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一個有著極強破壞力量的畫家，他的作品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怪誕的、充滿痙攣和恐怖的人物形象。那些隱抑著的吶喊，展露了人類的痛苦掙扎與無助……

近期，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場關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展覽，展示艾略特、康拉德和埃斯庫羅斯等文學人物如何塑造了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

如果“優秀的藝術家借而偉大的藝術家偷”，那么弗朗西斯·培根就是一個特別精明的小偷。從迭戈·韋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 ）的黑暗天主教形象到畢加索支離破碎的視角，影響他的藝術家列表長達一英里。

但是，文學對培根藝術的影響也許比任何繪畫藝術都大。他從別人的悲劇、思想和小說中發跡。

弗朗西斯·培根在巴黎，1984年

“我稱它們為我的想象素材，”1991年，他在最后一次采訪中對法國攝影師弗朗西斯·賈科貝蒂（Francis Giacobetti）說。他指的是他收藏的大量書籍和照片。“我需要形象化的東西，把我引向另一種形式。那些引導我走向其他形式或主題的事物、細節、圖像，它們影響我的神經系統，改變基本的想法。”

“培根：書籍和繪畫”是巴黎蓬皮杜中心于9月舉辦的一個新展覽，展出約60幅培根的畫作，研究文學是如何影響他的作品的。展覽將展至2020年1月20日。

展覽策展人迪迪埃·奧特格（Didier Ottinger）說，“我有一種感覺，把這些書放在一起，就能讓人真正了解培根的作品。我希望大家能發覺，’哇，這個人不是用書在做裝飾。’”

培根作品（局部）（1970）

培根在倫敦的工作室里有一個巨大的圖書館，書架和地板上都散落著書籍。自1992年他去世以來，書籍中的約1300冊現在屬于都柏林三一學院。

培根閱讀、標記并經常記憶埃斯庫羅斯、莎士比亞、讓·拉辛、巴爾扎克、尼采、喬治·巴塔耶、弗洛伊德、T.S.艾略特、約瑟夫·康拉德、普魯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1966年，在接受英國藝術評論家大衛·西爾維斯特的采訪時，這位畫家說，他“用心”認識其中一些人。

培根的朋友兼傳記作家邁克爾·佩皮亞特在一次電話采訪中說，“就像他對米開朗基羅和韋拉斯開茲等偉大藝術家的品味一樣，培根的文學偶像也往往是他藝術上的紀念碑。”

1963年與培根成為好友的佩皮亞特（Peppiatt）補充說，培根最喜歡的一些作品——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艾略特的《四重奏》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是“文學的孤立高峰，而培根也是他自己那種孤立的高峰”。

他所喜愛的作家之間有一條共同的紐帶是，他們反對當時的價值觀，反對教條，無論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它們不會被強制執行。培根亦是如此。

《研究公牛（1991）》，創作于培根去世的前一年

對這位藝術家來說，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早期生活被從眾所扼殺。培根1909年出生在都柏林的一個豪華家庭：他的父親安東尼·愛德華是一名軍事上尉，他的母親克里斯蒂娜是煤和鋼鐵產業的繼承人。

培根的家庭關系緊張，尤其是他的父親，他發現十幾歲的培根好幾次穿著女裝。1926年，培根與家人關系惡化，離家出走，兩年后在倫敦定居。他的同性戀以及后來的無神論使他一生與其保守的家庭不和。他幾乎一直在尋找一個父親的形象，在這個過程中利用妓女和情人，并經常陷入虐待關系。

書籍成為畫家創造自己新形象的一種方式，并在他缺乏指引的地方找到了方向。

“他非常喜歡赤裸裸的悲劇故事，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悲劇故事，”佩皮亞特說。“他在尋找其他也往下看黑暗的人。”

《喬治·戴爾鏡中的畫像（1968年）》，作品展示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情人，他于1971年因藥物和酒精過量而死亡

巴塔耶的作品為培根的性取向打開了大門；尼采給了他一條不依靠宗教信仰而通往存在意義的道路；埃斯庫羅斯給培根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方式來想象他自己的個人悲劇，其中包括他約8年的伴侶喬治·戴爾死于吸毒和酗酒過量。

特別是埃斯庫羅斯，在培根的生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培根相信，沒有哪個作家能像他那樣捕捉到悲劇。1985年，培根在接受英國電視臺采訪時說，這位希臘劇作家的一句話“人血的惡臭向我微笑”讓他想起了“最激動人心的畫面”。

此次在蓬皮杜展出的培根于1988年繪制的《1944年三聯畫第二版(Second Version of Triptych 1944)》，畫面由無實體的嘴和幾副殘忍的牙齒組成。結合了培根對埃斯庫羅斯暴力措辭的喜愛，以及巴塔耶作品中對性的坦率。策展人奧特格說，這幅畫就像展覽中的許多作品一樣，是對培根個人內心惡魔的間接調查: 在這個例子中，是他的性取向和戴爾的死亡。

由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忒亞》啟發的三聯畫（1981），畫作對希臘悲劇的暴力描寫

培根有時會明確表達自己的文學靈感，比如1981年的《靈感來源于埃斯庫羅斯書籍“俄瑞斯忒利亞”的三聯畫》（Triplych inspired by the Oresteia of Aeschylus），它描繪了一場分為三部分的悲劇，有殘缺不全的尸體、剝落的后背，以及一具似乎把一頭母鹿的頭放在盤子里的尸體。

在其他時候，培根對所受到的影響表現得更為微妙。

奧特格說，在1988年的《人體與肖像研究》(Study from the Human Body and Portrait)中，培根從艾略特《荒原》中豐富的詩歌片段獲得靈感，用氣溶膠顏料和字體干轉印創作了一幅多層次的畫作。他說，這反映了史詩“支離破碎的結構，以及語言和多個故事的拼貼”。

由T·S·艾略特的《斯威尼·阿岡尼司帝斯》(Sweeney Agonistes)啟發而完成的三聯畫

專門研究培根的藝術歷史學家凱瑟琳·豪伊（Catherine Howe）在采訪中說，“培根對這種打破現代主義規則的行為很感興趣，也就是人們如何通過改變畫作來傳達一種感覺。他經常引用瓦萊里的話，說’我在傳達相關的感覺，而不只是無聊的表達’，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繞過敘事的概念。”

這意味著，有時這位藝術家對文學的引用基本上是難以理解的，比如1967年的《三聯畫》(tritych)，靈感來自T·S·艾略特的《斯威尼·阿岡尼司帝斯》(Sweeney Agonistes)。在這幅由三部分組成的畫作中的的兩幅內，情侶們在綠色的地毯上嬉戲，而中央部分，一具動物尸體靠在一扇窗戶上。這是色情和令人不安的，但這與艾略特未完成的詩劇有什么關系還很難說。

《紀念喬治·戴爾》，1971年的三聯畫局部

“他不喜歡對自己作品的單一解讀，”豪伊女士表示，“所以我不認為培根會想要一個直接的文本比較。更重要的是它給他留下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完全是個人的。”

佩皮亞特回憶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他幫助培根在巴黎找到了一套公寓，當時佩皮亞特是一名藝術作家和編輯。他們一起吃了一頓又長又累的午餐，佩皮亞特還記得這位藝術家在家里待了幾個小時，翻看成堆的照片、雜志、書籍，“任何舊東西，”他說。

他說，大約在那個時候，培根把自己描述成“像一臺研磨機器:所有東西都進去，然后被磨得很細膩。”培根對生活的看法很悲觀，他最喜歡的書籍和詩歌證實了這一點。佩皮亞特補充道，培根熱愛文學給他帶來的東西，即“我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為什么在這里，我們發明自己的目的，再發明自己的動力和目標。然后，突然，我們走了。”

展覽將展至2020年1月2日。

（本文作者系《紐約時報》評論員。）