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瑪格南圖片社主席、法蘭西藝術院院士、法國攝影師布魯諾·巴貝（Bruno Barbey）的新書《中國的顏色》發布。巴貝曾在1973年隨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來到中國拍攝，此后的四十余年里，他多次往返中國，用相機記錄了一系列變化。在他的作品中，“人”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日前，巴貝在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的郵件采訪時回憶了在中國拍攝的場景。“印象中，70年代的中國到處都是騎著自行車的人們。如今，人們穿衣的方式已經變了，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花式風格，”巴貝說道，“你會從中發現一些轉變，比如個人主義正在逐漸取代集體主義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分。”

布魯諾·巴貝

今年78歲的布魯諾·巴貝是生于摩洛哥的法國人。他曾在瑞士沃韋應用藝術學院學習攝影和平面設計。上世紀60年代，巴貝加入瑪格南圖片社，1992年至1995年間任主席。巴貝曾游歷五大洲，拍攝過意大利、土耳其、摩洛哥、中國等不同國家的文化風情，也曾親歷數不清的軍事沖突，記錄下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戰場故事。2016年，巴貝當選法蘭西藝術院院士。

1973年，法國時任總統喬治·蓬皮杜訪華，巴貝作為隨行記者為中國拍攝了一系列照片。訪問結束后，巴貝延長了簽證的停留期限，繼續記錄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四十多年來，他幾十次往返中國，用相機定格每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在《中國的顏色》一書中，根據時間的變化而排列的一張張照片讓人跟隨巴貝穿梭于不同的時代與城市。

天安門廣場上的解放軍 北京，1973 年

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熱烈歡迎法國總統蓬皮杜 北京，1973 年

巴貝是瑪格南圖片社最早開始使用彩色膠片進行拍攝的攝影師之一。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的柯達克羅姆反轉片已經捕捉到舊時皇城北京的干燥空氣和上海黃浦江兩岸的潮濕弄堂，記錄下悠然自得的成都市井和熱鬧自足的桂林田間。到了2000年以后，他的鏡頭下出現了在各地旅游的中國游客，城市街頭醒目的廣告牌取代了昔日墻上的宣傳海報和口號。

三個男人在“香”字下吃冰棍 北京，1973 年

露天采耳 成都，1980 年

在巴貝的攝影中，“人”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題：下跳棋的中學生、在雜糧店門口排隊的市民、收割莊稼的農民……他的照片捕捉著人們的日常，“我喜歡拍攝人們身處他們最自然的環境中的狀態，”巴貝在采訪中告訴澎湃新聞，在他看來，“不介入”是拍攝人物時的重要原則，“我在拍照片的時候從來不會主動征求被拍攝者的同意，拍完以后再去問許可，這樣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攝的原汁原味和真實性。”

中學生 上海，1980 年

在議價雜糧店排隊 上海，1980 年

澎湃新聞：最近您出了新書《中國的顏色》，怎么理解這個標題？相較于其他國家，您覺得中國的“顏色”是怎樣的？

布魯諾·巴貝：我第一次來中國是“文革”期間，當時人們大多穿著千篇一律的衣服，不是藍色就是灰色。印象中，70年代的中國到處都是騎著自行車的人們。如今，人們穿衣的方式已經變了，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花式風格，人們更多喜歡穿彩色的服裝，似乎以此來體現自己的講究。

天安門的破曉時分 北京 1973年

青島啤酒節 青島，2015 年

澎湃新聞：在早期的系列中，您拍攝的主要是黑白照片，后來轉向了彩色照片，這一轉變是怎么發生的？

布魯諾·巴貝：60年代，由于膠片沖印等問題，彩色攝影在雜志上無法很好地得到傳播，大多數攝影師拍的也都是黑白照片，我也不例外。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前往巴西的長途旅行中被當地的色彩所吸引，開始決定拍攝彩色照片，此后，我又去摩洛哥拍攝彩色照片。摩洛哥是我的出生地，那是一個光線充足、色彩斑斕的地方，亨利·馬蒂斯曾說，“每次去摩洛哥，我的調色盤都要換一次”，摩洛哥給了我許多啟發。

桂林，1980年

澎湃新聞：人似乎是您攝影中的一大主題，相較于風景，您為什么更喜歡拍人？在您的攝影中，人常常是直視鏡頭的，您如何與拍攝對象進行溝通？

布魯諾·巴貝：我覺得人可以最好地揭示一個國家的精神。我喜歡拍攝人們身處他們最自然的環境中的狀態。

第一次來中國的時，我在四川一個小村子里面看日出，走著走著感覺有點奇怪，一回頭發現身后跟著兩三百個人。我是會有一種預感，覺得鏡頭里面的那個人要走到鏡頭里面來，然后就拍到了。如果真被人家發現了，那我就裝傻。其實我在拍照片的時候從來不會主動征求被拍攝者的同意，拍完以后再去問許可，這樣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攝的原汁原味和真實性，在街拍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介入。我會強迫自己拍攝人們最自然的狀態。當然，我也拍攝肖像，但只有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才會介入拍攝場景。

幼兒園 上海，1980 年

澎湃新聞：在一次采訪中，您提到自己常常用大廣角來拍攝人群。而在新書中也有許多集體或是人群的照片。為什么喜歡拍攝人群？

布魯諾·巴貝：我確實喜歡使用大廣角來拍攝人們和他們的周遭環境。我之所以喜歡拍攝人群，是因為人群具有一種平面圖像的美感和感染力，這一點在中國尤其如此。

澎湃新聞：您拍攝過不同國家的人們，您在拍攝的時候，是將他們當做整體還是一個個個體看待的？

布魯諾·巴貝：我不會有預設的觀念，比如這是中國人，那是印度人，我只是拍攝他們本來的樣子。當然，在這本關于中國的攝影集中，有過去的老照片，也有一部分近年拍的照片，你會從中發現一些轉變，比如個人主義正在逐漸取代集體主義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分。

在公園里拍照 上海，1980

澎湃新聞：書中有一張照片給人印象深刻：一個男子坐在大佛的腳趾上。您能描述一下當時的場景嗎？您是如何對人和周圍環境進行構圖的？

布魯諾·巴貝：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情形。在今天，坐在大佛的腳上是被禁止的。我猜想，這可能是具有宗教意義的“紀念碑”，而在特殊時期，人們對于這類事物沒有什么尊重。

為了獲得最佳的構圖，我會做大量的移動，直到找到最理想的拍攝角度為止。

坐在樂山大佛的腳趾上 樂山，1980 年

澎湃新聞：在“中國”系列中有許多人們在某些標語前面練太極或是做早操的場景，您知道那些標語的意義嗎？您在進行這樣的拍攝前是否會進行研究，還是更多地出于直覺？

布魯諾·巴貝：我在巴黎的法國檔案館讀過有關中國的文獻。我會對記錄這些海報感興趣，是因為我了解到那是當時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后來，我才知道其中的意思，它們的含義與那些打太極拳的人緩慢的動作正好相反，是一種有趣的反差。

澎湃新聞：相較過去，您現在使用什么相機？隨著技術的發展，您覺得如今的攝影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揭示或者記錄真實的世界？

布魯諾·巴貝：過去，我使用膠卷相機拍攝，如今當然也開始用數碼相機。相比過去，我覺得新的數字技術確實能夠帶來更大的創造力。另一方面，今天的照片可以被輕易地篡改。

世博會期間外灘上一對情侶 上海，2010 年

澎湃新聞：如今，智能手機和輕型相機能夠讓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攝影師，而與此同時像瑪格南那樣的新聞攝影似乎在衰退。相較過去，您覺得職業攝影師在今天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布魯諾·巴貝：的確，新聞攝影正在日趨衰微。比如，在戰爭時期，那些扛著相機記錄戰爭并與之共生的記者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攝影師沒有那么獨特，而且大多數人都會看電視。但是，一張好的照片還是可能會成為讓人記住的文化標志，而電影做不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