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并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這一論述改變了西方中心論的偏見，證明了軸心時代三大組成者之一的中華文明。漢字書法藝術作為文明承載，正是在這一時期實現了同步覺醒。

軸心時代覆蓋了幾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漢字以隸變的形式實現了涅槃，由象形文字轉向了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開啟了今文系統的轉化，書法則由單一、線性、圓轉、“依類象形”的篆書，走向點畫頓挫、筆墨互發的多樣化藝術形態。那些沒有實現“涅槃重生”的蘇美楔形文、埃及圣體文、印度哈拉般文、瑪雅文等，則被軸心時代的理性文明所淹沒。

隸變作為軸心時代理性覺醒的突破性文化現象，彰顯了書法這一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文明載體，與世界文明發展的同步性趨向。

戰國楚簡，是當前出土最多的軸心時代經典文獻，其簡書墨跡中顯現了隸變的發端。從楚簡文字的“今文”化、多元性書法元素來看，楚簡“經典書變”的方向并非限于“隸定”，下面以楚簡為例論述。

孟鴻聲

中國書協理事，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省書協常務副主席、秘書長、中國書協行業建設委員會志愿服務工作部秘書長，山東省青年書協名譽主席。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書法專業畢業，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研究生班、基督教哲學研究生班肄業。山東藝術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師范大學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曲阜師范大學書法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泰山文藝獎書法類初評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書法篆刻展覽組織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書協“書法進萬家”先進個人、國家藝術基金專家評審委員會委員。

作品入展全國第五、六屆書法篆刻展，全國第四、六屆中青年書法展，全國第一屆行草書展，“謳歌新時代、共筑中國夢”全國書法展，全國第二屆行草書法展，全國第二屆臨書大展，同書《道德經》當代書法名家邀請展。

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藝術報》《中國書法》等報刊發表《追尋隸書演變之蹤》《軸心期視域中的簡帛書法與隸變突破》《追尋隸書演變之蹤》《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起點》《書圣文化的當代展示》《驅寇殉國的甲骨文之父王懿榮及其世家》《兩宋書學的理學精神》《簡論馬敘倫老子校詁》《齊文化與和諧社會思想研究》《書法藝術的軸心突破》《楚簡經典書變中發生的書法藝術軸心突破》等20余篇文章。

主持完成山東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濼源書院志》、山東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委托課題《書圣王羲之與中國書法精神的構建》、山東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第一批重點項目《山東書法史》等學術課題。

臨王獻之《廿九日帖》 孟鴻聲

王昌齡《出塞二首·其一》 孟鴻聲

一 軸心時代書與經典的確立

錢存訓先生著書《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他認為《墨子》中“又書其事于竹帛”的才是書。對于書寫的材料，國際上通常分為硬材料和軟材料，硬材料是用刀刻的金石，軟材料是用筆寫的簡帛，兩者性質不同。甲骨、銅器、碑版等屬于金石學，是銘刻學，上面的文字是銘文，是字，不屬于書，屬于書的是簡帛。西方人把書——手寫本稱作Manuscript，簡牘帛書屬于Manuscript。簡書的形式是卷軸，帛書的形式是卷軸和折疊，后世的紙書都傳承了這兩種形式，紙書傳承了帛書的形式，帛書傳承了簡書的形式。

書分兩種。一種是文書：占卜、信件、賬本、律令、私人文件等；一種是古書：人文經典、技術文獻。文書指的是檔案，是用于查閱的，不是用于讀的。用于讀的是古書，古書和文書的編寫類藏有所交叉。

《說文解字·序》說明了文、字、書的區別：“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書，箸也，箸即竹簡。在簡帛上書寫而成的，才是準確意義上的書。書法的書，是這個書，六藝的書，也是這個書。

書法藝術，書字后面加了個法字，這個詞出現很晚，較早見于南朝《南齊書·周颙傳》“衛恒散隸書法”，宋朝《錢氏私志》“元章書法之妙”等等。

書的出現源于經典，經典形成于軸心時代。春秋戰國時代，古代中國、古代希臘、古代印度，三個沒有聯系的地區，同時進入了老子、孔子、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釋迦牟尼等大圣哲輩出的世界文明軸心時代。與此同時，產生了《道德經》《論語》《易經》《奧義書》《管子》《墨子》《尚書》《禮記》《春秋》《對話錄》《理想國》《形而上學》等原創性經典書籍。

這一時期的圣哲，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致廣大，盡精微，確定了人類至今為止哲學思想意識的基本范疇，實現了人類文明理性覺醒的質變和哲學突破。與此同步，藝術范疇里，在經典的創作、研究和傳抄中，書作為人文理性的自覺和經典意義上的書法藝術，由此誕生。

前軸心時代，文字屬于貴族壟斷，軸心時代，簡書經典走進社會。目前，軸心時代簡帛書法文獻出土約40余處、100余種。簡書的大量出土，為古書經典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料。如上博楚簡資料顯示了儒家經典形成的復雜過程，在《顏淵問于孔子》《仲弓》《論語》出現了一些詞義相近但不盡相同的句子，說明儒家文獻《論語》在形成過程中，有許多弟子根據不同的記憶、口述和筆記傳抄，最終在后來由經學家取舍合成。隨著簡帛文明的發現與研究，“簡帛學”誕生。

德國學者維克多·馮·施特勞斯在清代把《老子》譯成了德文，影響很大，他說：“在中國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數百年里，所有開化民族都經歷了一場奇異的精神運動。”雅斯貝爾斯說：“看來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找到這個歷史軸心。正是在那里，我們同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相遇。”這個時期，隸變發端的同時，標志著書法藝術走向自覺。

高山景行 孟鴻聲

二 軸心時代書法原創點畫的突破

三 軸心時代隸變的突破

以上這些隸化而富有人文筆性的楚簡文字，其篆、隸特征，或同時存在于一個單字中，或篆、隸分別獨立，簡帛學家謂之篆隸。金文與秦篆、篆隸相比較，不少文字不同于秦篆，而通于楚簡篆隸。由此可見，篆隸大多來源于西周和春秋金文，因此，隸書并非直接源于秦篆，通常認為“大篆→小篆→隸書”的演變觀點，就有問題了。

所謂篆隸，其點畫演變的指向不僅僅是“隸定”，而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書法藝術母體。既是母體，就不屬于某個具體的字體，它既不專屬于隸書，也不專屬于篆書、草書、楷書、行書等等，但同時也蘊含了這些字體的點畫基因。這就是軸心時代經典具有的共同特性。《大學》《中庸》《論語》《老子》《易傳》等經典文本，“賢賢易色”“巳日乃孚”“先甲三日”等等的解釋各有不同，《易傳》學派之爭也來歷已久，道家、儒家、陰陽家各自讀出了自己的學派屬性。根據時空與學者立場的不同，與時偕行，派生出了多樣化的斷代哲學和思想爭鳴。

篆隸與秦篆相比，篆隸呈現出了“今文”化的趨向，比它晚的秦朝權量、詔版等通行的“書同文”字體，不但沒有簡化，倒是復雜了許多，這不能不說秦朝小篆有演變退化的現象。雅斯貝爾斯認為，隨著強大秦國和羅馬帝國的武力征服，軸心時代文明隨之結束，卻留下了至今人類思想的基本范疇，歷代學術基本都是軸心時代文明的詮釋、反芻和發明。

簡帛文明的原創經典書法符號，彰顯人文精神的筆理墨妙，在“書同文”、“行同倫”中，或毀于秦火，或葬于地下。

“書同文”統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語和用字規范，六國多樣化的書寫習慣是難以統一的。盡管秦始皇決意毀滅的文化很多，但作為原創經典文明，怎個亡字了得？比如焚書坑儒，儒學亡了嗎？罷黜百家，百家滅了嗎？三武滅佛，釋家絕了嗎？試想，春秋戰國各諸侯國之間的合縱連橫、通婚聯盟、口誅筆伐、諸子游說、聚散分合，持續五六百年，文字相互滲透。楚秦關系千絲萬縷。秦統一后大量楚國人才遷居咸陽，楚文的書寫習慣和特點融入秦地，為秦隸筆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與其說秦篆統一了全國，倒不如說秦隸統一了全國。秦朝的帝國復蘇，對于隸變的多樣化發展是有抑制力的，正如裘錫圭先生所說：“跟戰國時代其他國家的文字相比，秦國文字顯得比較保守。”

本文用了“隸變突破”一詞，突破了什么？突破了象形文字的依樣畫形，突破了貴族壟斷的文字禁錮，是銘文刻制向手稿書寫的突破，是象形轉化為點畫符號的突破，是工匠刻鑄到經典學者參與書寫研究的突破，是圓長到方扁的突破，是圓轉到折挑的突破……改變了大篆的形體和筆觸，變圓弧為平直化，變圓轉為提按化、頓挫化、筆法化、方折化。一言以蔽之，隸變開啟了古文向今文的轉化。

關于楚簡文字，郭沫若先生認為：“體式簡略，形態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隸書。”裘錫圭先生也認為：“如果秦沒有統一全國，六國文字的俗體遲早也會演變成類似隸書的新字體的。”饒宗頤先生也有相同的觀點。思想經典的抄寫，啟迪了書寫者的自由意志和人性發微，產生了多樣的筆法、墨法、章法形態，具備了后來草、隸、行、楷多種字體的筆法和結構。

關于楚簡的風格，各個篇目，各成系統。僅看部分郭店楚簡的風格：《唐虞之道》溫潤靜穆、淳樸內斂；《尊德義》蒼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齊嚴謹、雅致精微。

關于戰國簡帛字體的正、俗問題，長期以來有一種普遍俗成的共識，認為秦篆以外的六國簡帛書法屬于俗體，從而推論出隸變是俗體推動的結果，這種觀點是不嚴謹的。王國維指出：“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這些“掌文書者”均為諸侯國官方史官，他們所抄寫的大量經典，均為官方通行文字。《說文解字·敘》中說的“著于竹帛謂之書”的“書”就是簡書。

軸心時代文明大變革中，古文更無一例外地成為理性突破的對象。在古文向今文轉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諸侯國學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關于簡書的出土歷史，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縣出土戰國魏國《竹書紀年》，1946年出土的戰國簡佚散海外，1953年至1993年相繼大量出土，開始得到系統整理，逐漸受到書者關注。

書法藝術的自覺通常認為始于漢靈帝時期。然而，軸心時代人文精神的覺醒，在文化領域里是同步的，書法藝術更不例外。比如，儒學到了漢代，雖稱經學，但已經是新儒學了；書法到了東漢，只能說是伴隨著紙張的發明和普及，發生了二次飛躍……屬于軸心時代文明復歸。

四 “書”是軸心時代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文化載體

雅氏將軸心期覺醒的民族稱為“軸心民族”，沒有實現軸心突破的民族仍為“原始”，繼續著沒有歷史的生活。軸心期三個地區以外的“未經突破的民族”，要么保持著差距，要么被拖入歷史，如東方的日本人、馬來人等，西方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是“軸心文明帶入民族”。

中國的軸心期突破是“內向超越”，希臘是“外向超越”。“內向超越”體現在對禮樂教化和漢字書法的革新，保留漢字演變線索的同時，實現“今文”轉型和點畫筆法的突破，并賦予藝術創作的審美內涵。“外向超越”表現為理性、理念對希臘神話的取代和拉丁語的消亡等。

把漢字與書法藝術置于軸心時代視域，有助于更理性地審視它在人類文明中的歷史定位。軸心時代概念對于書法藝術而言，最具價值意義之處，就在于其跳出了西方中心觀來看待或評價世界的歷史及其文明。

“黑格爾仍能說，全部歷史都來自耶穌基督，上帝之子的降臨是世界歷史的軸心。我們的年表天天都在證明這個基督教的歷史結構。但是，基督教僅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全人類的信仰。因此，這一普遍歷史觀的毛病在于，它只能為虔誠的基督徒所承認。……假若存在這種世界歷史軸心的話，它就必須在經驗上得到發現，也必須是包括基督徒在內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種事實。”軸心時代的特征是，“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雅斯貝爾斯說。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文字是思想的記錄載體，漢字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和思想記憶，漢字與書法則是刀與刃的關系，無刀之刃與無刃之刀均不存在。書法的文化定位，眾多書家認同“中華文化核心”說，那么這個“核心”與軸心時代存在的文明同步性是自然的。將書法藝術置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框架，才能認知其潛在的理性光輝。

“書”是軸心時代文明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是書法與漢字審美的統一體，“書”是古書經典的統一體，“書”是世界文明同步發展的見證，“書”是軸心時代中華文明領先世界并實現重大突破的文化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