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的梳理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入，撇開短暫的思潮、流派及細枝末節，從突顯出來的主干可以看出，其間經歷了三次“突圍”?！巴粐钡闹髦紵o外乎兩個方面：一是還原民間文學研究和民間文學現象的本來面目；一是爭取民間文學獨立的學科地位。從跳出政治話語語境到文學性的強調，再到民俗文化學的布局，最后歸屬為“民間文學生活”，這是一個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不斷深化的過程，顯示出現代民間文學學術史演進的獨特性和與眾不同的學術追求。

關鍵詞：現代民間文學;“突圍”;文學性;民俗文化學;民間文學生活

這里的“民間文學”既指民間文學學科，也包括民間文學作品。在具體論述中，兩者被一并納入學術史加以審視，且被清晰地區分開來，并未混為一談。作為研究對象的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學學科構成了唇齒相依的關系，屬于學術命運共同體。

經過現代民間文學學術史的梳理，明確了其中重要階段的學術轉向，最后落實到一個核心概念——“民間文學生活”?！懊耖g文學生活”不僅是一個概念的提出，而且是謀求實現新時期民間文學認識論和民間文學研究實踐的突破。從學術史來看，是在完成了多次“突圍”的基礎上實現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突圍，抖落民間文學諸多外在的意識形態的重負，突顯民間文學的文學本性。這一過程持續時間最長，也相對艱難。其次是對文學桎梏的突圍，超越對民間文學單一性的認識，把民間文學置于語境之中，以開放式的文化（民俗）話語加以表述。結果始料未及，民間文學研究被民俗學所淹沒，研究者紛紛倒戈民俗學，研究隊伍急劇萎縮。第三次突圍比較特殊，不是要把民間文學從民俗學的糾纏中拽出來，爭取民間文學學科的獨立地位，而是進一步還原民間文學的生存狀態，從民俗的視域延伸到日常生活世界。

一、現代民間文學起始期的政治態度

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濫觴，應在晚清末年，比“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早。鐘敬文早在《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芻議》中說：“其實，嚴格地講，中國的科學的民俗學，應該從晚清算起?！保?］上世紀60 年代，鐘先生連續寫了數篇關于晚清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的長文，諸如《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晚清革命派作家對民間文學的運用》《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學見解》等［2］。這些論文以純正的學術性屹立于當時民間文學領域的學術之巔。鐘先生關注晚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民間文學的論述，打破了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的既定史學認識，還原民間文學學科的現代起點。當時，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構建的依據，一是前蘇聯的觀點，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當作進入“現代”的標志；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故而中國現代文學史肇始于1917 年。起點的前移，從初始階段就讓民間文學學科從革命史的框架中擺脫了出來，因為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皆起始于“五四”運動。前移不僅僅是“時間”問題，而且說明鐘先生把握了民間文學現代步伐的準確定位。盡管鐘先生一再表明自己是“五四”的兒子，但對學術的執著使他自覺不自覺地步入到民間文學自身發展的軌道當中，超越了政治因素對民間文學學術發展的主導，給予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濫觴客觀的表述。

像絕大多數早期民間文學學者一樣，鐘敬文飽含民族主義情懷起步于民間文學研究的生涯，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但并沒有把民間文學視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而是潛心于民間文學本體論的闡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階級斗爭成為民間文學研究鮮明主題的情形下，鐘先生仍然沒有游離于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關懷。所以，撥亂反正伊始，鐘先生就急切地召集全國一些知名的民間文學學者撰寫《民間文學概論》教材，以求盡快掙脫政治斗爭的束縛，讓民間文學回到民間，回到本體。

從事民間文學工作的學者相當一部分出身于“文學理論”或現代文學，他們自然以“五四”為分界線來梳理民間文學學術史。而鐘先生是地道的民間文學出身，對民間文學史學的體悟依循的是學科發展本身的軌轍，足見鐘先生的民間文學自主和自覺意識已然相當強烈。鐘先生較早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熏陶，以民族復興和民族解放為學術出發點，在研究中堅守學術的純正和辯證邏輯，并沒有沉溺于政治話語。正是受到鐘先生學術指向的引導，民間文學研究不像作家文學批評那樣為階級斗爭所左右，即便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前，也是如此。至少民間文學沒有被劃分成主流、逆流和支流，一些含有“黃色”或“迷信”成分的作品沒有被貶斥為毒草，民間文學史終究沒有寫成民間文學斗爭史。

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現代”的起始時間并不一致，后者采用了“革命史”的劃分準則，前者則讓民間文學發展史本身說話。后來劉錫誠也明確指出：“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作為一門學問，濫觴于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啟蒙思潮，并成為稍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保?］這是以鐘敬文為代表的“五四”民間文學學者政治突圍的成功范例，為此后民間文學學科各階段的發展探索奠定了學理基礎。

中國古代的文論傳統將民間文學排除在外，民間文學一直處于被古代文學學者熟視無睹的狀態，并沒有獲得“文學”的資格。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訴求促使學者發現了民間文學，并開始討論什么是民間文學的問題。據胡適先生回憶，早在1916 年梅光迪斷言：“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無待言?！保?］就文學本身而言，也是迎合了思想解放運動和“為人生”的潮流，正是在從傳統精英文學的禁錮中掙脫出來，建立新文學的過程中，民間文學的身份和價值得到了確立。民間文學表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具有與生俱來的反封建性和人民性，故而從其被納入到文學大家庭那一刻起，就與國家、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宏大敘事休戚相關。除此之外，民間文學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可以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足以承載政治使命，彰顯用世之功。當然，學界并沒有放棄探討民間文學文體的獨特性和文本意義，正是有了這方面豐富的成果，民間文學的學科地位得到了認定。但是，即便民間文學的合法地位不再被質疑了，其為政治服務的初衷依舊在延續，延安時期的采風和新秧歌運動就是典型的例證。洪長泰的《到民間去》對此論述頗多且相當到位：“國家的命運再也不能被儒家上層文化所牢牢禁錮了，他們因此激烈地抨擊儒學，斥之為中國諸多弊端的禍根。他們急切地尋求新出路，于是在人民大眾的下層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間文學那里，發現了希望?！保?］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延安新秧歌運動，再到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民間文學再創作，民間文學的發展貫穿了一條政治主線。這條主線是被利用的，外在于民間文學的審美實質。這為后來民間文學的去政治化和文學性還原埋下了伏筆。

二、以“文學性”確立民間文學學科的獨立地位

去政治化或者說政治的“突圍”并非目的，目的在于讓民間文學與上層文學一樣具有獨立的學科地位。學科地位的確立來自民間文學文學價值的肯定，因此，樹立民間文學的文學形象，凝練民間文學的文學特質，成為民間文學能否作為獨立學科的先決條件。其操作規程就是讓民間文學離開田野，從生存語境中解脫出來，著力增強民間文學文學邊界的清晰度。于是，民間文學學者不約而同地以作家文學為學術參照，向作家文學靠攏。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關系的命題廣泛流行開來，一方面以作家文學受到民間文學的影響證明民間文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造出足以和作家文學媲美的大量的作品，“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便應運而生。

上層社會委實存在純文學，民間文學邊界的劃定明顯受到作家文學的誤導，無疑是削足適履。在民間，文學與非文學、文藝活動與非文藝活動、審美與非審美的界限極其模糊，即便有專門的文學行為，那也是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傳統的民間社會并沒有“文學”的概念，“文學”從來就沒有演繹成獨立的表演行為，“說”和“唱”極少占用專門的時間和空間。文學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生產行為、節日活動、儀式慶典乃至日常交往都伴隨文學敘事和抒情。

故而需要讓民間文學從生活中脫離出來，成為純文學的學術行為，就是把生活當中的歌舞、說唱及其他民間表演的內容都記錄下來，呈現為一篇篇作品。因為作品與文學是同義語，只有以作品的形式才能給予民間文學以正當性。作品使民間文學乃至民間文學學科得以成立。顯然，這是受到作家文學的直接影響，因為從古至今，作家文學都是作品的。毋庸諱言，民間文學的誕生是沿襲了作家文學的文學觀，而民間則是“民間文學”稱謂得到認定的關鍵。故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區別不在于文學，而是作家與民間。一直以來，學界都以口頭性、集體性、傳承性和流傳變異性來界定民間文學，這四個方面都是由“民間”派生出來的，與“文學”的關系并不密切。在文學方面，學界普遍認為，只有與作家文學保持一致性，民間文學方可獲得正統的合法的地位?！陡柚{》周刊征集的都是作品。于是，所有采風的文本都被安上了一個標題，一部部民間文學作品集相繼面世。而對研究者而言，民間文學學者身份的產生也是由研究民間文學作品決定的。母題、類型、情節單元、結構、索引、普羅普的“功能”等，皆為民間文學作品分析的具體范式。研究民間文學就是研究民間文學作品，這是20 世紀80 年代及其以往達成的基本學術共識。其學術動機，就是證明民間與上層社會一樣，有自己純粹的文學存在，而且同樣可以進入書面語言系統。

對文學性堅守的根本目的在于回應改革開放以前以民間文學作為階級斗爭武器的意識形態觀。民間文學作為勞動人民的精神食糧是反抗剝削階級最有力的文本樣態，為此，民間文學家們特意構建了唯中國才有的故事類型——“長工與地主”，政治意愿直接植入情節單元里面，無產階級最終獲得了勝利，剝削階級被無情嘲弄，民間文學儼然是純粹革命史的表述，民間文學史被置換為革命斗爭史。正是由于民間文學被賦予了無產階級身份，民間文學研究和課程開設一直沒有中斷，而相關的民俗學學科則曾一度被打入冷宮。即便在“五四”時期，廣大文藝工作者到民間去，搜集民間歌謠及其他民間文學作品，響應新文學運動，也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動機。反帝反封建成為認識民間文學的一條主線，一直延續到20 世紀70 年代末，民間文學由此裹上了一層厚厚的政治外衣。清除對民間文學固有的意識形態的認識，回歸民間文學本身，成為學術研究的重中之重。20 世紀80 年代初開始的民間文學學術行為，旨在共同實施一次政治突圍，即把民間文學從階級斗爭中解脫出來。鐘敬文率先吹響了突圍的號角，其標志就是《民間文學概論》［6］的編寫和出版。那么，從政治話語中掙脫出來，還原民間文學本真，突出民間文學的文學性乃正當之途。

在20 世紀80 年代，幾乎所有的民間文學研究都是在論證其文學性，內涵、象征意義的發掘，意象和母題的演繹莫不如是。這延續了晚清以來的民間文學學術傳統，即沿著兩個維度展開：一是揭示民間文學作品的文化積淀和象征意義，有學者稱之為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范式；一是發現民間文學所釋放出來的現實功能，諸如歷史記憶、倫理教化、生產生活技藝傳承等。二者都集中于民間文學思想內容的理解和分析。當然，其學術側重點不同于作家文學的主題關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不以單個作品為考察對象，而是從眾多文本中提取共同的“母題”“類型”“原型”和“情節單元”，并以此為切入點，謀求多向度的分析策略。80 年代后半葉，結構主義思潮涌入我國學界，民間文學學術動向和落腳點又發生了變化，從內容逐漸偏向了形式，敘事的結構形態成為關注的熱點。不論側重于內容還是形式，都是回到民間文學文本本身，即聚焦于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體認。

建立民間文學的獨立機制是為了構筑與作家文學同等地位的學科體系，以為為藝術而藝術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先決條件，殊不知民間文學學科體系的內在性并非要求純文學。

三、民間文學文學范式的失落

到了20 世紀90 年代以后，民間文學研究再一次發生了轉向。引領這一轉向的仍舊是鐘敬文先生，《民俗文化學發凡》一文的發表吹響了轉向的號角①。盡管沒有針對民間文學，民間文學需要突破文學的局限，進入到文化視域的學術呼聲還是相當明確的。這一轉向的直接動因是呼應學術界興起的文化熱，以便民間文學學科與其他學科展開對話；在民間文學本體論方面則把民間文學視為一種文化現象，既具有文化的意義，也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這屬于對“文學性”的突圍，即民間文學不僅是審美的、美感享受的，也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和族群寶貴的歷史記憶。這無疑為民間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視角，極大地增強了學術可能性。

原本專門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者有些開始關注民間文學儀式和場域，諸如歌圩、哭喪歌的葬禮、故事村和歌手等。民間文學與相關民俗活動的界限被有意識地消解，并植入民俗生活當中被重新審視。于是，超越了單一的文學性的理解，民間文學研究進入到宗教的、歷史的、社會的、倫理的等領域，民間文學被視為民間文化現象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已然失去了其存在的獨立性。從學科內部的學術指向而言，這是呼應鐘敬文構建民俗文化學的學科倡導。鐘先生認為：“民俗學的分支有宗教民俗學、歷史民俗學、語言民俗學、藝術民俗學和心理民俗學。文化學的分支更加名目繁多……。民俗學與文化學兩個主體學科相交叉，產生了民俗文化學。它是一種新學科，也是國際國內學術潮流大勢之所致?！保?］漸漸地，這些學者反而遺棄了民間文學，不再對文學性感興趣，轉而經營起了民俗文化。一時間，民俗學方面的論文數量大大超過了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勢頭完全掩蓋了民間文學。民俗學華麗轉身，一躍成為民間文化領域的主導性學科，單純的民間文學的文學性認知變得不合時宜。

民俗文化學的強力推送，可以與長期以來的文本中心主義拉開距離，走出沒有文本就無從展開研究的誤區。縱觀20 世紀民間文學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都以記錄文本為對象，文本分析成為難以擺脫的范式。這是導致新時期民間文學研究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的主要瓶頸。另一方面，可以擊碎大漢族主義及漢族中心的學術壁壘，從根本上突顯兄弟民族的優勢，因為兄弟民族口承文學的民俗表達更為豐富，與傳統的承襲關系更為緊密。55 個兄弟民族文學化的民俗活動本身就構成了取之不盡的學術資源的絢麗圖式。

文化學的介入，溢出了民間文學文學性的單向學術訴求。民間文學工作者意識到鼓吹所謂的民間文學的純粹性，是導致民間文學研究陷入日益封閉境地的主要原因。把民間文學納入到民間文化廣闊視域里面，文學性向民俗文化的不同層面轉移，有利于口頭傳統的再發現。樂黛云在《中國文學研究開創歷史新紀元》一文中指出：文學的文化研究能“充分發揮其融合故事、講唱、表演、信仰、儀式、道具、唐卡、圖像、醫療、出神、狂歡、禮俗為一體的文化整合功能。”［8］這句話顯然不適合書寫出來的作家文學，倒是一條民間文學研究如何擴展至文化領域的具體理路。打通口頭文本、身體文本、視覺文本和儀式文本的區隔，以多元文本超越以往單一記錄文本的研究范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由于民間文學和民俗學關系極其密切的緣故，民間文學主動向民俗學的學術轉移竟然演變為獨立學科地位的斷送。學術的繁榮與學科的發展并非協調同步，在民俗文化學的強大攻勢面前，民間文學學科出人意料地失去了獨立性，民間文學也被民俗文化所湮沒了。

與此同時，民間文學學科也脫離了漢語言文學的學科框架，進入到社會學的學科系統。教育部學科目錄的調整不能不說是基于這樣的學術現狀。把民間文學括在民俗學后面反映了當時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并非完全依據學科歸屬的內在邏輯。直至今日，學界普遍認為當時教育部取消民間文學獨立學科地位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其實這是民間文學研究現狀使然，倘若民間文學研究勢頭一直強勁的話，其學科地位不可能被撼動。就這一層面而言，民間文學研究的文學性突圍反而導致民間文學學科地位的喪失，這是學術界始料未及的。

當然，民間文學向民俗學偏移的學術轉向，或者說諸多學者放棄對民間文學的堅守，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一方面民間文學的學術范式大多過于陳舊，作家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又難以提供可資借鑒的方式，民間文學研究陷入周而復始的重復；另一方面民間文學本身的生存狀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口頭傳統興盛的現象忽然之間消失了。即便進入田野，在大部分鄉村也難以遭遇到自然形態的民間說唱和講演。而傳統的民俗則仍在持續，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一度消失了的民俗行為也得到恢復。由于諸多因素的合力，民間文學陷入困境在所難免。

正當民間文學研究處于一籌莫展的狀態時，西方送來了表演理論。民間文學并不具有表演性，它本身就是表演的。民間文學訴諸表演，這是民間文學不僅僅是“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由?！氨硌堇碚撝谥袊耖g文學研究的主要貢獻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觀念。民間文學演述的過程、行為（act/action），以及敘述的文本與敘述的環境之間的關系成為學者們討論的主要問題。然而，盡管學界對表演、語境、互文性等概念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9］，卻并未將民間文學研究帶入充滿希望的研究境界。原因在于“表演只能作為分析文本時的背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只是被作為附帶性的東西來看待的。如果文本就只是文本，演出的狀況，或社會、文化脈絡就只是作為文本的脈絡來加以并列地記述的話，那么，即使記述的范圍擴大了，也談不上是什么方法論上的革新了。”［10］表演理論把在記錄文本之外的民間文學體驗納入了進來，糾正了以往以文本作為唯一關照對象的偏向，但并沒有完全清除文本中心主義的學術理念。

四、回歸民間文學生活世界

相對于民俗學的繁榮，民間文學一度落寞。民間文學學科需要尋求新的“突圍”，突圍的方向就是從民俗學的窠臼中解放出來，還原自身獨立的學科地位和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學科目錄是一回事，爭取民間文學研究自主的發展空間是另一回事。突圍的方式還是回到民間文學本身，既不能退縮到民間文學單一的文學性，也不能重復民間文學文化化的表述，因為民間文學的文化轉型并沒有使之獲得拯救。

“民間文學”這一概念的確立是對民間生活進行文學提純的結果，表面上確立了民間文學的獨立性地位，實際是對民間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文學性的遮蔽，使大量隱含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學行為和現象被民間文學學科合法化地排斥，民間文學被慣常的概念和定義所異化。

在本世紀初，作家文學評論界提出了“大文學觀”的概念，大致側重于三個維度：近代、現代和當代文學的貫通；上層與下層文學、雅與俗文學的融合；文學與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及經濟等的邊界的適度消解。這可以說是將狹義的文學放大為廣義的文學，目的在于為文學評論和史論尋求更為豐富和深邃的學術話語，并沒有試圖回歸到文學創作和閱讀實踐本身。在民間文學界并沒有出現“大文學觀”及類似的言說行為，但“民間文學生活”概念適時地面世了。筆者在《新編民間文學概論》一書中，重新定義了民間文學：“民間文學具有其自身的學科特點，民間文學是研究民間文學生活的一門學科，是一門人文科學?！薄懊耖g文學學科的目的在于理解民眾的文學生活，說明民眾如何這樣生活?！保?1］這并非對“大文學觀”作回應，而是民間文學研究本身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就民間文學而言，無所謂“大”還是“小”，廣義還是狹義，其本身就是民眾的一種生活方式。一方面民眾沒有形成明確的表演者角色的意識，另一方面民眾的文學行為與其他生活方式難以區分開來，謂之“民間文學”完全是出于學術的考量，至于神話、歌謠、史詩、傳說、說唱等體裁也是研究者構擬出來的，與民間的文學實際沒有直接關聯，甚至不符合民間的文學實踐。民間文學生活觀并非擴大民間文學的視域，而是要讓民間文學回歸本原，是對以往把文學從民間生活中抽提出來的徹底反撥。

徹底顛覆文學本位主義，放棄民間文學的獨立性，建立民間文學即民間生活，民間生活即民間文學的真正的“大文學觀”，在本質層面讓民間文學回歸到民間日常生活世界。堅信民間所有的生活形態和方式都是文學性，或者說文學意味彌漫整個民間日常生活世界。這不僅是對文化研究范式的突圍，而且超越了民間文學學科內部以往關于民間文學邊界的劃定。最大限度地拓展民間文學視域，從根本上扭轉民俗學擠壓民間文學學術空間的局面，同時，民族志詩學能夠為民間文學所完全消化，轉化為民間生活詩學。

文學人類學學者表達了關于“文本”的重新認識：“我們說用文本，從文字文本到口頭文本、文化文本，或者心理文本、社會文本、儀式文本，都可以，就是用文本的概念來取代文學Literature。”［12］文本的擴大化旨在打通不同的文本樣態，規避文學的單一性。這種做法，仍是出于學術視域的考慮，并沒有擺脫文本類型的桎梏，其思路還未回歸到現實生活的層面。走不出“文本”怪圈的學術現象令學界重新思考“民間文學何為”的問題。文學與其說是文本的，不如說是生活本來的。民間文學的再發現直接挑戰當下正流行的文本類型（多元）觀和文本至上觀。在民間，口傳文本并不一定訴諸口頭，書面文本并非拒絕口頭表達。致力于民族志詩學書寫的魯森伯格在編輯《搖南瓜：北美印第安人的傳統詩歌》時明確指出：“通常這些部落詩歌總是屬于更大情境中的一部分，沒有理由將這些語句視作獨立的結構單獨呈現而毫不顧忌儀式事件。”［13］所有民間文學都表現為整體性的生活效應，所有文本和文本的劃分都出自學者想象的維度，并非現實生活的自然呈現，底層民眾更不知文本為何物。民間文學生活顧及現實中民間文學現象與現象之間邊界的模糊性及各種現象本身具有內在關聯性的客觀狀況，打破了并不符合民間文學實際的分類系統，促使對民間文學的重新認知，從而構建新型的民間文學整體觀和還原民間文學的活態本原。

既然民間文學原本就是生活化的，為何“民間文學生活”一直等到進入了新時代才產生？主要原因是此前并不缺乏可供研究的民間文學資源，通過采風，源源不斷的民間文學作品被寫定，“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是這方面的標志性成果。但現在的民間再也不適合采風了，所謂的民間文學作品在民間變得罕見起來，而民間文學生活仍在持續。譬如，牛郎織女傳說早已不在口頭流傳，變成了一處處的文化遺跡、景觀和炙手可熱的非遺項目，或進入到動漫、電影、繪畫、音樂、小說表現形式當中。這些顯然越過了傳統民間文學或民間文學作品的邊界。

“民間文學生活”消弭了民間世界里的文學與日常生活的邊界，不再把文學視為一種獨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審美活動。當然，更不主張用單一“文學”的方法對待民間文學生活。重新審視民間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學表達和美感情趣，文學的視角顯然是不夠用的。

可見，在一定程度上，“民間文學生活”并非學術的主動出擊，而是由民間文學的實際變化倒逼出來的。“生活世界”這一最基礎、最通常概念的運用，在應對民間文學生存變化和民間文學研究中文化語境的沖擊時帶來了新的機遇。立足于當下民間文學生活及其多樣化的表現形式，還原民間文學的本來面目，為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氐矫耖g文學生活本身，正視民間文學生活的復雜性和非審美因素的深度存在，其生活的活力才能被重新喚醒，各種研究方法才得以融通。其突破性的學術價值和意義還不止這些，“民間文學生活”的普遍認知意味著與作家文學真正分道揚鑣，文學的單一性將被拋棄，并合法性地延伸至歷史、宗教、教育、社會乃至經濟等諸多領域，差異性的研究視角隨之一一張開。在民間文學生活世界里，各學科展開對話，尋求文學與各種生產生活行為的關聯已是迫不及待。

這是對民間文學“自身”立場的挑戰。文學沒有“自身”，“自身”的是民間文學生活，而不是民間文學。這同樣會出現令民間文學學界焦慮的問題：既然諸多學科可以進入民間文學生活世界，那么民間文學學科自身的位置如何得到保障呢？畢竟這是民間文學生活，而不是其他的生活，最終的任務還是要解決民間社會的文學問題，只不過不是20 世紀80 年代以前的缺失了生活語境的“文學”。接受“民間文學生活”觀念，一些民間現實當中的文學問題便迎刃而解，諸如網絡和微信上的文學書寫屬不屬于民間文學學科研究的范圍，是否應該用民間文學的范式來對待。以往民間文學概念無力解釋不斷涌現出來的民間寫作、表演和展示，民間文學生活則順理成章地涵蓋了新興的民間表達，同時，學術維度也可以根據需要而任意調整和張開。

注釋/參考文獻

① 1991 年3 月14 日于民間文化講習班初講，1991 年10 月6 日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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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簡介：萬建中，贛南師范大學特聘“井岡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20 世紀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專門史”（編號：16ZDA16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