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院（原名為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是在一片歡呼建設新中國的熱潮中，由著名作家丁玲牽頭，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鼎力支持而興辦起來的。它從第一期起就為共和國培養了第一代自己的作家，使新中國的文學事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景象，被人們譽為“文藝的黃埔軍校”。后因突發的暴風雨摧殘，這朵鮮花暫時凋零，然而涅槃的鳳凰，經過洗禮，在改革開放后飛得更高，釋放出更加奪目的光芒。

一

1952年，我從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來到中央文學研究所讀研。開學第一課，丁玲老師主講，內容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她開宗明義地說：你們是科班出身，以自學為主、集體討論為輔。但在自學中要注意兩點，一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二是轉變自己原有的非人民大眾的立場。我在自學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困惑，于是向丁老師請教。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星期天你約朋友去逛公園，天突然下起了雨，你覺得這雨掃了你的興，你就不高興。而廣大農民一見下雨，歡天喜地！那必定是久旱逢甘霖。“這就說明了不同的立場，顯示了不同的思想。”丁老師的話使我豁然開朗。只有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學院為了鞏固大家學習《講話》的收獲，安排學生到人民群眾之中進行學習。當時我被分配到大同煤礦去體驗生活，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第一天，我一大早來到礦口，脫下學生裝，換上厚實的礦工服，戴上安全帽，乘升降機一起來到礦井下。明亮的燈照耀著我們，四面八方都是黑油油的礦石，割煤機嚓啦嚓啦不停地響著，煤灰紛紛往下涌。大家開始工作了，班長馬六孩是勞模，他站在前面，隔一米不到的距離有第二人，就這樣一個一個地往后排，20人一班，就像一條巨龍。龍尾還有個勞模叫連萬祿，我緊緊跟在后面。工人用的鏟煤鍬，是大鋼鍬，就像我們家的簸箕那么大。這鋼鍬的鍬把比農民用的鍬把要短點，使用起來很方便。工友們一彎腰，一鍬滿滿的煤鏟挖起來，往煤鎦子上狠狠地一扔。每人都是一鏟一扔。那個動作就像端午節“劃龍船”，一個接著一個。煤鎦子就不停地轉動，把煤渣帶出去。我也彎著腰，照樣一鏟一扔。鏟著鏟著，我伸起腰，看著前面，沒一個人停下來，割煤機也不知疲倦地割著，灰也越來越大。我歇了一會兒，又彎下腰接著干。一開始我也是鏟一鍬滿的，后來不行，只能鏟半鍬了。鏟呀鏟呀，發現自己的手沒勁了，腰也痛，我又得歇了。這時，我看到工友們背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大家開始一個個脫衣服。剛脫去衣服的皮膚，在黑煤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白，就像是黑裝換上了白裝。工友們還是一個個拼命地鏟著。我也不好意思久歇，只好繼續干。為了生產趕上去，煤鎦子不能停。不久，班長終于發話了：“留一半人繼續干，一半人先休息。”這時，工友們從我身邊走過，我發現他們的臉部，好像都戴了黑面具，只有在動的眼睛有白點。

這時有個工友拍拍我說：“抓緊時間休息。”我頓時反應過來，趕緊也跟著回去，可沒走幾步，就摔倒在煤堆里。旁邊的幾個工友聞聲過來，機智地拉著我露在外的右手，從煤堆中把我拉了出來。我急忙吐出嘴里的煤灰，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嚇壞我了！這時工友們安慰我說：“好在沒出大事，習慣了就好了。”這時班長跑過來急忙問道：“有什么要幫忙嗎？”等我反應過來，才發現眼鏡和手表不見了。這時班長用內部電話說：“關割煤機。大家幫大學生找眼鏡和手表。”我和幾個工友在煤堆里，翻來覆去就是找不到眼鏡和手表。我心里特別地急，覺得找的時間太長了，心疼眼鏡和手表是自然，重要的是耽誤了大家的生產和寶貴的休息時間。他們的無私善良感動了我。我感到慚愧了，對班長說：“別找了！”

中餐終于來了，大家也確實餓了。有的直接用黑黑的手抓著饅頭一邊走一邊吃，有的坐在煤塊上，有的蹲在煤地上，大口大口地吃著。我第一次體會到了“狼吞虎咽”這個詞。我用筷子夾著饅頭剛吃幾口，有的工友們就吃完了，等我吃完了，工友們就開始勞動了。工友們從不考慮個人的困難，始終堅持努力工作。他們身上雖然黑，但有顆真誠的、善良的、金子般的心。從這天起，我的心就和工友們融在一起了，他們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佩服他們的精神，他們身上真善美的精神。

有一天，領導接到通知，工作量要加大。班長告訴工友們說：“祖國在發展，現在用煤單位太多，煉鋼、煉鐵、火車、輪船，還有老百姓的生活等等，特別稀缺煤。我們要努力挖出更多的煤，讓我們的祖國建設得到保障，讓大家過上好生活。”大家聽后，高聲回應：“好！”這段時間里，兩位勞模每天帶領工友們加班加點。過了幾天，班長找到我說：“你對工作盡心盡力，不怕臟不怕苦，大家看在眼里，領導商量要補上你買手表、眼鏡的錢，你要繼續努力。”這讓我感受到了無限的溫暖，體會到了集體的溫情。

我和工友們同甘苦共患難。在休息時間里，我們有時也會去看看電影、散散步、說說笑話。也有愛學習的工友，向我借書看，大家互相學習幫助。

在這樣的環境下體驗生活，我真正體會到了人民大眾的立場。轉眼半年過去了，真要離開這里，我感到戀戀不舍。大家互相合影，親切的話語暖在心頭。工友們的互敬互愛、集體至上、無私貢獻的精神，讓我的靈魂得到了洗禮。回校后，我寫出短篇小說《雙喜》，經班主任馬烽的幫助發表在《西安文藝》上。

二

相對于在大學校園，在魯院的學習形式要多樣一些。名家的授課讓學員們耳目一新，有豐富的圖書資料供人學習，師生間、同學間的文學討論也更加頻繁。最初出于好奇，隨后就不自覺地融入到這個氛圍之中。魯院是座文學的富礦，只要你用心去挖掘，真有采之不盡、掘之不竭的寶藏。

有一次，我向副所長張天翼請教：“您的《華威先生》那篇作品是怎么寫出來的？”他說：“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惡面貌而寫。”我又問：“華威先生的形象，刻畫得非常生動。其中的訣竅是什么？”他說：“這些人打著抗戰的旗幟，干著不可告人的勾當，爭權奪利，破壞統一戰線。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這些丑惡行為，我們要明辨是非、加以揭露。”張老師的答疑，讓我進一步了解了創作的奧秘。

有一天，我大膽地拿出自己的詩《草原，我的母親》給田間老師看。我是這樣寫的：“我的家鄉在草原，/成群的羊兒像天上的白云飄動，/親人在擠奶，在鋤草，/多么勤勞的民族啊。”田間老師看了后說：“你很勤奮，用敘述的形式去贊美家鄉的人和物，用心可嘉！但這不是詩，這是分行的散文。詩講究意境、捕捉畫面，通過形象抒發感情，而且要有時代感，語言要精煉，最好有節奏與韻律，切忌平鋪直敘。你要把現有的內容，變成詩的表現形式。”聽了田老師的教誨，我茅塞頓開。經過認真反復思考，我把詩改成這樣了：“草原的山谷多么幽靜，/黃羊麋鹿像朵朵彩云，/我騎著駿馬去射彩云，/彩云越飄越高，瞬間不見蹤影。/只見滿載礦石的汽車，/劃出一條條的土龍……”我再把詩拿給田老師看，他邊看邊點頭說：“這才是詩。畫面動靜相間，描繪了草原特有的景色，描繪了解放后草原的建設情景，富有時代感，節奏韻律明顯，朗朗上口。”從此以后我知道了寫詩的要領。當年，這詩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

畢業后，我留在魯院教務處工作，從學生變為老師，但不忘初心，要永遠保持學習之心。有一次，我與當時的學員鄧剛聊天，我問他《迷人的海》的創作過程。他沉思片刻后說：“我從小生活在海邊，對海的脾氣太熟悉了，與同齡小哥們成天在海中玩耍、摸蝦、撈海參，海水漲潮落潮也都摸透了。看小說，讀得多了有一種創作的欲望，就想把自己熟悉的生活表達出來，想著怎么開頭更吸引讀者往下看，故事要合乎情理，表現出人物的個性。”鄧剛的創作思路及創作過程，對我大有啟發。

有個星期天，我找學員王鵬聊天，他寫西北農村的文章，寫得太到位了，讓我看了非常感動。他說：“在農村插隊時，利用空閑時間讀小說、理論文章。雖然沒機會上大學，但越讀越鉆到書里去了。這讓我增加了很多知識，有些想法總在我腦子里，不知不覺就有表達的欲望。這欲望就像地熱，非爆發不可。后來就勇敢地寫出了粗糙的處女作。因為它真實，受到重視與好評，從此我就更有信心了。”王鵬說的很真實，很有借鑒性。

讀學員伊德爾夫的作品，我認為他的作品運用純熟的方言刻畫人物、表達性格，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十分愛看用方言寫的作品，讀起來特別自然、真實、有親切感。后來我也用家鄉方言寫文章。有時候，我想用方言來表達一些意思，但卻想不起具體某個詞。比如，寫《三毛眼》時，我就想表達三毛眼蹲在地上與大家研究如何恢復線路。這“蹲”用方言來表達，就應該是“圪蹴”。我就一時半會想不起來這個詞，還是伊德爾夫提醒我了才想起來。我對此非常欽佩。伊德爾夫謙虛地說：“其實也沒什么，只不過是我每天和老鄉生活在一起，無話不說，彼此十分了解，寫作品時他們的語言思想自然就冒出來了。”

丁玲老師在給我們上課的時候說過，好作品出自于生活。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之中，才能寫出受到人民歡迎的作品。對于我來說，魯院讓我更加接地氣，使我的靈魂得到了洗禮，讓我有了正確的努力方向。后來，我創作了《今日蘇木山》《明星從這里升起》等作品，歌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在我心中，魯院是一朵永遠開不敗的花，愿魯院在新時代能夠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寫作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