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長銷，充分說明路遙的創(chuàng)作有著并不局限于其寫作年代的重要意義。從長遠目光看，這30余年間，文學觀念和思潮表象似乎變幻無定，但路遙所堅守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卻始終是文學的主流，影響力不曾衰減。由路遙作品所開啟的文學世界及其間典型人物所面臨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稱更為復雜的文學和社會現實。內心的詩意和現實的非詩之間的矛盾沖突，乃是《人生》以來路遙的人物所面臨的基本情境模式。這種模式顯然相通于列文所論的“吉坷德原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為其基本特征。個人面對強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或成或敗或得或失，生活經驗所昭示的結局不外如是。但在成敗得失之間，藝術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瀾于將頹。這便是路遙的作品即便有對生活辛酸的細致書寫，卻總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滿澎湃的詩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這種力量的核心乃是堅信即將展開的未來有著超乎尋常的意義，而個人雖屬“歷史的中間物”，其對于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聯(lián)結作用卻須盡力發(fā)揮。文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彰顯其作用于現實的實踐品格和倫理目的。而有無依托時代的總體性思想從而獲得朝向未來的精進力量，是辨別作家文學觀念分野的重要維度。

路遙

在總體性的宏闊視域中觀照并書寫日新月異的現實，肯定性地回應時代的精神疑難，是路遙創(chuàng)作的重要特征。不同于新時期以降在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影響下“向內轉”的寫作方式，路遙始終把眼光投向廣闊的外部世界和正在行進中的波瀾壯闊、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并努力全面、系統(tǒng)而深入地思考社會整體變革之于普通人命運的意義。他的作品始終有著寬廣的視野、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生活容量。即便是篇幅較小的作品，路遙也試圖以小見大。《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孫少安及田福軍三條線索分別表征著變革時代的復雜面向和多樣可能，這種可能無疑可以指涉更為寬廣復雜的社會現實。在他筆下，個人即便面臨難以克服的重重困境，卻并非孤軍奮戰(zhàn)，時代精神、地域文化，甚或文學所開顯的虛擬世界均可成為奮斗的底色和背景，成為個人可以依憑的現實或精神家園。

1980年代“個人”與“集體”的關系雖無法重返《創(chuàng)業(yè)史》等作品所展現出的緊密狀態(tài)，但個人仍然不能脫離集體而獨立完成其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新的人物必然與新的時代互動共生，秉有與時代可以相互定義的重要內容。他們是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荷著時代的階段性難題并嘗試獲取歷史性的解決方式。路遙小說終極的倫理意義，正是在以想象的虛擬方式，參與并推動社會的車輪滾滾前進。而相較于對所謂的生活真相的簡單指認，以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虛構作品完成對現實問題的索解無疑更為緊要。也因此，《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雖有對現實困境的扎實細密的書寫，卻仍然洋溢著內在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包含著對新的世界的希望和對更為美好的生活形態(tài)的不懈追求。這樣的文學世界自有一種“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正因如此，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尚在奮斗中的人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獲取不息的前進力量，并時常感受到現實冰冷的邏輯之外仍有令人心動的溫暖和愛。

《平凡的世界》

關懷底層大眾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考察他們的命運如何在大時代中獲得根本性變革的可能，是“人民文藝”的重要特征。路遙有極為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那些活在他筆下的普通人物或許便是他的父母、兄弟，他愛他們和他們腳下的土地。他就在他們中間，與他們一道前進并深刻地體驗到時代的巨變如何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他在1960-1970年代初因文學而發(fā)生的個人命運的轉換無疑是高度歷史性的，乃是時代巨大的力量使然。也因此，生活對路遙而言便不僅是獲取寫作原材料的簡單方式，而是如何與普通勞動者休戚與共，共同進退，在完成對他們生活故事的敘述的同時，也完成作為作家的自我塑造。因為在他看來，作家實在只是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不過是以與普通勞動者不同的精神方式，完成個人之于時代和社會的責任。他行走在鄉(xiāng)村城鎮(zhèn)、工礦企業(yè)、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力圖縱橫交織地去全面體察千姿百態(tài)的生活。而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實踐，以充分發(fā)揮文學的經世功能，乃是路遙文學的重要出發(fā)點。也因此，無論早年的《優(yōu)勝紅旗》《基石》，還是寫作初變之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其思想和風格集大成之作《平凡的世界》，均有著極為明顯的現實關切，涉及不同時期重要甚至緊迫的現實問題。而居于其文學世界中心的，始終是身處底層的普通人。他們置身時代和精神困頓的深處，是新的時代所召喚的“新人”。馬延雄為群眾利益甘愿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乃是葆有革命的赤子之心的一代人精神的真實寫照。高加林的自我奮斗也包含著更為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內容。孫氏兄妹則表征著轉型期青年人人生愿景的不同狀態(tài)。而正是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人物的交相互動中，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并始終朝著更為美好的未來敞開。作為作家的路遙并不自外于這些有著充沛生命力的鮮活人物，他始終將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一種勞動，一種與父母的生活勞動并無本質區(qū)別的生活和生命方式。這種方式要求作家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有對生活的熱情和愛。他在寫作過程中為哪怕一行創(chuàng)造性的文字而付出的巨大的艱苦的努力成就了其作品卓然獨立的經典品質。如他眼中的柳青一般，他“始終像燃燒的火焰和激蕩的水流”，力圖將豐富復雜的日常生活和藝術家的巨大詩情融匯在一起。他的作家的勞動因之區(qū)別于那些僅僅謀求寫作技藝的革新或拘泥于一己之悲歡的與具體生活世界、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疏離的閑賞文字。寫作既屬“勞動”之一種，也便自然包含著一定的實踐價值和倫理目的，包含著時代包容載重的巨大容量，且可以成為時代的重要記錄而具有超越時代的歷史意義。

路遙（右）在陜北農村走訪

秉有經世功能和實踐意義的文學，自然遠非吟風弄月、個人感懷式的作品所能比擬。出于對歷史范疇的連續(xù)性深刻洞察，路遙并不贊同現實主義終結、現代主義必將取而代之的潮流化觀點。時隔20余年后，在更為寬廣也更具包容性的文學史視域中返觀新時期以降文學思潮之流變，路遙如上觀念的價值愈發(fā)凸顯。而他對現實主義的堅守，也需要在更高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如論者所言，捍衛(wèi)現實主義這一成就斐然的重要文學流派，乃是現實主義所持有的若干重要原則之一，“滲透著公開地和真誠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愿望”。而把“現實主義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亦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客觀要求。如若文學秉有濃重的現實關切，有著從時代精神總體性角度想象并處理階段性現實問題的努力，那么，現實主義所依憑的思想和審美傳統(tǒng)自然是其必然的選擇。從他的文學領路人柳青那里，路遙認識到僅僅滿足于個人所認識的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去創(chuàng)作，是不會有什么出息的；也不必拘泥于寫作方法的新變與代際，因為“問題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創(chuàng)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藝術的平庸”。路遙的全部創(chuàng)作活動說明，具有內在的質的規(guī)定性的現實主義并未過時，而是仍有著充沛的生命力，有著表達日新月異的現實和底蘊深厚的歷史的豐富可能，現實主義是一條廣闊的道路而非窄門。優(yōu)秀的現實主義作品，表征著作家的思想力和認識力，他觀察和理解現實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以及克服狹窄的文學觀念和理論視域的能力，最為重要的，還有他能否洞見文學之“常”而有勇氣堅守且不至于被一時的風潮挾裹而去。

“作家的勞動絕不僅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這是路遙類同于柳青的文學觀念的重要面向。柳青以為，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應以60年為一個單元。《平凡的世界》出版至今不過30余年，但其作為1980年代現實主義經典的意義愈發(fā)凸顯。系統(tǒng)梳理并重評路遙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已成為考校當代文學史觀念限度的重要方式。唯有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視域中建構更強的包容性和概括力，且更為準確地理解20世紀中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歷史意義的文學史觀念，路遙創(chuàng)作的價值和意義方能得到更為充分的闡發(fā)。以路遙創(chuàng)作為基礎，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趙樹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學史意義，亦可重啟社會主義文學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審美空間。當下文學如何突破新時期以降思想和審美視域的局限，路遙的創(chuàng)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