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和高曉聲住在南京肚帶營18號的同一個單元里，他住201，我住501，我們在樓道里經(jīng)常見。他因身體原因被抽去了三根肋骨，所以老扛著半個肩和人說話。我們私下里都稱他為“陳奐生”。有一次我口誤稱他為“陳先生”，他也沒有生氣，自嘲道：“都當我是陳奐生啊！”作家和自己筆下的人物被人混為一談，應該是一個有趣的話題，說明這個人物的魅力很不一般。

陳奐生是高曉聲筆下的一個小人物，這個人物最早出現(xiàn)在他的短篇小說《“漏斗戶”主》當中，但“揚名”卻因《陳奐生上城》。陳奐生不是一個孔武有力的大人物，也不是一個風流倜儻的英雄，而是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膽小軟弱而又怕事，但他卻深深地鐫刻在當代文學史上。我們在梳理70年的文學史時，眼前始終會閃現(xiàn)這樣一位農(nóng)民：“‘漏斗戶’主陳奐生，今日悠悠上城來。”

《陳奐生上城》首發(fā)于《人民文學》雜志1980年第2期

《陳奐生上城》是一篇短篇小說，篇幅也不長，是什么樣的力量讓陳奐生屹立在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且光彩熠熠呢？他的魅力何在？時隔40年后我們來探討回顧一下其間的奧秘是很有意義的。

首先是人物的魅力。文學是人學，人物是文學的根基，也是頂梁柱。在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各種思潮和流派不斷演繹，各種手法不斷更新，但文學塑造人物，尤其塑造典型人物的使命至今不可動搖。當代文學史能夠留下的偉大作品，無一不是擁有鮮明藝術個性的人物形象，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路遙筆下的高加林、王蒙筆下的倪吾誠等，都是融合了時代特征和藝術個性的“這一個”。農(nóng)民形象的塑造一直是現(xiàn)當代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從魯迅開始，幾乎所有的重要小說家都寫過農(nóng)民，因而留下了非常富有個性的農(nóng)民形象，從閏土、阿Q、祥林嫂，到小二黑、三仙姑，再到梁三老漢、高加林。高曉聲在傳承五四新文學的文學傳統(tǒng)基礎上，又寫出了新時期農(nóng)民的心理特征。我在1988年發(fā)表的《苦澀的“陳奐生質(zhì)”》一文中將這種心理特征稱之為“陳奐生質(zhì)”，“‘陳奐生質(zhì)’是中國封建社會小農(nóng)經(jīng)濟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是封閉的農(nóng)業(yè)社會特定的文化基因傳給今日農(nóng)民的一種不健全的人格品格，也是中國農(nóng)民復雜心理素質(zhì)的復合體，它是苦澀的，也是辛辣的，它是冷酷的，也是溫馨的，它構成了高曉聲小說的整體精神脈動。”在《陳奐生上城》中，這一特性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陳奐生忠厚本分，不作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財，碰到新的不適應的事情往往以一種阿Q的方式面對。陳奐生去看地委的吳楚書記，沒想到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來，一個晚上花了五塊錢的“大宗支出”，讓他心疼。為了讓這五塊錢花得不冤枉，陳奐生變著各種法子糟蹋房間里能糟蹋的物件，但仍然感到虧了，忽然想到見識了吳書記的小轎車和五元一晚上的高級房間這些“大家都不曾經(jīng)過的事情”，“他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辦法對付，只要一提到吳書記，說這五塊錢還是吳書記看得起他，才讓他用掉的，老婆保證服帖。哈，人總有得意的時候，他僅僅花了五塊錢就買到了精神的滿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貨，他愉快地劃著快步，像一陣清風蕩到了家門。”小說的結尾寫道：“從此，陳奐生一直很神氣，做起事來，更比以前有勁得多了。”高曉聲把這種自尊自慰的精神勝利法以定格的形式放大以后，在冷幽默的同時傳出了苦澀的諷刺和委婉的悲哀。高曉聲無疑是當代作家中最有魯迅精神的，但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高曉聲那里變成了“怒其不幸，哀其不爭”，他對農(nóng)民的苦難是憤怒的，但對農(nóng)民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又深深地感到悲哀。小說人物的塑造其實是凝聚著作家的主體精神氣質(zhì)的。高曉聲多年生活在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打成了一片，他的很多思維和農(nóng)民之間其實是零距離的，因而人物身上浸透了他的血肉和靈魂，陳奐生一段時間也成了高曉聲的另一個軀體，所以他后來又寫了《陳奐生出國》等與他個人生活閱歷同步的系列小說，這是某種“非虛構”，也是情感經(jīng)驗的自然流露。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高曉聲的陳奐生在更多的時候也變成了陳奐生的高曉聲，這種人物與作者的互文關系，也增加了人物的含量和覆蓋面。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小說選，收入《陳奐生上城》并以之作為書名

其次是鄉(xiāng)土的魅力。鄉(xiāng)土小說是中國文學的富礦，無論是多年以前旅居中國的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還是后來莫言的“紅高粱系列”，這些在世界文壇獲得巨大榮譽的作品都源自中國的鄉(xiāng)土。鄉(xiāng)土小說在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幾乎占了半壁江山，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張煒、劉恒、閻連科、遲子建等都是描寫鄉(xiāng)土的高手，高曉聲自然也是鄉(xiāng)土小說大軍中的佼佼者，他的《陳奐生上城》在改革開放的浪潮還沒有來到之際，就率先寫到了農(nóng)民進城的困惑。陳奐生進城買“油繩”是農(nóng)民最早進城的一種方式，也開啟了千千萬萬農(nóng)民進城打工的先河。陳奐生面對沙發(fā)這個“怪物”產(chǎn)生的困惑，在后來的作家筆下又換成了其他的“怪物”，城市和現(xiàn)代文明接納了大量進城的陳奐生尤其是陳奐生的兒孫們。每每讀到，都會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到當年的陳奐生的身影，仿佛他依然在打工的現(xiàn)場，或在返鄉(xiāng)的路上。這篇小說雖然寫于1980年，而中國農(nóng)民進城的人潮出現(xiàn)在1993年之后，但高曉聲的這一小說模式?jīng)]有過時。《陳奐生進城》依稀可以讓人看到“劉姥姥三進大觀園”的痕跡，雖然木訥的陳奐生和能說會道的劉姥姥之間缺乏性格上的有機聯(lián)系，但農(nóng)民骨子里的某些東西在曹雪芹和高曉聲的筆下是那么驚人地相似。因為高曉聲的小說扎根于中國的鄉(xiāng)土大地，接通了生活的地氣，所以后來上演的種種農(nóng)民進城的悲喜劇都顯得像《陳奐生上城》的“續(xù)編”。反過來說，鄉(xiāng)土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只要在它豐沃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人物，就會帶著鄉(xiāng)土特有的氣息和韻味，哪怕年輕的作家沒有接觸過、研讀過高曉聲的小說，鄉(xiāng)土的力量也會自然地讓他們向這樣的經(jīng)典看齊。

再次是寫實的魅力。上個世紀80年代現(xiàn)實主義曾經(jīng)受到各種質(zhì)疑和挑戰(zhàn)，但歷經(jīng)各種浪潮之后，風輕云淡，留下來的還是那些以刻畫人物為主的寫實作品。80年代末期《鐘山》雜志發(fā)起的“新寫實小說大聯(lián)展”第一輯中就收有高曉聲的小說，當時我沒有覺得高曉聲是“新寫實”的代表性作家，只是新寫實的邊緣而已，如今我在寫作本文時，重讀了《陳奐生上城》，意外地發(fā)現(xiàn)這個短篇具備了“新寫實”的全部元素。首先，小說符合新寫實原生態(tài)的還原美學特征，陳奐生進城的過程近乎實錄，以至于這篇小說發(fā)表以后《人民文學》要討論這篇小說的主題是什么，因為這篇小說和當時的一些主題明確的小說不太一樣，它寫了陳奐生的生存狀態(tài)，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就是小說的主體，這和“新寫實”是不謀而合的。其次，作家敘述時采取了近乎“零度敘述”的客觀姿態(tài)，小說以第三人稱敘述，但又是從陳奐生的視角進行敘述的，避免作家主觀情緒的介入，呈現(xiàn)出某種情感零度的可能，這也是當時的評論家找不到“主題”的緣由。這么說是不是有點牽強？其實很多文學流派并不是開創(chuàng)性的，都是以前存在的文學元素的綜合和放大，新寫實也不例外。《陳奐生上城》之所以歷久彌新，超越當時的寫實主義，肯定具有某種超前性。

199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陳奐生上城出國記》，收入高曉聲創(chuàng)作的“陳奐生系列”小說

有趣的是，1996年我應《文藝報》之邀，為“重溫經(jīng)典”寫了一篇《難忘陳奐生》，文章最后，我寫道：“高曉聲寫完陳奐生系列之后，便可以擱筆了。”這本身是一個很高的評價，沒想到有好事者認為我對高曉聲有什么意見，去高曉聲那里打小報告。過了幾天，我在《農(nóng)民陳奐生》的電視劇策劃會上遇到高曉聲，他說：“王干，你最近寫文章說我寫完陳奐生就不要寫了，是不是？”我當時一愣，以為老先生不高興了，沒想到他又哈哈一笑：“寫完陳奐生是可以不寫了，可還要生活啊，活著就要寫作，你想不讓我換稿費，是不是？”

果然很陳奐生啊。

如今，斯人遠去，斯文流芳。

（作者：王干，系評論家，《小說選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