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人民文學》編輯部派人來找我約稿。那時距離我的上一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發表已三年，這期間我沒有動過再寫小說的心思，甚至也不讀小說了，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

“文革”后落實政策，讓我當了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代理主任，車間有五跨，三萬多平方米的廠房，一千多名職工，相當于一個中型企業，但缺少一個獨立的中型工廠的諸多自主經營權，千頭萬緒，哪兒都不對勁。比如有工藝沒有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來，機器設備又不聽使喚。多年來，生產秩序被打亂，規章制度遭到破壞，機器設備不能定期維護，到處都是毛病……等你把設備修好了，人又不給使勁，經歷了“文革”，人們心氣不一樣，說話的味道不一樣，仿佛誰看誰都不順眼，對待工作的態度大不如從前，什么“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等過去已經形成工作習慣的制度全都一風吹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好不容易把人調度就緒，現行的管理體制不僅不給你加勁，反而處處掣肘，本該由上邊撐著的責任卻撐不起來……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像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有時連續幾天幾夜回不了家，身心疲憊。

有一次檢查安裝質量，我從車間的24米熱處理爐上摔下來，瞬間只覺得暖風擦過我的臉，火光在身邊一閃而過，跟著就失去了知覺。如果就那樣死了，也很愜意，沒有一絲恐懼，根本來不及多想。當時處理爐下面有一堆鑄鋼的爐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沒有后來的“喬廠長”了，爐件旁邊是一堆裝過爐件的空稻草袋子，算我命大正掉在那一堆稻草袋子上。即便是那樣也摔暈過去了，廠衛生院的醫生救了半天沒救過來，等救護車拉著我從位于北倉的工廠出發，大約一刻鐘后過了北洋橋，我突然醒了，除去頭有點疼自覺沒什么大事。到總醫院檢查了一遍，果然無大礙，醫生只給開了幾粒止疼片，我就跟著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車回到工廠繼續干活。

但我還是答應了《人民文學》的編輯，用三天時間寫出了《喬廠長上任記》。寫完自己的感覺是心里很暢快，幾年來積壓的所思所慮一泄而出……沒想到，這篇小說還真的又惹來麻煩。天津市委機關報突然連續發表了14塊版的批判文章，伴隨著各種各樣的謠言鋪天蓋地地壓過來。一位老作家，在報紙上發表了聲討我的長文之后，又帶著介紹信親自到工廠查我的老底，看我歷史上有沒有什么問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經受戰火的洗禮”吧？經過這樣一番揉搓，就是塊面團也熟了，心里稍微有點剛性也就成鐵了，文學再不是東西也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摽著我不放。每見到報紙批判我的文章，當夜一定要寫出一個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謄清寄走。好在這個時候向我約稿的很多，他批他的，我寫我的。

在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前一周，中央領導專為《喬廠長上任記》做了批示，市委宣傳部的人向我傳達并給了我一份批示的電話記錄稿。后來在公開發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國文藝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蔣子龍同志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和《后記》我認為寫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喬廠長上任記》有什么缺點錯誤，我回了他的信。我說，小說里有那么幾段話說得不大恰當，修改一下也不難。整個小說是好的，怎么說也是香花，不能說是毒草；說有缺點，那也是有缺點的香花。”

一篇小說竟驚動了這么多人，不可謂不熱鬧。當然，“喬廠長”還帶來了另外一些影響。

《喬廠長上任記》作為小說，自然是一種虛構。任何虛構都有背景，即當時的生活環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勢。并不是我要將自己的虛構強加給現實，是現實像鞭子一樣在抽打著我的想象力。所以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西北一個大型石化公司，內部管理相當混亂，其中一個原因是上級主管部門一位主要領導的親戚，在公司里橫行霸道，群眾意見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經理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發現面前攤著當年第7期《人民文學》，已經給他翻到了《喬廠長上任記》開篇的那一頁，上面壓著紙條提醒他讀一讀此文。他讀后召開全公司大會，在會上宣布了整頓公司的決定，包括開除那位頂頭上司的親戚，并舉著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學》說：“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這本雜志是中央辦的，上面的文章應該也代表中央精神！”我看到這篇報道時幾乎被嚇出一身冷汗，以后這篇小說果然給我惹了大麻煩。《讀書》雜志發表魯和光的文章，文中有這樣的話，他接觸過許多工廠的廠長都知道喬光樸，有些廠長甚至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簡直無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職。我真覺得對不起人家，以虛構誤導現實，罪莫大焉。

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東北一位護士來信講，她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領導，性格剛烈，辦事雷厲風行，本來干得有聲有色，卻因小人告狀，領導偏聽偏信就把他給“掛”了起來。他一口惡氣出不來，便把自己鎖在屋里，兩天兩夜不出門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從門底下塞進《喬廠長上任記》讓他讀，讀后他果然開門走了出來，還說“豁然開朗”……我一直都沒想明白，他遇到的是現實問題，讀了我的小說又如何能“豁然開朗”呢？

除此之外，這篇小說還引發了其他一些熱鬧，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甚至顯得無聊。在當時，人們卻異常地嚴肅認真、慷慨激憤，有些還釀成了不大不小的事件。在當時天津能容納聽眾最多的報告廳——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經委系統請來一位上海的成功企業家作報告，入場券上赫然印著：“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天津有位知名的企業家非常惱火，先是找到主辦方交涉，理由是你們請誰來作報告都沒關系，叫“傳經送寶”也行，但不能打“喬廠長”的旗號，這個稱號只屬于他。他不是憑空亂說，掏出隨身帶的一張北京大報為憑，報紙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通欄的大標題就是“歡迎‘喬廠長’上任”。主辦方告訴他，報告者在上海也被稱作“喬廠長”，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經發下去了，無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讓我寫文章為他正名，要承認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喬廠長”，其他打“喬廠長”旗號者都是冒牌貨。記得我當時很感動，對他說你肯定是真的，因為你是個大活人，連我寫的那個喬廠長都是虛構的，虛構的就是假的嘛，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至今想起那位廠長還覺得非常可愛。

“春江水暖鴨先知”，“喬廠長”其實就是在改革開放還沒有形成社會風氣之前的一只鴨子。“改革文學”原本是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如今登堂入室，顯然已經被時間和現實接受并承認。這對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是一種鼓勵。現實生活永遠大于文學藝術，但不能大得讓文學創作知難而退，或躲在遠處仰視、漠視，乃至鄙視。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壇，現實題材的創作都不可缺席。

注：“三老四嚴”“四個一樣”是20世紀60年代初石油工業戰線提出的口號，被寫入196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工作條例（草例）》，作為工作作風的主要內容頒發。“三老四嚴”即“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即“對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