味著一種“共同體文藝”或“新世界文藝”的倡導。共同價值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共生”，即“和實生物”，共同價值是全人類共同建構的價值，對于所有國家和地區來說，都具有內生性的一面和作為主體參與建構的一面。這是其與“普世價值”最大的區別，“普世價值”是某個霸權確立一個價值及其闡釋框架，自命其為“普世”，然后在全世界單向度推廣。這實際是一種價值觀上的殖民主義，是文化殖民的內核。

早在1827年歌德就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并將其稱為“偉大的聚會”。文學家、藝術家擔綱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非歌德的“世界文學”在將近200年后的重演。歌德的“世界文學”，實際是強調一種文學交流交往的關系。而我們現在倡導的是在價值倫理層面構建的新“世界文藝”，它是一種以“共生”為中心的寫作態度、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文本形態，是在21世紀的新時代引領人類探索更好前行之路的“和合文藝”，是“世界文學”的更高階段，將至少作為一個學派推動中國文學藝術在新時代占據人類道義制高點和美學制高點。而這無疑是造就杰出文學家、藝術家的重要條件和優勢。

“星星——/將灼在人的心里。/而歌聲呀，/也永遠響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