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華誕。我所在的工作單位《文藝報》有幸同祖國一起過生日，因為它創刊于1949年9月25日。

70年前，我是一個學生，在重慶解放時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此當了30年的文藝兵。“文革”后，百廢待興,復刊不久的《文藝報》缺人手，我便申請轉業，從海軍調到《文藝報》工作。報到那一天是1979年6月9日，正是文藝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為新人新作鳴鑼開道的忙碌時期。

創刊70年，我在《文藝報》度過了40年時光。我來《文藝報》時已經49歲。不僅年齡偏大，而且是一個搞創作的，能做編輯嗎？主編馮牧同志曾就我“改行”一事說過這樣的話：“搞過創作的人來編刊物也有個好處，就是懂得創作的甘苦，對待別人的作品能手下留情，不至于亂打棍子。”這是對我的鞭策，至今不曾忘卻。

1979年3月我去了一次北京東四禮士胡同《文藝報》的辦公地，那是向文化部借用的兩間房，十分擁擠。5月再去時，辦公地點已搬到北京沙灘北街2號文化部大樓中，一部分同志在樓前的地震棚里上班。那天我認識了另一位笑容可掬的主編孔羅蓀同志，分工藝術評論稿件的文椿同志對我說：“辦公室里已經擺好了你的桌子，快來上班吧！”猶如一股撲面而來的春風，讓我感到了溫暖。

我到《文藝報》后，立即與文椿、楊天喜同志一起組成復刊后的藝術評論組。6月13日報社宣布召明同志為我們組的臨時負責人，4人就在一個房間里工作了。召明是老《文藝報》人，文椿和楊天喜是多年同藝術界打交道的老編輯。他們對于我這個“改行”而來的老兵新手給予了熱情幫助、關懷備至。我們各自編完的稿件都彼此傳閱，毫無顧慮地提出進一步修改的意見或建議。藝術創作的門類很多，每人只能有一個大致的分工，忙不過來時都是全組一盤棋，互相補臺的。雖然1980年召明調往報社辦公室，天喜同志在退休之后病故，但我們在藝術評論組結下的友誼是永存的。

到《文藝報》工作后，讓我感到最突出的一個特點，便是學術空氣的厚重與實在。每期刊物的編前會、編委會，都是從主編到副主編到編輯組，發行組、辦公室全體人員都出席。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文藝界的重大事件、新作品的介紹、各種現象與問題的來龍去脈、主編的決策與組稿計劃、讀者對刊物的反應、編輯部內對重要問題不同看法的爭論，都能在會上聽到。參加這樣的會，我總是感到新奇，激動而又收獲滿滿。我在《文藝報》上發表的第一篇短評是評論海政話劇團的《為了祖國》。這篇題為《僑胞的心聲》的文章共1700字，刊登于《文藝報》1979年9月號上，從看戲、讀劇本，到寫初稿，聽取同事和領導的意見，修改完成，歷時52天。

在《文藝報》當編輯，一大任務是要想方設法發表中國文壇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評論家的高質量文章。我約名家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戴不凡先生的《〈大風歌〉小贊》共6600字，發表于《文藝報》1979年10月號上。為組稿計劃的落實，我先閱讀了陳白塵先生的話劇劇本，8月16日期間去人民劇場觀看了中央實驗話劇院的演出。8月30日上午，我到戴不凡先生家中拜訪、約稿，當時他正在家中病休。他同意寫這篇文章，但又說看過劇本，未看過演出。當天下午我到二七劇場，代編輯部購買到9月1日、2日兩晚的《大風歌》戲票30張。除了安排戴先生9月1日看戲外，報社的同事們也觀摩了此戲。我托一位朋友從《紅旗》雜志社資料室借來江蘇省刊物《群眾》1979年第3期，上面刊登了陳白塵《大風歌》創作經過的文章。此刊物于看戲時交給戴先生，以供其參考。9月5日上午，我第二次去戴家，他不在家，留下了《群眾》雜志，讓他的女兒還給我，并轉告我：“一個星期交稿。”9月17日上班時，我見到了他托人送來的《〈大風歌〉小贊》一文的手稿。10月12日，讀者在新出版的《文藝報》第10期上見到了這篇見解透徹、功力深厚的文章。不料想4個月之后的1980年2月18日，戴先生竟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去世，年僅58歲。3個月之后，我到華東了解戲劇創作情況，5月28日見到陳白塵先生，他感慨地說：“戴不凡的文章見到了，他還給我寄了一本《小說見聞錄》，還沒收到他就去世了，很可惜！”

作為一個編輯，如何處理好本職工作與業余寫作的關系？馮牧同志在1984年1月13日下午召開的編輯部全體同志會議上，做過一次語重心長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說：“凡是走上編輯崗位的人，沒有不愿意成為理論家、批評家的。許多大文學家都做過編輯。想當文學家、批評家，這是正當的愿望。但是要達到這一愿望，首先要學好編輯本領，使自己具有文字水平、理論水平、分析水平。年輕的同志應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為一個熟練的，熱情的、有分析能力的編輯。識別、判斷作品的能力，這是永遠不能滿足的。”

我覺得，這是主編馮牧同志發自內心的金玉良言，愿以此作結，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